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农村的孩子，学干农活早。我是7岁下田抱谷、插秧的。当时农田鳝鱼很多，男人们下鳝鱼卖钱是一道乡村风景线。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就成为了村里下鳝鱼队伍的一员。
学校是早晨、上午到校学习。我看见成年男子，除了下地劳动，每天起早睡晚下鳝鱼，可以为家里挣几元钱。农民在生产队劳动，每天就是拿工分，10工分折合3毛钱。在这样的境况下，会下鳝鱼是一个能人。
鳝鱼运送到武汉，卖给餐馆每斤3毛或4毛。在下乡收购每斤鳝鱼0.15元，或0.20元。大鳝鱼价格高，小鳝鱼价格低。
我家住在一个火车站附近，每年春季有一人或两人收购鳝鱼、青蛙跑武汉做生意，他们应征得队长允许，按天数给生产队交现金记工分。一般交2元记10工分，相当于拿4倍的钱交给生产队，群众才没有意见。
正在求学的我，下午挖蚯蚓，傍晚出门下鳝鱼，清早取回毫子再去上学。下鳝鱼用的工具是竹篾编制的豪子，两毛钱一个。开始买10口豪子学手艺，第二年增加到30口豪子，1971年（我有15岁）达到60口豪子。11岁肩膀嫩，没有挑过什么担子，15岁我挑60口豪子出门不吃力，但第二天早晨，收回60口豪子，却十分吃力。豪子被水湿透，里面还装有大小鳝鱼，重量起码有50斤左右。
母亲每年愁油盐钱，父亲常年在外忙群众的事，家里挣钱的事首先落在我的头上。开始下鳝鱼，母亲还陪伴我，担心我天黑怕鬼。后来我什么也不怕，母亲才放手。我从每天下半斤鳝鱼开头，后来提高到每天下20来斤鳝鱼，母亲喜得不得了，竟把我当家里的小财神，偷着给我开小灶，就是特意给我炒油油饭吃。
豪子少，不用动脑记忆毫子安放的位置。当下到60口毫子时，我就按规律记忆毫子的位置。毫子5个一组，最后一个毫子留有长绳子。取毫子需要从前一天最后一个毫子取，不然5个一组，没有小组长。下完毫子回家，躺在床上回忆一次毫子的位置，每天记得清清楚楚。4年多的下鳝鱼经历，让我知道了打雷下雨天鳝鱼多，刮大风天气鳝鱼少。种田年月，到处有鳝鱼，块块水田，条条水沟，口口池塘有鳝鱼。鳝鱼的繁殖能力就像现在的龙虾一样，下不完，吃不绝。
我挣钱完全交给母亲，自己从不花一分钱。穷家庭的子女都有这种习惯，懂得家里困难，主动为父母分忧。不会挣钱的孩子，就主动帮忙干活。
半个世纪前，我的家乡真的家家没有钱。煤油灯照明，每天晚上害怕多用了煤油。早餐家家吃稀饭，晚饭家家吃烫饭，只有中午一餐吃米饭。食油特别少，一户人家，每月用不到1斤油。碗碗青菜没有现在的青菜好吃。我下鳝鱼，舍不得吃鳝鱼，端午节那天，妈妈才宰几条大鳝鱼让全家人尝一尝鳝鱼味道。我们吃死了的鳝鱼常见，收购员是不要死了的鳝鱼的。
1971年秋天，北京出了大事。基层传达文件，开会，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第二年春我初中毕业，到离家15里远的区里读高中，家里下鳝鱼的任务转给二弟去了。
转眼50年了，我小时候踏着月光走在田埂上，背着一把小铁锹，到附近农田下鳝鱼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脑海。那是我情愿吃苦，一心想为家里挣钱，哪怕我还是一个少年呢！这样的生活再不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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