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还有农业、农民吗？

       香港是一个拥有760 万人口、1100 平方公里的东亚高密度国际化大都市。尖沙咀铜锣湾琳琅满目的霓虹招牌和摩肩接踵的观光客、中环鳞次栉比的摩天高楼和行色匆匆的金融人，几乎主宰性地定义了人们对香港经济社会生活的认知。如果有一天我要和你说咱们聊聊香港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问题，你一定会觉得我弄错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地区，香港还有农业，还有农民吗？

缘起

       的确，香港是一个农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在2013 年，本地蔬菜的市场占有率仅为2%，鲜花占27%，生猪和活家禽分别占7% 和60%。作为充分开放的自由港，超市货架上随处可见的是来自东南亚的大米、内陆的绿叶菜、北美的浆果橙子、南美的牛肉、日韩的乳制品。本港的农产品在海外商品几近零关税的冲击下，在价格上毫无竞争力，本港的产业自然也会转向和固化在面向快速流通的金融服务、法务咨询和转口贸易等方面。香港现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也占据了非常少的比重。根据统计，香港目前约有4400 人从事农业工作，只占劳动力总量的0.11%。甚至由此，很多市民对于香港立法会29 个功能界别中仍然各自保留着渔农界和乡议局的代表性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事实上，在十里洋场的背面，由于土地利用管制的巨大成功，香港同样保留了非常广阔的郊野和乡村地带，约占总土地面积的76%。根据渔农自然护理署的统计，不包括鱼塘在内，本港仍然有45.23 平方公里的农地，但其中仅7.29 平方公里的农用地属于常耕农地。由于租金回报不高，部分土地产权人宁愿让耕地荒置，也不愿把土地租予他人作耕种，以此避免将来终止租约收回土地作其他用途时，可能会出现的延误。一些农地被大地产商提前收储，以期在土地管制放松后的大开发潮中获取超额土地溢价。相应的，农民缺乏可持续的经济收入预期，并不乐意做长远投资来引入多元化农业生产。大部分农地属于私人土地，产权普遍分散，耕地通常大小不一，平均面积约0.2 公顷（约合内陆的3 亩）。因此，现实情况往往是大量农地被改作露天的货柜场。

       但是，事情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近年来，伴随着国际主要大都市的风潮以及东亚社会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本港居民逐渐意识到都市农业在促进食物来源多样化、青少年教育乃至老人怡情保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屋顶农业、有机种植一度在香港开始风靡。青年一代中，随着“本土”意识崛起和对全球化浪潮的反思，有志投身于本地农业和有机生产的青年人开始增多（2014 年在海口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香港专场就有专门针对都市农业话题的一个工作坊）。为了回应这样的社会诉求，2014 年12 月，主管该方面事务的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及其下属的渔农自然护理署发布了名为《新农业政策：本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咨询文件。该报告提出，政府决定采取新的政策，积极支持本港农业现代化，除了作为初级生产行业之外， 更要充分利用农业发展可带来的贡献造福社会。具体措施中包括设立农业园，成立农业可持续发展基金等。当然，基于自由市场运作原则，特区政府并没有就本地农业生产总值或本地供应农产品所占比例制定特定目标。

治理

       农业复兴政策的咨询和实施过程中，有两个治理主体对内陆读者是比较新鲜的，一是新界乡议局作为农会组织的介入，二是非政府组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广泛参与。2015 年3 月，在政府新农业政策咨询期行将关闭之前，在新界乡议局召集下，来自两岸的学者、政府部门、农场从业者就香港农业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一次研讨。会议同样邀请普通市民、民间社团、专上院校的师生和媒体参加。这是一种在政策框架正式确立前汇集各方意见、进行有效知晓沟通的公众参与方式，笔者也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其间做了一些简单观察。

       新界乡议局是独具香港特色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乡村农会组织，其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新界原居民维护其土地权益的历史（近些年一些港片如《窃听风云3》和《美人鱼》关于香港原居民丁屋政策背景均有涉及）。乡议局作为一种香港乡村治理中卓有成效的组织方式，其架构可以分为从乡议局到二十七乡乡事委员会再到各个村民委员会三层。在一个大的基本面上，乡议局是拥护政府的。此次研讨会上，乡议局对政府农业新政策持非常欢迎的态度，乡议局表示愿意在新农业政策下积极配合政府发展计划，亦愿意与行政部门协同，与各有关利益持份者进行协商，以期在新农业政策上取得实质进展。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土地产权的关切——政府推进的80 公顷农业园中，绝大部分土地均为私有，当局必须与土地业权人及持份者详细商讨，以便作出妥善安置或补偿，否则强行收回土地，只会适得其反。

       在农业复兴的具体实施中，基金会、学界等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觑。2015 年秋季，笔者参观了新界东侧一个名叫荔枝窝的小村庄，一群热心的志愿者聚集在这儿，通过农业复垦项目试图活化这个小村落。这个项目全称叫 “永续荔枝窝——农业复垦及乡村社区营造计划”，由香港大学嘉道理研究所（一个挂靠在香港大学之下独立私人基金支持的研究组织）发起和领导，合作单位包括一直活跃在香港乡郊的民间组织香港乡郊基金、绿田园基金和长春社。荔枝窝是一个位于沙头角附近的海滨村落，一直以来没有公共航线通向外界，最近的巴士站也要穿越40 分钟山路。这个客家村落原有一百来户居民，清代移居于此，村内现今仍保留着客家围屋、风水林等景致，依稀可见当年繁盛。如今衰落严重，人们都到市区谋生，最萧条的时期仅两户人家常住。

       嘉道理希望通过恢复该村已经停止了40 年的农耕活动，吸引香港市民来此进行农事参观教育，带动村庄基础零售实现活化，同时也为社会带来公益。然而农事活动已经停止多年，很多中意乡村回归的老人如今都忘记如何耕种，嘉道理专门聘请了热心农业又具生态保育知识的大学生到这里主持复耕，也有富有经验的绿田园基金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土地也需要从不愿耕种的分散的私人手上“流转”过来，基金会通过荔枝窝的热心人士与原居民协商，再与原居民联合体签订协议。土地租金是0.5 港币每平方英尺，换算成内陆市制约合3600 港币每亩，这对于公益组织而言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复耕带动的乡村复兴在非政府组织和热心人士的参与下取得了一定效果：一些蜗居在沙田拥挤屋苑中的村民回来了，一同参与耕种，找到了更为适合的养老生活；随着一些稳定的行山远足的市民客流到来，村祠堂旁的糖水店和“二伯士多”也开起来了，村子有了一些初步的活力。市民们来此也会关心这边的复耕计划——通过观察或参与耕作，由翻土、播种、除草以至收成，年轻一代可更深入了解大自然与人类活动之间如何互相影响，以及饮食文化的发展由来。部分市民也将体力劳动视做健康之道，并认为这种经验十分有意义。这大概也是农业在香港这样一个现代大都市中，在刨除了饱腹和产业经济考量后，蕴含的重要社会福祉意义。

 

作者：申明锐，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发展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