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出生在一个不算贫穷但也谈不上衣食无忧的乡下小村庄里。我的家庭也是如此，虽不至于缺衣少食，但也仅仅只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只有村南边那几亩薄田。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初秋时节，那时的计划生育在乡下正进行的如火如荼，村子里面但凡干净平整一点的红墙上都刷着白色的油漆大字。【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好，儿女都是传家宝】，【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诸如此类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那些红墙上的白字触目惊心，隐隐带着一股血腥味。
我是家里的次子，我的户口据说是父亲花了535块钱买来的，这笔钱在当时对于一个贫下中农成分的家庭来说无疑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母亲说那时候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父亲是分期上交的，每次二十到三十元不等，颇有点如今还房贷的雏形。但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分到土地，也就是说在那个全部都要在土里刨食吃的年代里，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黑户，我的口粮都是从父母和哥哥的嘴巴里省出来的。直到我九岁那年赶上村里重新统计人口才把我的口粮问题落实，自此结束了我长达八年之久的黑户生涯。
据我母亲回忆，在我出生不久后，父亲他们兄弟三个便正式分了家，我们家除了一间瓦房一口大缸一把铁锹和一柄锄头之外，再无长物，那柄锄头还是父亲在生产队劳动时因表现突出（会开拖拉机）而在年底得到的奖品。我母亲每次形容她当时的处境时，都会用十分夸张的语气一脸唏嘘地向我真切地描述出一副家徒四壁的惨状。
好在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如此，谁也不比谁富裕，大家身上的补丁一样多，粥里的米粒一样少，如此倒也不觉得那段岁月过得是多么惨烈。
我们堂兄弟姐妹有七个，我排行第七。小时候父母下地干活之后，我们便都被丢给在家养牲口的爷爷奶奶照顾，奶奶是资产阶级出身，在照顾人方面几乎是先天性的技能缺失，于是我们便经常不是被爷爷胳膊夹着，便是被爷爷肩膀扛着，身后还总是跟着两个扯着衣服角的，好在爷爷是行伍出身，颇有些力气在身的。后来我们大了一些之后，母亲便也会把我们带到地里，在地头的田埂子上用架子车支起一个简易的棚子，我和哥哥便在里面自己玩，只是那段时间我们都晒的黢黑，跟抹了锅底灰似的。
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和别人一起承包了河西坡上的几亩烟叶地而无法时常回家，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哥哥住在没有院墙的瓦房里，秋收后的一个夜晚，夜黑风高，月亮倒是明晃晃的，母亲起夜的时候听到门栓上有窸窸窣窣的响动，以为是家里那只狸花猫不安分在挠门，她也没有多想便摸黑走到门边上，哪知道却看到一把明晃晃的刀正插在门缝里在来回的拨动门栓，这一惊差点把母亲的魂给吓飞了，在她一声惊呼之后，门外面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时隔多年之后母亲再次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心惊胆战心有余悸，但她说当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担心她身后刚刚收完的麦子和躺在被窝里熟睡的孩子。这件事之后，父亲不惜筹借了一大笔钱买了砖瓦修起了院墙。
有了院墙似乎就是我们家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小家庭的开始，如同那屋檐下的燕子。
建了院墙之后，家里外借的账单有一乍长，母亲说她们那时候也不知道累，只知道每天要不停的干活。你见过晚星未落晨雾渐起的早晨吗？我曾经很多次在这样的早晨醒来，裹着被子被母亲放到人力架子车上，我们要赶十来公里的路去县里卖烟叶，一路上都是雾蒙蒙的，见不到一个人影，我总是在车轱辘轧着马路发出的声响中再次睡去，鼻端尽是烟叶的味道，父亲母亲都是步行拉着车，一路上两个人来回地接力。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每天晚上等我们和哥哥睡着后，母亲都会到外面去打零工，有时候是帮别人装货，有时候是帮工地卸沙，我没见过她在昏黑的夜里劳作的身影，我只知道那样的晚上，醒来后身边会多出来几颗糖果，那是她们在发工钱时无法支付的零头。
儿时家里的确是穷的可以，我几乎想不起来我曾拥有过什么像样的玩具。我们会用废旧的笔杆沾着肥皂水吹泡泡，会把柳条拧下来抽出里面的枝条做成口哨，会把废书纸叠成四方形的摔包，会用破碎的粗瓷碗底磨出石头子儿，会用红薯藤做成跳绳，会用泥巴捏各种泥人，那时候的快乐不用花一分钱，完全和物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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