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人杰地灵的古长安（西安府），行走着携手共游的两友人，他们便是学富五车、博通古今的唐海和王九思。他们致力于文学革新和戏曲创作，对秦腔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唐海，字德涵，号对山、沜（pàn）东渔夫，乾州武功（今陕西武功）人。乾州在明朝时，属西安府所辖6州31县中的六州之一。自幼机敏，公元1494年，明孝宗弘治七年，20岁的康海入县学，时值杨一清督学陕西，见其文章，盛赞其才，预言他必中状元。
24岁时，康海与三原马理同举于乡，第二年赴京会试。出人意料的是，志在必得的康海，却在会试中落榜。四年后，公元1502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28岁的康海再次赴京会试。这一次，康海顺利通过殿试，摘取状元桂冠。
步入政坛后，康海传承了“长安曾为帝王都”的优秀文化价值观，胸怀天下，爱国忧民，刚正不阿、藐视权贵，与同是长安人的“害群之马”刘瑾之间产生了天然的敌对。公元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宦官刘瑾专擅国政，急于拉拢同党。
刘瑾乃兴平人（当时隶属西安府），与康海是同乡。他闻知康海才名，企图通过老乡关系拉拢康海，为己所用。康海痛恨刘瑾的欺上瞒下、阿谀奉承、横行不法、祸国殃民，耻于与他同流合污，一直不肯去见刘瑾，以示与其划清界线。
当时，康海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等七人经常相聚讲论，不仅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而且一同针砭时弊，触权贵、骂奸党，成为阉党的眼中钉、肉中刺，也进行着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史称“前七子”。
正德初年，官居户部主事的李梦阳，因为代尚书韩文草拟弹劾刘瑾的奏章，事情暴露后，刘瑾加给李梦阳其他罪名，将其逮捕人狱，准备处死。作为“前七子”领袖的李梦阳从狱中给康海递了一张纸条，上写“对山救我”四字。
“对山”为康海的别号。康海虽然此前一直不肯登刘瑾之门，但忠厚老实且注重感情的他觉得，为救朋友，可两肋插刀，便不顾嫌疑，毅然决然地去拜谒刘瑾。正是这种为了朋友义不容辞的老秦人风范，最终彻底改变了康海的政治命运。
刘瑾听说康海登门求见，高兴万分，急忙跑出去迎接，下榻时十分匆忙，连鞋也没有穿正，汲着鞋跑出门迎接，并将康海奉为上宾。康海在刘瑾面前，多方为李梦阳辩解，刘瑾一心想拉拢康海，遂看在康海面上，第二天便释放了李梦阳。
过了一年，公元1510年，即正德五年，刘瑾因谋反罪被处死。朝廷清查刘瑾一案，康海因与刘瑾有过来往，遂被列为同党，削职为民。此时，已经官复原职的李梦阳，不但不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两肋插刀，反过头来倒打一耙，诬陷嫉害康海。人世间的友情如此，可悲！
蒙冤受屈回到家乡后，康海“以文为身累，遂倦于修辞”。他认为“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吾咏歌舞蹈于泉石间已矣，何以小技为哉！”于是，放下道德文章，开始研究戏曲艺术，并作为其终身追求的事业。
康海在去世前，在家闲居了整整30年。正是这30年，他实现了人生由“官场”到“戏场”、“政坛”到“艺坛”的大转折。在这期间，康海遇见了与自己在政治上遭遇相似、在艺术上志趣相投的人生知己、患难同乡王九思。两人从此珠连合璧，在秦腔戏曲艺术中焕发出了他们人生绚丽的光彩。
王九思，字敏夫，号紫阁、渼陂，出身书香门第，早年热衷功名。公元1496年，明孝宗弘治九年进士及第，一度在翰林院、吏部任职。正德五年，权宦刘瑾被诛，因他与刘瑾同为长安人，被列入瑾党，贬为寿州（今安徽寿县）同知。
第二年，朝廷以瑾党根除未尽为由，将43岁的王九思削职为民，被迫归乡，他的“功名梦”彻底破灭。人总是要活在希望之中。与康海一样，王九思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戏曲方面。
官场失意的两人，在戏曲方面却进行了大胆探索和改革。在康海家乡沜东及王九思的家乡鄠县（hù，今鄠邑区）一带，两人经常携带歌姬舞女畅饮，创作乐曲歌辞，自比为乐舞谐戏的艺人，以寄托其忧郁苦闷的心情，这一段小资的生活，却成就了秦腔四大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派——康王腔。
康海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是杂剧《中山狼》。该据讲述了东郭先生因救狼而险遭狼害的故事。时人多认为这是影射李梦阳忘恩负义而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统治下的政治倾轧关系，鞭笞世态炎凉下忘思负义、恩将仇报的道德缺失和人际险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王九思的戏曲创作同样有很高的成就，其作品不仅直抒胸臆、反映民风，而且寄寓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杂剧《沽酒游春》描述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出游曲江时，痛骂权相李林甫“嫉贤妒能，坏了朝政”的情景。该剧影射朝政，将予头直指权贵，实属难能可贵。
公元1540年，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康海去世，终年66岁。他死时，家徒四壁，惟余乐器300多件。有明一朝，整个陕西两名状元（冯从吾、康海）之一的康海，就这样被明朝统治者生生地从状元改造成了艺术家。十年后，公元1551年，王九思去世，享年83岁。
康海、王九思二人在初入政坛时，状元进士，意气风发，以诗文著称，名列“前七子”；因为那个“坏透了”的老乡刘瑾，两人均受牵连，都被削职为民，冷却了他们炽热的功名心。
政坛不幸秦腔幸，两人的人生和才华，为秦腔艺术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那顶乌纱帽，到底是现实中的官帽？还是戏剧中的道具？估计，很多人都在迷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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