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多瑙河
在布达佩斯期间，这里的中国朋友大薛、小李建议我骑车去附近小镇Szentendrei一游，并热情相陪。
大薛和小李是夫妻，在布达佩斯30年了。
是日，大家相约碰头，除了他们夫妇，还有他们的两个员工Cseni、Kitti，都是年轻中国女孩。Cseni和小李坐公车去，我和大薛、Kitti骑车。
先租车，一辆车300福林/小时，相当于一小时6块多人民币。
去Szentendrei的自行车道就徬着多瑙河，一边骑一边回想小时候看的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虽不是同一河段，但两岸树荫掩映的河道何其相似啊，就差那条“724号”货船了。大薛是骑车达人，在国内骑过海南岛。听我说朝圣之路有骑车的，跃跃欲试，表示一定要去骑一次。一路骑骑看看，2小时后抵达古镇Szentendrei。 逛过小镇，又坐摆渡船去对岸小岛午饭。
回程快，1小时16分就到了租车点，其实也就20公里不到。
大薛和小李
大薛和小李都是上海人。大薛的弟弟小薛最先到匈牙利，那是在1989下半年。没多久大薛也过来了。兄弟俩深耕匈牙利30年，从帮助华人处理各种当地事务起家。
“那个时候也不叫事务所，就是'小薛大薛’。布达佩斯全知道，一说'找谁了？’'找大薛小薛。’”小李说。
“那你又怎么过来的呢？”我问小李。
“我和大薛原来在上海就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呀。”小李的普通话里有明显的上海腔。她说她也说不清和大薛算不算谈朋友，那个时候才十八、九岁。
“九十年代上海出国热，我本来是想到日本的。”
小李想去日本不成 ，正好这边大薛又喊她过来。
“那个时候谈恋爱主要是写信，接打国际长途很不方便。正好我家隔壁邻居有台湾亲戚，家里条件好，装了电话，知道我的情况，就说'打到我家来’。有时候那边来电话，时差关系，这边是深更半夜了，人家来敲敲门'妹妹，来电话了。’我跑过去接，电话在人家床头，冬天，人家倆口子在被窝里，我能说什么，只能'好好好，知道了’，就挂掉。”
1995年小李到布达佩斯和大薛团聚了。3年后倆人回上海领证结婚。
如今兄嫂加小叔子共同打理一家事务所，在布达佩斯唐人街。我那天找过去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醒目的招牌：
事务所受理华人在当地的各种事务、劳资纠纷、法律咨询、身份居留等等。
“只要有问题都可以来。”小李说。
匈牙利政府机构也经常找他们干活。
“刚才警察局来电话要大薛去翻译，一个华人小偷在华人超市偷酒被抓到了，要他去翻译。”
在匈牙利做事，语言优势很重要，这方面大薛小薛都毫无问题。他们那个年轻员工Cseni虽然是中国女孩，但生在匈牙利，用小李的话是“喝凉水长大的”，语言更是完全本地化。他们还雇了个匈牙利老太太，那天下午我和小李正聊天，老太太过来打招呼要下班了。
“匈牙利人就是这个习惯，说早上8：30到下午4：30，都是9点才来，下午4点就要下班了。你也不能和他认真，就算了，只要活干完。”小李说。
但是很多华人雇主做不到小李这样达观、宽容，为此经常引发劳资纠纷来求助小李的事务所。小李说，匈牙利人也很精明，会留一手，一旦和雇主翻脸了，就会到税务局举报平时留意到的雇主的违规行为，最后还是雇主一堆麻烦事。
匈牙利鼓励生育，有各种保障政策。
“工作女性，从孩子生下到2周岁，可以不上班，享受国家补贴，其中1/3由雇主出，而且不得辞退。”小李说。
“然后等到2年快满了，她又怀上了，然后又是一个轮回。如果生个3个4个的，等于雇她的公司要一直养她下去了。
“都是不想干活只想拿钱，都这样想，国家能好吗？所以匈牙利也是经济不怎么样。”小李说。
中国人又是另一个极端，能吃苦，想赚钱。
我在布达佩斯唐人街逛了一圈，觉得规模还是蛮大的。大多是做服装、小商品批发。
一个摊主说，主要是匈牙利人来吃，“我们在他们那里打广告的。”
茅台的价格可以算，去查一下匈牙利福林和人民币的换算就行了。
小李说，布达佩斯华人市场最火爆的是90年代初期，当时是整个东欧的中国商品集散地。
“因为匈牙利族人遍布东欧各国，都来布达佩斯进货拿回去卖。后来不行了，那个市场也没有了。”小李说。
“总体来讲，中国人在这边的实力比过去还是强，很多都是自己独立门店。”大薛说：“我在匈牙利有的地方看到，有的商场一开就是几千平米。有的都是把房子买下来的。”
中国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确实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改开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已经证明。
同时中国人的顺从、服帖，也是出名的。只要想想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岁月农民宁愿忍受物质极大匮乏也不敢种“资本主义的苗”就知道了。
至于大薛、小李夫妇，已经完全习惯了匈牙利的生活。
“这里生活简单。”他们说。
这句话这一路过来听很多华人说过，每次都会让我想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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