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9年，鲁定公元年，龙年（壬辰年）。这一年，鲁国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和以“三桓”为代表的“公族”终于因为鲁昭公的死去而实现了表面的和解，这是长期斗争形势下的短暂和平，“三桓”的代表季平子选择了鲁昭公的同母弟公子庆为鲁国公室的继承人，因为这个人与“三桓”，特别是与季孙氏的仇恨要小一些，而且这个人会因为得到国君之位而窃喜，是一个不仁德浅薄且容易控制和左右的人。尘埃落定的鲁国，举行了“大雩”等奇特祭祀，遇上了“陨霜”等自然异象，可能连孔子老先生也对“上意”和“人愿”都不好把握了吧。晋国组织诸侯国给周王室修筑成周时，晋国大夫士弥牟认为，提出这个建议的周室大夫苌弘违背天意，而修城晚到的齐国大夫高子则违背人愿，他的意思是说老天既然厌弃周德，苌弘想通过迁都来延续周室命运，这是违背天意；而诸侯相约尊崇周天子，为天子筑城而齐国高张迟到，这是违背人愿。士弥牟因此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意思是，上天要毁坏谁，谁也不能保护他。大众所要做的事，谁也不能违背。这句话，不仅被周王室、鲁国、晋国的国运所证实，更被周敬王、鲁照公、季平子、苌弘、高张、子家羁等人的宿命所应验。儒家讲“去私欲、存天理”，不违天命，方得终始。
“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炀宫。冬十月，陨霜杀菽。”
孔子老先生用56字记载今年6件事，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鲁定公立，鲁国的政治败絮又被合礼的表面掩盖了起来。
（一）
“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
鲁定公元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三月，晋国在京师拘捕了宋国大夫仲几。
元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正月初七（辛巳），晋国的魏舒（魏献子，魏荼）与诸侯的大夫在狄泉（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翟泉村）会合，准备增筑成周城墙。魏舒主持这件事，卫国的彪傒说：“准备为天子筑城，而超越自己的地位来命令诸侯，这是不合于道义的。重大的事情违背道义，必然有大灾祸，晋国要不失去诸侯，魏子恐怕不能免于灾祸吧！”魏舒把事情交给韩简子（韩不信）和原寿过，自己跑到大陆（今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西）泽去打猎，放火烧荒，回来时死在宁地（今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西），范献子（士鞅，代魏献子为政）撤除了安放魏舒尸体的柏木外棺，这是由于魏舒还没有复命就去打猎的缘故。
鲁国的孟懿子（仲孙何忌）参加增筑成周城墙的工程，但因为鲁定公还没有即位，没有国君的命令，所以不加记载。正月十六日（庚寅），开始夯（hāng）土，宋国的仲几（子然，左师）不接受工程任务，说：“滕国、薛国、郳国（小邾国），是为我们服役的。”三国是宋国的属国，因此宋国想让三国代宋国完成劳役，这也是不把晋国老大放在眼里。薛国的宰臣说：“宋国无道，让我们小国和周朝断绝关系，带领我国事奉楚国，所以我国常常服从宋国。晋文公主持了践土结盟（公元前632年），说：‘凡是我国的同盟，各自恢复原来的职位。’或者服从践土的盟约，或者服从宋国，都唯命是听。”仲几说：“践土的盟约本来就是让你们为宋国服役的。”薛国的宰臣说：“薛国的始祖奚仲住在薛地，做了夏朝的车正，奚仲迁居到邳地（今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邳城镇），仲虺住在薛地（今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做了汤的左相。如果恢复原来的职位，将会接受天子的官位，为什么要为诸侯服役？”仲几说：“三代的情事各不相同，薛国哪里能按旧章程办事（这意思又是：居周言周，夏殷）？为宋国服役，也是你们的职责。”士弥牟（士景伯）说：“晋国的执政者是新人（指范献子新为政，不熟悉旧事，暗示要顺服），您姑且接受工程任务，我去查看一下旧档案。”仲几说：“即使您忘了，山川的鬼神难道会忘记吗？”丝毫不接士弥牟给的台阶。士弥牟发怒，对韩简子说：“薛国用人作证明，宋国用鬼神作证明，宋国的罪过大了，而且他自己无话可说，而用鬼神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这是欺骗我们。‘给予宠信反而招来侮辱’，这就是说的这种情况了，一定要惩罚仲几。”于是就抓了仲几回国。三月，把他送到京师。晋国人做事，不太考虑周敬王的感受，这次抓人于天子之侧，带回晋国，后来又归之京师，依然是我行我素，“大哥”猛于“大哥大”，由此可见一斑。
增筑城墙的工程三十天完工，就让诸侯的戍卒回国了。齐国的高张迟到，没有赶上诸侯（杜预注曰：后则不及诸侯之役。），晋国大夫女叔宽（女宽）说：“周朝苌弘、齐国的高张都将要不免于祸患。苌弘违背上天，高子违背人意（天既厌周德，苌弘欲迁都以延其祚，故曰违天。诸侯相帅以崇天子，而高子后期，故曰违人。），上天要毁坏谁，谁也不能保护他。大众所要做的事，谁也不能违背。”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周人杀苌弘，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高张来投奔鲁国。《春秋左氏传》成书较晚，所以不排除这些高人是“事后诸葛”的可能性。
（二）
“夏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鲁定公元年，夏季，六月二十一日，鲁昭公的灵枢从晋国的乾侯运回鲁国。二十六日，鲁定公即位。
一般国君都在正月即位，而鲁定公为什么特殊呢？这是因为鲁昭公的灵枢从晋国的乾侯运回鲁国的时间决定了鲁定公的即位时间。鲁国要先要将鲁昭公小敛后安放在殿堂的中间，过几日才能举行即位仪式。一般情况，诸侯即位是不记载日期的，这里为什么要记载日期呢？为了详细记载鲁国的历史。特殊的事情总会费点笔墨。
夏季，鲁国大夫叔孙成子（叔孙不敢，叔孙婼之子）到乾侯迎接鲁昭公的灵柩。季平子（季孙意如）说：“子家子（子家羁）屡次与我谈话，未尝不合我的心意。我想让他参与政事，您一定要留下他，并且听取他的意见。”子家子不肯会见叔孙，改变了原定的哭丧时间（朝夕哭不与大家同会），叔孙请求进见子家子，子家子辞谢说：“羁没有见到您，就跟着国君出国了（鲁昭公逃亡时，叔孙成子还不是卿）。国君没有命令就死了，羁不敢见到您（这是说叔孙成子的卿不是鲁昭公之命，子家羁见叔孙成子也没有鲁昭公之命，以此两个原因拒绝见叔孙）。”叔孙派人告诉他说：“公衍、公为实在让臣不能事奉国君（鲁昭公的两个二子是当时谋划驱逐季氏的始作甬者），如果公子宋（鲁昭公的同母弟弟，即后的的鲁定公）主持国家，那是臣下们的愿望，凡是跟随国君出国的谁可以回国，都将由您的命令决定。子家氏没有继承人，季孙愿意让您参与政事，这都是季平子的愿望，派不敢（即叔孙成子）前来奉告。”子家子说：“如果立国君，那么有卿士、大夫和守龟在那里，羁不敢参与。如果跟随国君的人，那么表面上跟着出国的，可以回去（貌出，谓以义从公，与季氏无实怨）；和季氏结了仇而出国的，可以走开（与季氏为寇雠者，自可去）。至于羁，那么是国君（鲁昭公）知道我出国却不知道我回去的，羁准备远走。”鲁昭公灵柩到达坏隤（今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境内），公子宋先进入国内，跟随鲁昭公的人都从坏隤返回了，即全部各奔前程了，不愿意回到鲁国。由此可以看出，“三桓”也未必尽得人心。
季平子想立鲁昭公的弟弟公子宋，这是有原因的。鲁昭公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改立公衍为太子，罢黜了公为（务人）的太子之位。据《春秋左氏传》的记载，鲁昭公二十五年的“斗鸡之乱”，欲去掉季孙氏的是公为，公衍并没有参与。但公为、公衍都是鲁昭公的儿子，应该是与季孙氏有国仇家恨，所以季氏不愿立鲁昭公之子，便将罪名也算到公衍头上。子家羁之父子家归父于鲁宣公十八年（公元591年）被季孙氏（当时是季文子）驱逐（以抵消东门襄仲杀嫡立庶之罪，同时更是因为东门襄仲想要驱逐“三桓”），此时如果子家羁不返回鲁国，则其族或无人能嗣立者。尽管如此，子家羁依然决然地选择了远走天涯，也不愿与豺狼为伍。
六月二十一日（癸亥），鲁昭公的灵柩从乾侯到达。诸侯薨，五日而殡，殡则嗣子即位。二十六日（戊辰），鲁定公即位。
（三）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鲁定公元年，秋季，七月二十二日，鲁国安葬了鲁昭公。
季孙派遣劳役到阚公（鲁群公墓所在）那里，准备在那里挖沟（季孙氏憎恶鲁昭公，想挖沟绝其兆域，不使与先祖同茔），荣驾鹅说：“国君活着不能事奉，死了又把他的坟墓和祖茔隔离，用这个来表明自己的过失吗？即使您狠心这样干，后来必然有人以此为羞耻。”于是就停止了。季孙问荣驾鹅说：“我要为国君制定谥号，让子子孙孙都知道。”荣驾鹅说：“活着不能事奉，死了又给予恶谥，用这个来自我表白吗？哪里用得着这个？”于是就停止了。季平子之刻薄之德由此可见一斑。
七月二十二日，在墓道南面安葬鲁昭公。后来（公元前500年），52岁的孔子做鲁国司寇时，在鲁昭公坟墓外挖沟扩大墓地，使它和先公的坟墓同在一个范围内。
（四）
“九月，大雩。”
鲁定公元年，秋季，九月，鲁国举行求雨的盛大祭祀。
《春秋穀梁传》记载说鲁国举行大规模的求雨祭祀是不对的，这话有点特别。遇上“天旱”，在古代的认识水平和生产能力下，也只有“大雩”这一着可使了，如果此次“大雩”非正，那么只有“人非”一种可能了，季平子和他选定的鲁国接班人鲁定公如果要借“大雩”表达点什么的话，那就真的有点“非正”了！
（五）
“立炀宫。”
鲁定公元年，秋季，鲁国建立了先君炀（yáng）的庙。
鲁炀公是何许人？据《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国第一任国君是周公旦的长子伯禽，伯禽死后，儿子鲁考公酉立，鲁考公在位4年卒，立了弟弟熙，就是“兄终弟及”的鲁炀公。就是说鲁炀公是以弟继兄位，季平子驱逐国君鲁昭公，内心恐惧而向鲁炀公的神位祈祷，结果是鲁昭公死於外，季平子自以为获得了福报，现在季氏准备废掉太子公衍而立鲁昭公之弟公子庆，仿效鲁炀公嗣位的故事，所以为其重新立庙而祈祷。
（六）
“冬十月，陨霜杀菽。”
鲁定公元年，冬季，十月，鲁国天降大霜，伤害豆苗。
周历的十月，是现在夏历的八月，这个时候天降大霜，特别是在鲁国地界，确实是非常之灾。《春秋》记载，是记载异象。当然，从西汉的刘向开始，后儒们多把此事与季平子把持鲁国政权联系在一起。
读点春秋，知点礼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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