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时候一见面先得互相挤兑挤兑,创作者不都这样吗?”
宁浩说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终于打入了“坏猴子72变计划”的内部。
这是中国最受关注的青年导演计划之一,在过去近4年里推出了《绣春刀 II 修罗战场》《我不是药神》《受益人》3部话题性电影,还有《云水》征战国内外电影节。
影院歇业,行业停滞,这些导演在干什么?
宁浩第一次和坏猴子旗下多位签约导演文牧野、申奥、曾赠、白宇、王立凡、王子昭、吴辰珵、夏鹏、赵大地、周涤非、温仕培接受采访,向第一导演(ID:diyidy)全景式地展现了“坏猴子72变计划”从成立到如今疫情中的处境。
这个庞大的采访中,包含了坏猴子的日常和秘密。
使我们不得不相信,如果中国电影势必要出一批好导演,那么他们一定位列其中。
01
宁浩是第一吸引力,尊重是第一生产力
回到故事原点,好像没有哪个青年导演能够拒绝坏猴子递出的橄榄枝,因为宁浩的招牌实在够分量。
给《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影》做过视效总监的白宇“想都不想就来了”。
毕业于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的赵大地(《恶魔老王》《失眠症》),用“特别荣幸”来形容加入坏猴子的经历。
凭借《塑料金鱼》拿到北电摄影系金奖的吴辰珵,那年正好赶上宁浩当评委,主动找了她。她评价宁浩是“原创、本土化、艺术性和商业性总体水准很高的一个导演”。
吴辰珵《塑料金鱼》
连接中美制片界的周涤非,跟宁浩合作过《疯狂的外星人》,称宁浩“言必行,行必果”,“在变动这么大的行业里,他是说话算话的这么个人。”
当然,个人魅力不能当饭吃,一个导演的手艺和风格也不可能转移到另一个新导演身上,公司化运作一般也都有无情的KPI。
《云水》的导演曾赠,就接触了快一年才决定加入坏猴子。
她2014年毕业,正赶上中国电影热钱涌入的时期,市场一片红火。
凭借短片《一日英雄》入围十多个国际电影节的王立凡,回忆当时市场抢夺年轻导演的盛况——
“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我放了个片子做完阐述后,一下台收到了三四十张名片。等你到了北京,去他公司聊,发现什么项目也没有。”
一个年轻导演的选择有很多,也很少。
曾赠说:“能够真正给到你机会,能够真正帮到你创作的(其实有限)。最后加入坏猴子,第一还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因为过来就可以很快进入创作,同时也给你很大的创作自由和宽容度。”
王立凡的观点也一样:“那是中国电影钱最多最热的时候,但坏猴子一直坚守着把导演当创作者。”
曾赠和王立凡
估计这套理念对申奥(《受益人》)来说还不算致命诱惑,他是被另一个逻辑说服的。
宁浩告诉他:“导演不是一个一个出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批一批出的,你们就要做这一批人,互相搭梯子、抬轿子,一起往上走。”
申奥当时就信了。今天看大概是这么回事。
申奥
他的学弟,凭借一部短片《大无畏》成名的王子昭,加入理由就很简单了:“我主要就是看申奥签了。”
王子昭在《大无畏》中
这一批互相搭梯抬轿的人,有很强的共性,用申奥的话说:“都挺个性,都挺逆反。”
宁浩在签约之初就告诉过所有人:“我签你们进来,不是让你们成为宁浩,是让你们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02
互相挤兑,互相长劲
加入坏猴子,给每个青年导演都带来了直观的改变。
知名厂牌的背书,带来更多的行业关注和信赖。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宁浩跟我们说,他很少给新导演提意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太会。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非要这么干,我也不拦着。”
这一点很快被证实,几乎所有受访的导演都提到了平等、自由、尊重。王立凡说,宁浩更多是“引导你怎么找寻自己内心最喜欢的那个点”。
早期大家还能有点学生跟老师的样子,处着处着就成哥们朋友了。
宁浩亲自爆料:“创作人天马行空,往往是情绪间的对撞,有时候一见面先得互相挤兑挤兑,互相骂一顿。”
吵架是经常的,但也有“听老师话”的时候。
周涤非说:“几次下来都证明他是对的,这挺神,是个服气儿的过程”
申奥对这个过程可能有点上瘾:“最开始挺不服气的,后来挺期盼的,每次写完一稿心情很复杂,给不给他看呢?”
这几年里,他们都在坏猴子得到了不同的成长和帮助。
对于文牧野来说,宁浩是一面镜子,“能够让我更快速地看清自己的状态,这一点特别重要。”
宁浩、文牧野、徐峥
王子昭把拍电影形容成盖房子,自己以前总想着装修成什么风格,但宁浩教会他先打地基立柱子。这也是很多青年创作者面临的“剧本结构”问题。
赵大地和曾赠很像,都对“职业性”有了更好的认知。
他说:“学生时代可以胡思乱想、怎样都行,但真做项目时,很多人、很多精力都使在上面,责任更多。”
曾赠以前认为走电影节是自己唯一的路,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
宁浩对她说过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所有创作都是你跟世界对话的方式,你需要想好你在跟谁对话。”创作由此决定,而不是由某条固定的路决定。
申奥认为自己经历了三个阶段:满招损—谦受益—知耻而后勇。对他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练级”。
宁浩告诉他:“写剧本务实可能就务一年,务虚要务三年,男人太快不是好事。我为什么要拍?这个事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比拍什么重要得多。”
吴辰珵原来学的是水彩和摄影,精于视觉,现在她认为自己在创作上的眼界有了很大变化。
“他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比如当下的国情是怎样的,在国情之下,观众普遍生存状况是怎样的,他们的情感共鸣和需求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选材。他给你引导,让你自己推导出一定的方法论和规律。”
每个导演都有不同的成长,坏猴子把这些归纳为同一个标准“有想法,有审美,作品兼具本土性和当代性”。
宁浩对所有的导演,也只有一个要求:“尊重自己就行,电影到最后都是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
03
疫情下的储备库,多元、坎坷和重新思考
疫情没结束,但创作一直在继续。
宁浩自己的电影,是即将开拍的《我和我的家乡》,跟《我和我的祖国》类似,多段式影片,计划国庆上映,宁浩担任总导演。
除了这片,宁浩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寻找我自己的创作方向,整个全世界都在气氛上有点儿变化,好像没有原先那种全球范围的开放,大家都有点儿紧张。”
世界变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也就变了,创作也要变。至于变成什么样,宁浩还在琢磨。
72变计划中的导演,项目进度各有不同,但多少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温仕培的《热带往事》在做后期。夏鹏的《南方无犬》本来是疫情前确定的项目,因为疫情的关系要重新找取景地、演员和剧组成员。
赵大地正在做一个抑郁症题材的短片,和他之前的短片《失眠症》相似,“讲健康有问题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
他把分镜头的逻辑形容为做梦的逻辑,因为梦都有分镜头,“视听语言是很自发的”。
白宇的《越女剑》显得很出挑,改编自金庸的短篇武侠小说。当时他和太太去香港,面对面和金庸先生谈下了版权。
1987年亚视作品,《越女剑》迄今唯一一次影视化
影片可能会以“侠”为核心,进行奇幻化的展现。
白宇为《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等众多大片负责过视效部分,是个实打实的视觉系导演,看剧本也是视觉系。
“我读剧本,宫殿、环境、打斗都需要出现画面。这个人从左边走到右边,我的脑海中他一定要走过去。该用10秒走过去,我要把那10秒给他。”
没定稿的剧本,他轻易不敢读。
疫情期间,在武汉经历发烧危机的吴辰珵,终于往前迈了一大步。(点击查看吴辰珵武汉期间的专访)
“以前会很小心翼翼,很在乎别人的看法,但是疫情让我觉得,人生无常,一定要抓紧每分每秒,怎么想的就去实现出来。”
她正在做一个女性题材,是类型化尝试,希望获得更多受众和共鸣。
周涤非在做的项目叫《小混蛋》,讲述一个丧夫女性的当代故事。他认为电影的第一属性是娱乐,所以整部电影有“过山车”式刺激感和反转。
曾赠的新片是一部奇幻喜剧,讲述父子关系。她比较习惯直觉性选择和临场发挥。
和而不同,申奥就觉得直觉不可靠,调研和数据更可靠。
他跟宁浩一样,不爱睡觉,精力旺盛,同时4个故事在操作,有惊悚片,有体育片,进度各不相同。
“因为在第一次创作(《受益人》)中吃亏了,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万一漏了,一篮子鸡蛋都打了。所以分开装、分开种。”
仅仅通过采访,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变化和决心。
“《受益人》的时候我没想得很清楚,新片我想得非常非常清楚。最基本的就是,我要把我对电影的认识放到我的作品里。最重要的是,我要把我所有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值,哪怕办不到,我要踮着脚,我要跳起来,我要努力地够,但别是一个我弯腰就能够到的。”
这部新片是关于一个人质的故事,偏动作感,或许可以好好期待。
王立凡除了一部短片,还有两个长片项目,拳击和地铁。他走得比申奥快点,已经开始考虑是否放弃“拳击电影”,因为那个点若即若离。
他喜欢的创作方式,是跑到商场里观察生活、观察别人。有时候明明吃完饭该走了,但会因为旁边桌很有意思,继续赖在餐厅。
王子昭就不琢磨出门观察生活,“现在素材搜集会比以前要方便得多了,躲都躲不掉。我朋友圈、微博都关了,也还是会获取信息。”
跟宁浩学完剧本结构,他讲自己的新片,特别条分缕析:皮是父子关系,深一层是中年危机,核是幽默。
他拍电影只有两个目标:第一个取悦我自己,第二个取悦我(在电影艺术上)认可的人。
宁浩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只要是优质的就支持,不用去区分它是市场的还是艺术的。”
04
行业洗牌,残忍中带着希望
回到当下的疫情,电影行业的危机已经无需赘述,仅在第一季度,全国有6600多家影视文化机构注销。
电影行业的未来会是怎样呢?
白宇预测,自己在温哥华的视效公司会在下半年出现空档,因为上半年全球开机/完成拍摄的项目很少,可能要通过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完成周期相对短的项目来填补空缺。
王立凡发现,朋友圈里一些演员、副导演、制片,已经在疫情期间转行。
“现在是很惨烈的状态,这个行业从业者少了很多,但是留下来的,肯定都是真正爱电影的人。”
他同时觉得电影院会发生大的变化。过去数年电影行业疯狂扩张,让他所在的小城几乎每隔1000米就有一个电影院。
但相当一部分影院都很小,只有五六个厅,大部分厅只能坐30多个人,银幕尺寸也很小。
“这些影院可能会被洗牌,很残忍,可能最后只有那些大的院线会留下来,但厅和银幕会更大。”
周涤非认为电影院受到了冲击,但一方面,对于很多视频网站来说,机会可能多于挑战。
王子昭保持乐观的心态:“因为我觉得洗一次牌,把错误的、混乱的淘汰出去,留下来的,那就把电影还给电影吧。真正能干这件事的有多少人、有多少钱,就让他们来好好干就行了。”
宁浩说自己不敢枉谈电影市场的变化,但他觉得高度市场化的方向、高度投入铺设乡镇农村影院的方向,会暂时放缓。
“发生了一件事,这个事就转折了,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这才符合戏剧原理。”
他觉得疫情所助推的,是更多线上活动被展开。宁浩也不太同意,用30年代经济危机催生了好莱坞电影业,来预测今天疫情对电影行业的影响。
“那个时候的电影业是今天的电影业吗?肯定不是,年代不同。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电影院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那么今天能真正受益的是电影业吗?我不太觉得一定是。这才符合戏剧规律。”
从创作层面来看,文牧野觉得改变不会很大,“中国电影这几年一直都是内容更好、更精品化的趋势,并不是疫情会让内容变得更好,而是趋势本身就存在。”
申奥认为创作者都希望生在大时代,现在就是真正的大时代。
但他觉得疫情相关的、优质的剧本/著作可能不会立刻出现,可能会在几年或多年之后涌现。
他猜测疫情可能会催生两种极端,一种是投机主义,一种是坚守古典,“我肯定是守旧的”。
宁浩觉得,除了行业,电影本身也走在一个分水岭上,何去何从,没有人能够立刻说清楚。
“现在其实把电影全部打碎了、肢解化了,很多部分被分解到互联网。那么肢解化之后电影更适合进行的空间是什么?电影本身所承载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
一场疫情,确实让电影行业的很多变动点汇集到了一起,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难以想象。
从武汉平安回来的吴辰珵觉得,在疫情之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种劫后余生感觉,或许会更加珍惜这个行业。
赵大地和朋友们互相打气,可能今年很多项目难以开机,那就希望2021年和2022年,会否极泰来,百花齐放。
拍电影不只是情怀,还得动脑子。不只是动脑子,还得有情怀地动脑子。和12位导演挨个聊完,最令你信服的,是他们爱定了导演这个行当。
这种热爱才是让你感到最安全的,这是疫情都无法阻隔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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