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段古文：“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这是两千三百年前的荀子说的。
“人天生是城邦（政治）动物”，“凡脱离而 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袛。”这是两千三百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说的。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这是一百多年前的Karl Marx说的。
这些牛人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人必须“合群”。而且正是因为“合群”，人类才统治了这个星球。
因此说，合作，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合作关系的紧密度、牢固度和持续性，则标志着一个族群的文明程度的高低。
那么，如何合作，才能有紧密度、牢固度和持续性？
埃及法老用巫术和皮鞭，能够驱使大批的人口修建金字塔，是合作。
中国的皇帝们动用几十万劳工修建宫殿和陵墓，是合作。
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市场进行生产，是合作。
学生寝室开会确定值日表，是合作。
有人的地方就有合作。
差别在于：埃及法老和中国皇帝们主导的合作，是强权下的、非互惠的合作，是用强制力量将大家绑在一起的、显失公平的、无法持续的合作。而市场的、轮流干的合作，是用利益将大家粘在一起的、互惠的、公平的、可持续的合作。
对于人群来说，合作意味着交易，交易需要公平。如此，才有心满意足，才有地久天长。
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轮流的统治和被统治，多么让人愉悦。在这种安排下，在台上时别得意，想着自己有在台下的时候。所以，制定公共政策，要意识到，这个政策也会约束自己，千万别以为自己有了“免死金牌”，能够置身事外。
可是，如果有一些制定公共政策的人，他们不受这一政策的约束，那他们是不是就“任性”、“随意”，把政策当儿戏？
中山先生说，管理众人之事即为政治；歪果仁戴维·伊斯顿说，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这个价值包括名和利，甚至包括香车美女。
教科书上说，公共政策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在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所形成的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其实，也就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和民众所形成的利益分配的“方案”。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意味着一个利益分配或重新分配的方案，不是服务于一部分人、一个阶层，而是服务于“公共的”利益。
公共事，大家一起说了算。政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出台的公共政策更有强调“公共性”。
这便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也许会有人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公共事务，不需要大家七嘴八舌。
没错，家长制也是一种合作方式。但其背后的假设在于：家长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来为家庭成员谋利益。
但问题是：即使是智者，千虑之中也会有一失。家长会不会“拍脑袋”，做出一些奇葩的举动？家长会不会离开民众太久，不再能够体谅民生的艰难？还有，家长会不会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无视民众的“里子”？更糟糕的是，家长会不会，为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利益，而进行有利于某些人某些阶层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最后，用管理学的术语来讲，没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公共政策，如何能够做到公平、公正？没有民主性，何来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攸关大众利益分配之事，需要大众之参与。
因为，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看护者，公共政策是”公共“的利益博弈，需要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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