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长安人杰地灵，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总能开风气之先。明朝后期，西安府（长安地区）就出现了一位思想开放的科学家，他就是与“南徐”，即明代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上海人徐光启并称为“南徐北王”的“北王”王徵。
王徵，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一道人，陕西泾阳人。泾阳属明朝西安府所辖6州31县。王徵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一方面受到传统思想的熏陶，智慧包容；另一方面具有开放的科学精神，对各种发明创造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这为他的科技生涯奠定了思想基础。
公元1622年，明熹宗天启二年，年过52岁“高龄”的王徵进士及第，步入仕途。明朝最后两朝（天启、崇祯）年间，他任直隶广平府推官、南直隶扬州府推官及山东按察司佥事等职。从政后，他留心“经世致用”之学，后以经算教授乡里，致力于传授西方学术，也是最早的陕籍天主教徒之一。
命运不顺也是好事！王徵参加过无数次科举考试，他的科技生涯也得益于一次次地上京赶考。在多次进京赴考期间，王徵结识了当时来华的一些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同时接触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在传教士的影响和吸引下，王徵加入了天主教，取教名“菲利普”，成为我国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
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王徵，能够接受天主教教义，本身就体现着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开放的思维方式。无独有偶，在王徵之前，公元1603年，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他的科学家前辈徐光启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如望受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罗”。科学，是创新。科学家首先要打破思想的樊篱，接受新思维。
公元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建造于大唐时期、负有盛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出土，碑文记载了唐太宗时景教（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情况。该碑是研究基督教教史和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证和重要史料，引来大批欧洲传教士到西安考察，有的甚至想办法将该碑偷运出境。
当时，55岁的王徵“丁忧”在家，为继母守丧。他遂邀请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来西安传教。此间，年过半百的王徵并没有显示出封闭保守，反而是具有极强的学习和开拓精神，积极向金尼阁请教和学习拉丁文，成为我国学习拉丁文的第一人。
为了帮助西方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王徵在西安主持刊行了罗马化汉语拼音方案《西儒耳目资》。此书用拉丁字母拼出汉字读音，不但使西方来华人士能够较为容易地掌握汉字发音；更为重要的是，开辟了一条简便易行的汉字注音新路，对中国传统音韵学的“反切法”作出了重大改革。
公元1629年，明思宗（毅宗）崇祯三年，在金尼阁的帮助下，王徵在今西安市糖坊街开设第一所天主教堂，是为“崇一堂”。在明朝，对官员的宗教信仰没有特别的苛求，因此，才有同朝为官者可以儒、释、道，亦可以基督、真主、犹太，是一个思想相对开放、多元的时代。
公元1626年，明熹宗天启六年，王徵居丧期满回到北京后，又结识了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等传教士。利用这个机会，王徵就几年前曾读过且非常感兴趣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写的《职方外记》一书向邓玉函请教。在邓玉函处，王徵看到了许多关于机械制造方面的图书，将他引入更广阔的科技新领域。
他让邓玉函用汉语讲述机械的制造原理、作用方式，自己则记录并绘制了各种插图。第二年，王徵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一书，是中国第一本有关西方力学的编译著作，开启了东西方科技交流的大门，在我国科学史上意义非常重大，但很不幸的是，这扇大门不久便被满清统治者关闭，中国又陷入沉沉的黑幕。
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沦重之本体”，介绍西方的“算法”、“测量”及“力艺之学”的基本原理，共61条，涉及重力、重心、比重、压强、浮力等原理，也包括杠杆、滑轮、轮轴、斜面及螺旋等简单机械。第二部分为“论各色器具之法”，介绍各种应用机械的原理与结构，共92条，附有起重、引重、转重、取水、转磨等共54幅机械图及说明。
更为可贵的是，王徵不仅从工艺技巧上推崇西方技术，而且还能进一步深究其理论基础，认识到数学、几何、力学等“皆相资而成”，才能进步和发展。当时的西方，已经是文艺复兴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机械原理非常普及且应用广泛，而在明朝末年，中国还处在落后封闭状态，王徵的书，是一缕阳光，可惜转瞬即逝！
公元1626年是王徵的丰收年，他还写了另外一本书。他还把个人从事农具和日常用具改良与发明的成就收入了《新制诸器图说》一书。该书中记载了一系列器具：如虹吸、鹤饮等引水之器；轮激、风动、自动、自行车、转壶、代耕、连驽等转之器等等。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和《新制诸器图说》合称《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力学和机械学专著。它的问世弥补了我国古代机械技术没有系统著作记载和总结的缺憾，为我国机械工程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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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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