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14年，金宣宗贞祐二年，金朝倒数第二位皇帝金宣宗完颜珣，背弃与蒙古的和约规定，为躲避强大的蒙古，迁都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此举激怒蒙古，金朝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全面爆发。迁都汴京之后，留有太子镇守中都（今北京市），引来百姓的恐慌，又面临蒙古的逼迫，金国只能控制淮北、河南、与关中一带。
公元1216年，金宣宗贞祐四年八月，蒙古进击延安，开始用兵陕西。此时的金宣宗完颜珣，本该联络南宋共抗强敌蒙古，但很可惜，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以宋人不纳币（进贡）为借口，在北面受到蒙古攻击的情况下，在南面对宋朝又发动了进攻。
金宣宗完颜珣很奇葩，激怒蒙古，决裂西夏，征伐南宋，把周边国家都变成了敌人，蒙古就可以放心地收拾金国了。公元1221年，蒙古攻陷金国的鄜州（今陕西富县）、坊州（今天陕西黄陵东南）。自此，蒙古在陕西四处袭扰金国，金国也亦不断收复失地，双方在陕西展开了“拉锯战”。
公元1227年，金哀宗正大四年，即金宣宗完颜珣第三子金哀宗完颜守绪在位时，蒙古拒绝金国的求和，进攻凤翔，兵锋直指京兆（长安），关中震动。十二月，蒙古攻入京兆，南下商州（今陕西商州区）。京兆被金朝军队和汉族抗元力量收复。公元1230年，金哀宗正大七年六月，蒙古再破京兆。
公元1231年，金哀宗正大八年四月，元破凤翔，迁京兆民于河南。五月，蒙古兵分三路，大举攻金。八月，蒙图垒分骑兵三万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攻破凤州（今陕西凤县）、洋州（今陕西洋县），出武休关（陕西凤县东南）、破兴元（今陕西汉中南郑）。
公元1232年，金哀宗正大九年二月，金潼关守将李平投降蒙古，蒙古兵长驱入陕。至此，蒙古取代金，占据了整个陕西。陕西被蒙古占领之后，仅仅过了两年，即公元1234年，曾经金戈铁马纵横驰骋的金王朝，在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夹击下也灭亡了。
蒙古占领陕西，坐拥数千年古都长安时，虽然长安早已零落成一坐废都、废城、废地，但它却迫使蒙古铁骑思考一个问题：在这里，该“部族化”还是该“汉化”？即，游牧民族占据中原后，如何治理汉地、如何管理汉民？
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既显示出游牧民族统治者的政治智慧，也关系着其政权的前途和命运。起于游牧、惯于征战的蒙古军进入关中后，蒙古驻军将领通过其手下的千户、百户等军官对陕西直接实行蒙古的部落式统治，人民均被视为“军前所获”的“驱口”，任其蹂躏荼毒。
这种野蛮落后的压迫剥削方式，使兵连祸结之后的汉唐故都之地，雪上加霜，以至于在杨惟中宣抚关中时，所看到的仍然是“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的满目疮痍景象。如果后来的统治者和前面的一样，或者更加残暴，那么，其统治也不会长久，这是历史的必然。
元朝统一前，蒙古贵族在灭金侵宋过程中，对于如何统治中原一直存在歧见，即在治理汉地问题上争论不休：是维护部落传统，把游牧民族的宗法奴隶制度加于内陆？还是实行“汉法”，继承内陆封建制的遗产？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是关系了元朝统治的最根本的问题。
当时任藩王的忽必烈，是一位既英勇无比，又有远见卓识的蒙古贵族。他热心学习汉文化，倾向于“以汉法治汉地”。公元1253年，蒙古的蒙哥大汗把征服的土地分封给诸王，忽必烈听从谋士姚枢的建议，选择京兆府（长安）作为自己的封地。
于是，忽必烈成为元朝皇帝之前，他的封地关中便成为试行汉法、革除弊政，着手恢复发展经济的试验田。在这里，他的政治谋略与远见卓识得以实践并取得成效，为他以后统一全国，君临天下，做了充分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
公元1253年春天，忽必烈在京兆（长安）设立临时行政机构，即“从宜府”，开始改变陕西自金末以来“有军无政、将校横行”的混乱局面。当时蒙古军贵族在京兆广建府第，豪侈相尚，权势显赫，根本不把新设立的行政机构放在眼里。忽必烈下令，所有贵族搬离京兆（长安），移驻陕南兴元等地，减少了关中推行汉法的阻碍。
陕西驻军的给养问题是军帅纵兵扰民的主要借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忽必烈奏请蒙哥大汗同意，把河东解州（今山西运城）的盐池拨归陕西以供军费，并沿用宋、金以来盐政与军需要相结合的“入中”之法。任何时候，统治都都牢牢把持着与老百姓生命休戚相关的资源！
有了生命必须品食盐，蒙古人招募商民运粮入陕，越秦岭转嘉陵江水路供应四川前线，官府便发给盐引作为报酬。同时，蒙古还在凤翔一带屯田以补充军需要。这样，最为棘手的军队给养问题通过“汉法”得到了圆满地解决，也为其他方面“汉法”的推选创造了提供，积累了经验。
汉法的初步推行，让蒙古人尝到了甜头。于是，在忽必烈主持下，公元1253年夏天，陕西地区正式的行政机构，即京兆宣抚司在古城长安设立。任命开明的蒙古贵族孛兰和汉族官僚杨惟中为宣抚使，开始全面推行“汉法”。
一年后，公元1254年夏天，忽必烈又任命他的亲信廉希宪代替杨惟中为关西宣抚使，名儒姚枢为劝农使，进一步在关中推行“汉法”。廉希宪是汉化的畏兀儿（即维吾尔）人，在忽必烈支持下，他下令把蒙古军帅在关中俘掠的儒士一律释放，编入儒籍。
这些做法，深得关中汉族士大夫的好评。在古代，士大夫把控着文化导向和舆论宣传，得到士大夫的好评，就会引起全社会的认可。同时，忽必烈还支持姚枢等进一步确立田赋制度，减轻关中常赋之半，劝课农桑，以促进农业经济的恢复。
“汉法”很快在陕西收到了明显效果。据说，仅一个月工夫，饱受惊扰的老百姓就安定下来，当年便实现了“关陇大治”。忽必烈在关中初试“汉法”获得成功，这样，陕西就成为蒙古征服区内最早恢复正常建制秩序的地区，为后来“安西路”在元朝成为中国西半部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在就藩陕西期间，通过实施“汉法”，他的政治远见、雄才大略得到了初步试验和施展，陕西等汉地经济慢慢复苏。这些为他以后夺取帝位，成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
但是，忽必烈推行的“汉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在选人制度上，他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与优越地位，拒绝实行科举制度。在财政方面，他以带有游牧部落人头税特点的“丁税”，排斥晚唐以来长期推选的以土地、资产为征课重点的税法。
忽必烈是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在迁都北京前称可汗），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迁都北京后称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称帝后，长安定名“安西路”，封其子忙哥剌（音译）为安西王（王府在今天西安城东北），以统治陕西，“汉法”的推进力度便大打折扣。到元朝的第11位皇帝元顺帝时，长安被改名为“奉元路”。
元朝时期，除中书省外，全国分为11个行中书省。陕西行省治奉元路（即长安），辖今天陕西全省、甘肃省的黄河以东部分、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南部等地区，管辖奉元路、延安路、兴元路、凤翔府、邠州（今陕西彬县）、陇州等26个路、府、州。元代的行省既不是监察区，也不是地方行政区，按其机构，竟是中央政府的一个缩影。行省也设有丞相，总理全省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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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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