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开国功臣很多，“一等一”的就有刘邦的“连襟”智勇之士樊哙，有“国士无双”之大将军韩信，有安定刘汉江山之周勃，有忠勇双全的灌婴，还有集智慧与谋略于一身的得达道之人张良，当然了，还有“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忠心之士萧何。在这些人中，刘帮助最信任和依重的是哪一位呢？答案是：萧何。
萧何与张良、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与刘邦是同乡，沛县丰邑，即今天江苏徐州丰县人。刘邦起义时，萧何带领全家参加了起义军，这种把身家性命托付给刘邦的信任和依重，换来的也是刘邦对萧何的完全信任和非常依重，再加上萧何的深谋远虑和旷绝奇才，使他成为刘邦统治集团中的核心成员。
楚汉战争之后，天下平定，刘邦称帝，便开始论功行赏，这是所有帝王绕不开的环节，因为他们总认为，能够成为天下的主人，作为百姓的统治者，是自己的命运和才能使然，而不是由于百姓的支持和认可。这种认识，使历代统治者抛开了真正的“天”——老百姓，而转向了虚幻的“天”——上苍，最终被真正的“天”收回“天命”，改朝换代，历史轮回。
萧何在这一轮“论功行赏”中，被认为是功劳第一，位压“功狗”。“老大”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封他为酇（zàn，今天河南永城市酂城镇）侯，所封食邑也比一般的功臣多且大，他本人可以穿鞋带剑上殿，家族中受封10多人，恩宠有加，号称“开国第一侯”。
汉高祖高邦对萧何的封赏，让朝中众多武将很不服气。他们向刘邦抱怨说：“我们披坚执锐，身经百战，攻城略地，最后才给陛下打下天下，而萧何从未领兵上阵，没有立下过汗马功劳，为什么封赏却在我们之上？”
汉高祖刘邦用一个比喻来告诉众人这是为什么。他问群臣道：“众卿知道打猎吗？”群臣当然答知道。他又问：“知道猎狗吗？”群臣又答知道。刘邦说：“打猎时，追逐野兽兔子的是猎狗，而放开系狗绳、指示野兽所在的是人。如今众卿只能捕捉到野兽，功劳像猎狗，即“功狗”出处。而萧何则放开狗绳，指示猎取目标，功劳如猎人。”
刘邦如此一说，被比喻成猎狗的这群“功狗”已经理曲不能言。刘邦接着说：“众卿只是个人追随我，一家中多的也不过两三人，而萧何则全族数十人都跟随我作战，功劳非诸位所能比啊！”如此一比较，“功狗”位便更是哑口无言了。刘邦用这种不尊重下属的帝王式霸道来彰显对萧何的尊重，而事实上萧何确实值得尊重。
萧何深谋远虑，为刘邦在夺取天下的峥嵘岁月中提供了坚强的精神和物质支撑。刘邦率军经武关首次进入咸阳，将领们争先恐后地奔向府库，欲取金银财物等物质利益之时，唯独萧何首先来到秦丞相、御史府，取秦的律令文书、地理图册、人口户籍等文献档案收藏起来，他看到的不是当前的利益，而是为刘邦谋划更长远和宏伟的愿景。当此乱世，胸怀天下，且思远行实，把刘邦的事办得比刘邦本人还好。
项羽进入关中，在“鸿门宴”确定了自己拥有关中乃至天下的绝对权威后，将刘邦封为汉王，放逐到崇山峻岭封锁的秦岭腹地，并由“三秦”之王在北面镇守。他以为如此安排，刘邦便永无出头之日。而到了汉中的刘邦，封萧何为相，在萧何的极力推荐下，拜韩信为大将军，并通过萧何收集的秦王朝文书档案，全面掌握了天下的山川要塞、户籍人口、财力贫富、民众疾苦、强弱分布等，处偏狭之地而天下大势了然于胸，已经做好了夺取天的一切准备。
萧何就是刘邦的主心骨，总是被刘邦用来镇守“老巢”，这可是绝对信任的人才可以干的活。公元前205年，汉王率军东进，平定三秦时，萧何作为丞相留守汉中。萧何派人收取巴蜀这地的赋税，并谕告安抚当地百姓，保证了前线的军需给养和后方根据的安定繁荣，这对用兵天下来说就是生命线，是何等重要啊！
次年，汉王刘邦与各路诸侯共击楚军，萧何便留守关中，坐镇栎（yuè）阳(今陕西阎良)。为稳定关中民心，萧何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规章；为显示皇权尊威，他命人修建了宗庙、宫室及一些官府机构，但举凡此等大事，萧何皆派人上奏汉王，以汉王旨令行事；若事有紧急，萧何遂便宜行事，而后奏明汉王，汉王则对萧何完全信任。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多次兵败遁逃，打得只乘下几个人几条枪，萧何象变戏法一样，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总能及时征调关中士卒，补充兵员缺额，提供军队给养，如此一来，刘邦更是全权委任萧何负责处理关中事务，自己一心一意应对东方战局。
萧何及“功狗”等列侯受封，有个排位次的过程。群臣上奏说：“平阳侯曹参身受70多处创伤，攻城夺地，立功最多，应该排在第一位。”这还是众“功狗”对萧丞相不服气的表现，但既然刘邦已经从封侯土地面积大小上确定了萧何“开国第一侯”的地位，那么就会有“知趣”之人站在刘邦一边。此时，刘邦不需要张口解释，便有人站了出来，专门照着刘邦的心思说话。
这时，关内侯鄂千秋进言说：“大臣们的议论有失妥当。曹参有野战夺地之功，但这只是一时的功劳。陛下与楚军相持五年，常常兵败失军，只身逃脱好多次。而萧何总在陛下兵员缺乏的危急时刻，及时从关中调派人员补充军队。楚汉相持于荥阳数年，每当军队缺粮之时，萧何便派人从关中运粮至荥阳，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的军需给养。陛下虽然多次丢失殽山以东的大片土地，而萧何总是保全关中以待陛下，这是万世不朽的功劳。怎么能让“一时之功”凌驾于“万世功劳”之上呢？应该是萧何第一，曹参居次。”刘邦听后大悦，便确定萧何功劳第一，这个关内侯鄂千秋，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精”啊！
萧何虽然被评定为功劳第一，但他毕竟没有领兵打过仗，军功最大的曹参还是有些不服气，致使两人之间的关系始终不太和睦。萧何晚年患有重病，卧床不起。刘邦死后，刘邦与吕后的儿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萧何的病情，就丞相人选问萧何：“相国如果百岁后，谁可接替相国？”萧何回道：“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汉惠帝又道：“曹参怎么样？”萧何叩首道：“陛下得到了最好的人选，臣死无遗憾了！”后来曹参得知萧何有如此胸襟，方才知道自己远比不上萧何。萧何如此宽厚谨慎，可见其人品之高洁。
萧何和曹参在随刘邦起事前，都是沛县的小吏。汉王朝建立后，萧何一直任国相，采摭（zh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曹参断作汉相后，承袭其思想，沿用其制度，诸事无所变更，为相三年而卒。时人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这就是著名的成语“萧规曹随”。曹参、萧何，可谓是相互懂得对方，也懂得体恤天下苍生啊！
汉惠帝二年，即公元前195年，萧何病逝，葬于汉高祖刘邦的长陵附近，以示这对君臣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长陵，是渭河北岸汉家五陵原的首陵，从此往西依次为：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个陵均设邑建县，以供祭祀。
萧何因其厚德，得以泽被后世。萧何生前购置田地住宅时，总选在贫穷偏僻之地，其房屋也不修筑围墙。他说：“子孙后代如果贤能，就学习我的检朴；若不贤能，也不会被权势人家所强夺。”萧何的深谋远虑，使萧氏家族世代平安兴旺。有这样的祖先，是萧氏子孙之福，这可能就是真正所谓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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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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