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农民，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都在无钱用的时期。
妈妈对我说：“我分家时只有一口半边锅，3个碗。”
我出生时，虽然地方刚刚成立人民公社，但家家靠挣工分吃饭。
1959年——1961年，地方闹旱灾，吃了几年的红薯、野菜。
我读书是1963年秋季。公立小学收学杂费每人4元，杂费2元，书本费2元。我的学费是妈妈上武汉找二舅伯要的。
妈妈说：“四不清运动”查出你父亲欠大队15元现金，妈妈又到武汉找二舅伯拿回15元国库券，交给大队，才让父亲免予处分。
我读初中赶上文化大革命。没有出门串联，但学校经常老师带领学生下队劳动。
生产队土地少，人口多，每年的劳动分值是3毛钱到5毛钱。我家三弟兄未成人时是缺粮户，每年缺20几元钱。熬到我到了18岁，高中毕业后，家里才变为余粮户。
1978年春我做第一门亲事。当时彩礼流行20套新布料，端午、中秋必须送节礼。由于二人不合适，第二年女方提出退亲，四次节礼仅仅折合90元钱，女方退给了我家。还把彩礼20套布料退给了我家。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人人讲名誉，做人从不混账。没有姑娘故意宰男孩子的现象。
我家弟兄3个，只有90平米的土屋。家具都是旧的，一乘大柜子，一乘五屉柜，一张四方桌，4条长木板凳。三个老式床。
1981年初我结婚，用旧床座子，上面添加木雕花板，打了一乘挂衣柜，一乘五屉柜，一乘书桌，两张靠把椅。娶回媳妇总花费不到1000元（包括彩礼钱）。
25年的生活，我觉得是自己家是没钱花的家庭之一。
1975年6月至1977年底，我抽到供销社当临时工，每月拿37，50元，其中20元交给生产队记300工分，剩下17,50元是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和零用钱。由于那两年我患病，常吃药，加上一次我在大生产开票盘存欠款，需要赔偿119,50元，我过了几年苦日子。
没钱用的日子，给我记忆很深。可是那个时候人还是开心的，因为自己出身好，学习成绩好，无人欺负。父亲是大队干部，周围人往往投来羡慕的眼光。
但经历一次退亲后，好像自己矮了半截。干部子弟，那位普通姑娘也瞧不起我呀！为何？一是嫌我家穷，二是嫌我患病住过神经病医院，三是觉得两人的文化程度不般配，两人缺少共同语言。
不过，比起父母，我还是幸运的。至少我有父母的疼爱，还能顺利读到高中毕业，后来还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母亲1岁丧母，没有读一天书。父亲23岁丧父，只念过5年麦黄雀小学。
现在境况大变。城乡富裕起来了，生活质量提高了，读书人比比皆是，重要的是，家乡人摆脱了传统农业，成了进城打工、经商、卖艺的劳动者。家家住楼房，户户普及了电器设备，人人用上了手机。这些是祖辈们想不到的变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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