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分析》中说：“读者是通过防御、期望、幻想和转换四者的结合，来阅读作品的。”由此可见，读者的被动误读歪曲攻击是多么轻易产生。读者总在有意无意防备作品对他内在自我的瓦解，一旦自我凝结的常识、权力、习惯、低劣品性等，遭受作品的强烈的消解，就会奋力防御，表现为恼羞成怒；当作品的思想与倾向完全打破读者的阅读期待时，读者也会反对作品；当读者的幻想无法寄托在作者身上，一起做梦时，读者也会憎恨作品；当作者与读者的情境无法相互转换时，读者照样也会贬低作品。作者越天才，这种被读者反抗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切高雅的，在审美立场上，都是“刻薄”的，
而“刻薄”就是反平庸的，反低俗的
作者：贺征苏
要读，就要读出一个人，一本书的最高境界。首先，自己内在必须具备幻想那种最高境界的可能性。
“是读者最终完成了一部艺术作品。”这个说法，对那些远远高出读者水平很多的天才性作品来说，是不成立的。有些作品因其高深，是独立的，不依赖于读者的创造性阅读，读者与作品不是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关系，而读者常常是油浮水面的那种肤浅式的阅读，甚至读者与作品是水火不容的。这是一种自语式的写作，不是那种对话式交流式的写作。读者望其项背而望尘莫及。这种自上而下的倾倒式的写作，读者只是一种承接作用。关键看你接不接得住，又能接住多少？只是读者对作品单向度的依赖关系。不存在作品依赖读者的关系。总之，作品与读者的不交易，亏损的只是读者，对作品毫发无伤。
在作者、文本、读者，这三个因素构成的文学反应动力圈中，现代批评对读者与阅读过分重视的接受美学的发展，易于产生一种倾向：就是对作者的主导作用的轻视，对平庸读者的过于重视，而导致的媚俗的阅读现象。可以说，越受大众欢迎的书，就是水平越低俗的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推，越不得大众欢心的书，很有可能是越高雅越有价值的书。媚俗读物的作用与意义，几乎为零，引导不了大众，除了可以消费他们的金钱与消磨他们的生命。作家优势与中心地位的边缘化与丧失，最终导向的，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活动，而是一种万民欢腾的娱民也即愚民的狂欢化活动。
在这种自媒体时代，批评家，作家，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灵魂优越性，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精神引领作用。出现了一种虚假的民主平等现象，以数量来决定质量，这是符合经济原则的，但有悖于审美原则。这大大导致精神文化领域的倒退现象。在精神领域，到底是高度重要，还是宽度重要？只有那些内在虚弱的人，在用所谓的民主平等，去打压塔尖文化的存在。精神文化，绝对既不同于政治上的民主，也不同于经济上的赢利。
李慎之评钱钟书：聪明、刻薄、干净。就我个人来看，这六字，明显带有贬义。也有人在争议，说李胜钱。在我看来，李更适合官场文化。所谓官场文化，总要摆出一种救民于水火的领导样。而钱，只是埋头于自己的学问，钱能在文革中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写下《管锥篇》，其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反时代反权力。钱连毛约他吃饭，都找借口逃脱，还有谁有这样的勇气与纯洁，自远于权威？一切高雅的，在审美立场上，都是“刻薄”的，而“刻薄”就是反平庸的，反低俗的。在此意义上，叔本华是刻薄的，尼采是刻薄的，鲁迅是刻薄的，钱钟书当然也是刻薄的。这种刻薄是一种大爱，建立在爱之上的否定性思维。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是刻薄的，绝不是迎合大众的。我仿而效之，也评钱钟书六个字：智慧、高超、干净。
写作与阅读，这两种文化行为中，孰重孰轻？谁主谁客？按理来说，写作应该是一种主动的、主导的、独立的、进攻的、强势的行为。较之，阅读应该是一种被动、次要的、依赖的、持守的、弱势的行为。而大众文化强劲发展，出现的颠覆的现象。于是，产生了大量以大众为先在的核心，为大众服务的功利性写作。这绝对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如果要由读者来完成一部作品，我宁愿放弃读者，而保持作品的完整与纯净。“爱看不爱”。保持着高傲性吧。作家，是精神上的领袖，如果领袖反被大众所领导，那只能是走向精神的深渊，永远不得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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