利用在美国访问的机会，日前，笔者再次去法庭旁听了一次陪审团的遴选，深感美国陪审团的机制之所以能有效运行，与美国社会中公民对司法所持有的合作精神，有着重要的关联。
首先，当一个特定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需要陪审团审理时，法院的陪审团部门会在所在地区的选民中随机地挑出一些人来，通知其到法庭来接受遴选。尽管无故不来者肯定会受到相关的法律制裁，但美国社会似乎已形成一种习惯，那就是担任陪审员是公民的一种义务。因此，每次被通知到的人都能如期来到法庭，不管其身份如何。
我这次旁听时，发现前来的50个人中就有教授和律师，他们与普通民众一样，耐心回答法官的每一个提问。
其次，在陪审员的遴选过程中，需要公民的合作精神。一个陪审团的选出，再顺利也得花上半天时间。法官要逐个问明每个人的情况，包括各自的职业、业余爱好、阅读范围、家人或亲戚中有无执法人员、有无被害经历、是否被定过罪，是否认识被告人，能否保证自己公正断案等。这个过程冗长而乏味，但没有谁不耐烦。更重要的是，每个人的回答都靠自觉。
例如，这次有一个人就说自己的英语不好，不能全部听懂法庭的发言；另有一个人说自己曾经是犯罪的受害者，不能保证自己公正地断案。于是，这两个人很快被法官淘汰掉。我中午在与该法官就餐时就问他，你怎么能保证这两个人说的是实话？如果他们撒谎呢？法官对我的提问似乎觉得有点奇怪，略一思考后说：虽然如果查出他们说谎，法律可以惩处，但事实上他不可能去查明，好在他不相信他们是在撒谎。
但是，我有一个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朋友，他就告诉我，有一次当法官问他能否公正断案时，他因为生意在身，怕耽误时间，就故意说自己不能保证公正断案。这样当然就被淘汰掉了。我听后忍不住想：若每个人都这样，陪审团岂不是无法组成？
再次，通过陪审团审理的案子，由于所有的证人都要到法庭来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讯问，以便陪审员能据此对案件事实做出判断，因此审理的时间往往漫长。这次我旁听的这个案子就审理了一周半，听法官说这还不算长。在这段时间里，陪审员要放下手中的工作，专一于案件的听审。而且，审理中的许多环节都需要陪审员配合，如法官告诉陪审员，私下不要去与自己的家人议论案子等。
当然，美国公民对国家司法的这种合作精神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我想就深层次来说，还是依赖于其制度支持。
这种制度支持又表现在多方面，如陪审团审理案子期间，除了雇主要准假和照发工资，每人每天还会得到一些补贴。这样看，没有所在单位的支持和国家财力的支持，陪审团制度也是运作不起来的。
又如，每次选择陪审员时，法官对确时有特殊情况的，都会放其一马；即便在审理过程中，还有后备陪审员，以便万一哪个陪审员临时因故不能参加，就可以替补上去。
我甚至想，今天这种合作、诚信文化的形成，最初可能也是来自对那些不合作者、撒谎者的惩罚，久而久之，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就把这种义务和责任，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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