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帅：公立医院应该做什么？巴德年院士之问振聋发聩！从官本位回归医本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最近，有一个大人物谈医改，他是巴德年——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

 

 “关于公立医院改革，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公立医院吗？难说。”面对台下1000多名观众，中国工程院巴德年院士“大胆”发问，“靠院长挣钱来运转医院，发展医院，院长挣不到钱，医院就不能运转。这是公立医院吗？”

 

“公立医院要面向公众，体现公平、公开，让医院挣钱来发展公立医院恐怕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不要形成一种好像政策、规划、职能只能是政府做的印象，最早的思想可以出自大医院，我们也应该成为国家向我们进行咨询时提供思想的机构。”巴德年院士说，“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反过来。”（6月12日医学界）

 

在这1.2.3点中，我最看重的是第三点。

 

医疗属于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特殊行业，如果在制定政策、规划、职能的时候，不采纳一线临床医生的意见，那只有一个结果——自寻死路。在这方面，不缺乏教训。

 

比如上一轮医改。入场时，管理者各种信誓旦旦，新政策浩浩汤汤，投入巨资，最后结局却被现实打脸，整个社会自上而下的鉴定为一轮失败的医改。这种集体默契令管理者面上无光。现在，是要继续沿袭老路，还是另辟蹊径？这是新一轮医改要面临的抉择。

 

官本位的医改，还是医本位的医改？82岁的巴德年院士敢说真话——政府要让公立大医院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中来，起到智库的作用。

 

我对这个“真话”有补充意见。我认为，除了公立大医院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思想意见，一级、二级公立医院也可以。民营医院，乃至到个体诊所，同样也可以。现在公立三甲医院一枝独秀，而基层医疗到民营医疗积弱贫瘠的局面，已经说明政策嗜好与偏向。

 

一个成功的医改，必定是一个社会关系和谐的医场。这个和谐，取决于聆听各方的意见，形成一种公共博弈交流的局面。每一项公共政策都是群体智慧的产物，而不仅仅是几个专家闭门造车，极少数官员拍板了事。脱离实际，和漠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共决策，哪怕投入再多的钱，再大牌的专家资源，可能都会南辕北辙，变成败局。

 

这个败局，未必是资源匮乏造成，而是矛盾冲突无法调和之败。因为落后于现实的公共政策，很容易人为制造官员和院长、院长和医生、医生和患者之间剑拔弩张的矛盾。

 

解决一个病人和一个医生的冲突容易，但是要解决整个体系游戏规则的问题，那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没有让临床医生们参与到这个规则政策的制定中来。

 

在位者掌权者很难说真话，这几乎成为一种体制内的默契。说真话的往往都是老专家。因为老专家不在其位，所以真话说得毫无顾虑，淋漓尽致。年富力强的医生们，总要借助老专家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诉求，这恰恰是一种医本位遥遥无期的表现，是中国医疗界权力弱势的一种表达。

 

在当下这个社会，从官本位回归医本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放权的转型，至少需要10到20年的时间，这已经属于一个非常乐观的预判。您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