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北宋的攻不破的堡垒；李继迁，是北宋皇帝的梦魇。李继迁（公元963－1004年），银州（今陕西榆林）人。其祖先为鲜卑族拓拔氏，唐朝时被赐姓李，是西夏王朝的奠基者。公元982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李继迁族兄李继捧献地朝宋，李继迁不服，与亲信出奔并联结党项豪族，抗宋自立。
北宋在李继捧归顺后没有高度重视西北安定，白白葬送了到手的国土。李继迁反宋后，其势渐盛，不断攻掠宋朝边地，遂成北宋边患。公元985年，宋太宗雍熙二年，李继迁派使者到银州（今陕西榆林），假装与北宋都巡检曹光实约降，却派伏兵在葭芦川（jiā，今陕西佳县）诱杀了曹光实等，并借其旗帜，袭据银州。
公元990年，宋太宗淳化元年，契丹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历史所称的“西夏”建立。次年，李继迁归附于宋，后又依附契丹，并联结契丹军，多次袭击北宋边界。公元1003年，咸平六年，李继迁在与吐蕃的一次战斗中中箭身亡。
李继迁虽死，但“西夏”国已经建立并坐大。对北宋来讲，李继迁是梦魇，但他还是有历史功绩的。他把原来散居在陕西塞外互不统属的党项各部凝聚成一个整体，为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奠定了立国之基，但也为宋、辽、金、元树立了一块攻不破的堡垒，如梗在喉。
西夏，成就了韩琦和范仲淹。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为了加强西北防务，宋仁宗赵祯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以范仲淹知永兴军。于是，因为这场抵御西夏的战争，韩琦、范仲淹二人，不仅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而且也建立了深厚地“革命友情”。
韩琦、范仲淹二人治理的地方，就是今天陕西全境，巡抚使治所和永兴军府治都是京兆府，即长安（今陕西西安）。二人同在军中，名重一时，朝廷倚之为股肱（gōng），天下并称为“韩、范”。
北宋名臣韩琦，出身世宦之家，三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抚养长大。公元1027年，宋仁宗天圣五年，时值弱冠之年的韩琦考中进士，名列榜眼（第二），步入政坛。
公元1040年，西夏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打败宋军。有志之士韩琦遂上书朝廷，详细剖析了西北边备情势，受到宋仁宗赏识，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公元1040年二月，韩琦受命之后，火速赶往陕西前线。当时宋军士气萎靡，将吏毫无斗志，为求自保，往往以称病为由请求罢职。
有鉴于此，韩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鼓舞士气，以提高宋军战斗力。首先，韩琦大胆推荐了被诬“朋党”而遭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其次，韩琦免除了一切苛捐杂税，解决了陕西赋税沉重、百姓穷苦的问题。经过韩琦的努力，陕西前线军心、民心初步得到了稳定。
同年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主持泾原路（长安之西北，今天咸阳、平凉一线），范仲淹主持鄜（fū）延路（长安之北，今天铜川、延安一线）。他们积极练兵，整顿部队，选拔人才，修筑工事，加紧备战。
但是，韩、范二人，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存在根本的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而范钟淹则力主“守策”，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他认为应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主动进攻。
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赵祯，想干一番事业，也不太了解自唐以来北方少数民族迅速提升的战斗指数，幻想在他任上一举解决西夏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的“攻策”，并下诏鄜延、泾源两路会师，定期于公元1041年，即宋仁宗庆历元年正月，进攻西夏，后来，在范仲淹的强烈请求下，改为“春暖出师”。
英雄所见略同。北宋想主动进攻西夏，而西夏也在谋划入侵北宋。公元1041年，宋仁宗庆历元年春，西夏在伺机攻宋前，向宋诈和，被韩琦识破。韩琦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西夏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部将任福率兵1万8千人，前往抵御。
临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他迂回于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断其归路。任福出兵后，在张家堡打了个小胜仗。这点小胜利，让任福麻痹轻敌，急起直追。西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以诱宋军深入。
任福不知是计，贪功冒进，穷追不舍，傍晚屯兵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北），这里恰好进入了夏军的埋伏圈。西夏军在好水川道旁预先放置了数个泥盒。宋军的前头部队途经，听到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等任福一到，不分清红皂白，下令将泥盒砸开。别人不敢干的任福敢干。无知者无畏！
砸开泥盒后，百余只带哨的鸽子从泥盒中飞跃而出，盘旋于宋军上之上，阵阵鸽哨在山谷中回荡，为西夏军队发出了合击宋军的准确信号。西夏人的用兵用智如此精巧，任福如何能堪！宋军尚在迷茫惊疑之中，兵阵沿未列好，西夏军已经从四面合围而来。宋军轻敌冒进，粮草不济，人马乏食，大败而归。
宋军兵败好水川，虽然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作为主帅贸然出兵、用人不当，对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御的领导责任。这是韩琦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过失。败仗的消息传至京城，朝野震动。
宋仁宗赵祯下诏追责，韩琦因战败而被降为右司谏，知秦州（今甘肃天水）；范仲淹也连带受责，被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兵败是坏事，但坏事往往又是好事！此战之后，韩琦开始反思自己，调整对西夏的策略，放弃了自己的“攻策”，逐渐接受并信服了范仲淹的“守策”。
范仲淹，少有大志，读书十分刻苦。早年生活艰苦，使得他对下层百姓的疾苦感受较深。公元1015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范中淹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三川口之战后，北宋与西夏的局势日趋严峻。不久，范仲淹与韩琦一并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公元1040年，宋仁宗康定元年八月，鉴于延州一带防备形势危急，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这活可完全是苦活、累活、要命的活。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这一消息传至西夏，西夏人相互告诫道：“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指前任范雍）可欺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西夏人是做到了！范仲淹的厉害也由此可见一斑。
范仲淹来到陕西后，无暇在府治京兆府（长安），而是深入前线，实地考察地形和边防守备，听取守边将士的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北宋和西夏的客观形势，范仲淹提出了一套“以防为主”的御夏方针。但是，这在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怯懦的表现，主要是不符合宋仁宗的愿望，不被朝廷采纳。
不实事求事，现实会给予教训。好水川之败后，宋军于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闰九月，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宋军这两次惨败，证明了在当时的北宋和西夏形势对比下，进攻方针难以收效，迫使宋仁宗赵祯放弃了韩琦主张的“攻策”，而改用范仲淹主张的“守策”。
战略问题确定之后，就剩下路线和方针问题了。最高领导人战略思想的转变，也带来了陕西前线的重新布局。朝廷在采纳范仲淹“守策”的同时，还采纳了他的具体设想，由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这样，就在陕西前线组成了以韩琦、范仲淹为核心的指挥中心。
对西夏战略方针一经确定，范仲淹、韩琦便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和加强宋的西北边防。主要有以下五项措施：其一，韩、范对军队进行整顿，裁汰老弱病残，选留强壮士卒重新编制，指定专人训练军队，一改过去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状况。
其二，在用人上下足功夫。对士兵严格考核，重行赏罚，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他们还非常重视选拔人才。著名的大将狄青，即是此时得到二人赏识和提拔，并迅速成为北宋智勇双全的名将的。
其三，大量征召陕西兵源，降低用兵成本。北宋中期，调往西北守边的禁军，大多不能吃苦，又久戍思乡，故士气不高。陕西本地士兵，土生土长，谙熟边防山川地形，且吃苦耐劳，其战斗力比禁军要强得多。有鉴于此，韩、范主张用陕兵守陕西。陕西士兵的征用，极大地提高了宋军的战斗力。
其四，实行屯田养兵制，准备持久抗战。韩、范认为，应在边塞大兴营田，使士兵农战结合，这样既可节省军费，又可开发边疆，还可以减轻边防军需物资的运输压力，增强了边防守备力量。
其五，韩、范主张在宋夏边境要冲地带修城筑寨，作为军事据点。诸多寨堡的建立，打通了陕西各州之间的道路，摆脱了以前孤立无援的境地，一方有警，各方应援，大大加强了宋军的防御能力。
在韩琦、范仲淹等人齐心协力地苦心经营下，北宋边防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他们俩人在守边将士中也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当时，边塞传颂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由于韩、范在边防地带稳固防守、积极经营，有效地遏制了西夏的侵入，使西夏不敢轻举妄动。西夏由于长年征战，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人心厌战，不得不同北宋讲和。于是，北宋、西夏开始转入旷日是持久的“庆历议和”。
“庆历议和”后，北宋、西夏在近30年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双边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为促进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有利地条件。从唐王朝的“都城”变成宋王朝的“边城”，长安自进入宋朝以来一直萎靡不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才逐渐有所转机和发展。
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公元1043年，即宋仁宗庆历三年，韩、范二人奉调回京，同任北宋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副使。自此，韩、范二人的政治轨迹再次交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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