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书第三章中，这位日本学者把标题拟为“围绕‘六经皆史’的诸问题”。章学诚在晚近学术史中的名声因这四字而起，专辟一章并不过分。
然而，这个问题却也是极没必要专门进行讨论的，毕竟这句话之所以引起晚近学术界讨论的原因，不过是因为胡适和顾颉刚等人刻意支离地抽离出这四个字为自己的实证主义史学撑台面而已。因此，与其挑章学诚一个概念专章讨论，我认为“治教官师合一”或者“实学求是”等口号对于他本人，乃至对于如今重建经史传统更有意义。但当作者决意将此单辟一章，也可见直至今日，章学诚身上仍有着太多被附加的名头，以致大多数读者，甚至部分学界中人，至今未能领会实斋的深意，这也就难怪作者要梳理这个问题了。
不过，在理解此书之前，如果硬要找一句话定义一下“六经皆史”告诉给小白们，我觉得不妨还是引用章学诚的那句名言，即：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故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
换言之，我们发现章学诚之所以对六经下这么个判语，他一开始就不是在讨论方法论问题，而是在关注“事变”，哪些“事变”呢？当然乾隆时期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明显的具有标志性的类似“七七事变”的代表事件，但我们不妨猜测，在章学诚眼中，他的时代已经与经典的时代发生了明显的颠覆，古今之间已经出现了根本的离隙，而经学的训诂研究并不能满足具体的问题，所以他急于抽离出意指再重新进行“撰述”。如果说隋王通拟六经的“撰述”行为是“非法”的，那么在清代，如何合法的进行“撰述”呢？我想如果说孔子修春秋是“施于有政”为后世立法的儒者参政方式的话，那么对章学诚而言，修改地方志无疑是学者合法地进行地方政制建构的手段之一，而他要做的也就是借此把学者从经文训诂中重新拉回他们集体“失语”的政治之中。因此，“六经皆史”不如说是要“赋经义而撰新史”。
在我们大致清楚这点后，还是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即作者为什么非要书写这一章？或者说，还有哪些因素障碍着我们去认识一个“古今之争”视域中的章学诚。
在这本书里，作者显然没有把那些将章学诚视为“方志学家”“校雠学家”的庸众们放在讨论环节，我猜想，这些人尚不成为作者眼中章学诚研究领域的主要的障碍，因为他们虽然没注意到章学诚的根蒂，但也不至于损毁章学诚的大道，相反，有些人则成为痼疾。具体而言，是有些研究手法必须加以辨析。
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
在此书的第119页，作者引出了何炳松的一段话，这段话语句古朴逼格很高，归结而言，就是说章学诚的史学是有传承的，传承是谁呢，就是“程颐——刘宗周——黄宗羲”这个系谱。对此，作者显然非常气愤，大加驳斥，认为何炳松之说“不晓得其意义何在”、“说法近乎强辨”、“如果没有确凿的文献证据对此进行强化的话，就连合乎逻辑的说明也是困难的”。
作者还列出了几条理由驳斥这种说法，比如何炳松把程颐归为浙东学派的祖先，其理由是程颐有“无妄和怀疑”的精神且提出“多识前言以往”，作者认这跟章学诚的史学丝毫没有瓜葛，前一句是臆想，后一句则不过是儒家的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如果说伊川有历史学精神，那他的嫡系洛中学派为何丝毫没有这种风气。其次，刘宗周和黄宗羲这段，两人也截然没有关系，前者不像后者有强烈的变革之际历史意识，况且还能找到一些他对于史学冷淡的言论。总而言之，生硬却费劲地给章学诚安排几个名头显赫的“好祖先”，不仅本身就是那种无意义的学术史堆砌。更湮灭了章学诚本身的古今之争史学宗旨。
相反作者认为通过《鮚埼亭集》等本可以清晰发现，黄宗羲做史学是因为他父亲与宦官斗争入狱而使得黄宗羲对明代历史进行关心，且受到朝代鼎革等事件的刺激。而章学诚时代已承平百年，完全没必要牵扯到满汉之争与明清更替的问题上来，而是别有问题意识，由此作者阐述了真正的“六经皆史”的意涵。
换言之，在作者看来，正是哲学那种研究范式使得我们未能认清章学诚的宗旨。在哲学看来，思想史就是观念史，只需梳理出观念变迁的系谱，或者最好是能梳理出来“传灯”和“道统”的系谱，你就掌握了学者的核心精神，尽管中哲也会加以对哲思进行思辨，不过根子里的归宿便是一旦梳理出传灯法脉，那么最终的思想产生也就解决了。而史学方法则相反，史学家理解思想的最终归宿不在于给思想家找出“祖先”，至少在斯金纳的思想史领域看来，某一思想文本作者的个人学术圈子、针砭、论敌、时政、书信、信札、年谱、家谱这些材料才是关键，思想史不是做观念的变迁史，不是“思想领域的发展史”而是在“历史语境下分析具体思想的背景与意图”。
事实上，尽管作者仅在文中一处提及Skinner的思想史方法，但我认为即使他没能看过Vision of Politics中收录的那些论文，至少也默契领悟了这一思想史法则，比如在该书186页他分析郑樵与章学诚的区别，却能从南宋知识与权威的关系着手分析并解释章学诚的“权威主义”思想。又比如在284页，作者讨论到章学诚的文本论顺便秀了一段对于屈原的分析，提到屈原文本“意图”与写作的关系，并认为屈原志在于“三代之英”而非浅显的忠君爱国、憎恶谗言等传统说法。这都表明作者娴熟地运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而事实上，这恰恰也是章学诚本身的治史手段所在。在《韩柳二先生书序》中，章学诚提到：
“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
我们可以说，章学诚的手法与他的政治意见是极其的一致，也就是官师治教合一。可以说在他眼中，这一概念不仅是一种理想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表达，也是一种研究前代哲人的方法论，即一定要在学者的政治处境与历史语境中理解思想，而非耽空在文本中开脑洞寻找一些模棱两可的学术延承。换言之，从单纯地研究方法到政治理念这个跨度，正是了解章学诚的关键，而作者能将此点出，大概也算完成了基本的任务。
当然这本书还有更多的章节论述值得注意，比如最后一章不受我们关注的“文本论”的讨论，我认为恰恰也体现着章学诚的核心理念，作为一个日本学者，能做章学诚本身就已可贵，关键在于其视角尚在某些国内学者之上，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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