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很缺全科医生，至少，纸面上是如此！
《“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科医生应达到30万人以上。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注册执业的全科医生共有20.9万人，所以2年内，缺口是9万。
按照刚刚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每万人口有全科医生1.51人。所以这个缺口是50万。
为何全科医生如此之缺？主流的说法是吸引力不够。纠偏政策不是来了？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 》，对中国全科医生的培养、执业、待遇、职称评定等多方面提出了众多扶持政策。
1月26日，媒体们对这个激励政策集体拍手叫好。
国务院发文，基层全科医生要火了！这是基层医师公社提供的观察角度。看起来，作者有点激动失态了。可以理解，这是一家为基层医生代言的媒体。
上海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撰写文章《全科医生扩容，能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尴尬吗？》，指出单单医生数字上的扩容还不够，还应当有功能上的发力，谨防基层医院冷清现象。作者是一位医生，指出他从身边目睹到的怪现象，病人不去基层就医。
《光明日报》的观察角度是全科医生培养再提速。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数字上的急剧变化——2020年达到30万人，2030年达到70万人。10年时间，全科医生规模供应要增加一倍多。
山西省政协委员将认识向前再推进一步——加强全科医生培养，保障分级诊疗实施。她认为，只有提高全科医生的岗位胜任力和待遇，通过规范化培训、转岗培训、定向培养等措施增加全科医生数量，提高其职业认同感，才能让其真正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使命。
新华网截取的角度是编制，重点强调它的吸引力。标题可见一斑——全科医生到基层就业优先纳入编制管理。
经济类媒体，当然逃不离经济视角。《每日经济新闻》说，全科医生缺口达50万，国办发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重点强调激励社会办医带来的机遇。
《人民日报》总是沉得住气的那个，他们发出告诫，让全科医生沉得下留得住。
《科技日报》发言一般不会失控。对此，他们冷静指出《激励与培养并举 全科医生或成“吸睛”职业》。这个“或”字，意味深长，表示一种中立态度，既不过度乐观但也拒绝悲观。
现在是现身说法时间！《政策撒糖有多甜？全科医生用十年经历告诉你》，这是健康界的新闻。文章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陈硕之口，强调这个政策会使全科医生岗位更具吸引力。这个医生认为，文件的最大亮点是将全科医学的学科地位加以明确，这是对全科医学最大的支持。全科医学本应是与心内科等平起平坐的二级学科。
最后一句话听起来有点熟。因为国家卫计委副主任曾益新刚刚表达过同样的定位——“服务于基层并不代表全科医生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不如专科医生。事实上，全科医生也属于36种专科医生类别中的一种，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复合型临床医学人才，对其岗位要求是知识结构要宽泛广博，根据患者症状和简单检查就能比较准确地做出病情判断，及时就地治疗或转诊到大医院相应专科。同时，全科医生还要善于和患者沟通，体现医学人文关怀，有许多疾病通过语言沟通、心理疏导和生活方式调整就能够化解。事实上，对全科医生的岗位能力的要求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专科。
他强调，全社会都应该树立尊重全科医生的观念，营造关心支持全科医生发展的氛围，特别是医学同行。为什么会有医学同行不尊重全科医生？
深圳的全科医生张潇潇分享自己听过的恶毒诅咒——“我刚工作那会儿， 不努力就去当全科医生 ，是医院领导用来敲打员工的一句口头禅。”
“学校不重视、社会不理解、制度没跟上。”全科医生陈晓敏为全科医生的发展现状总结了三大难题。“我的大学专业是临床医学全科医学方向，全班有100多人，毕业时只有我一人选择了当全科医生。”
屁股决定脑袋。在一篇媒体采访的新闻中，“目前专科医生对于转岗到全科医生的意愿普遍不高，因为从收入水平来看，全科医生相对更低一些。”一位上海地区三甲医院副院长直言。更低一些？当然是一句客套话。
市民潘璠投书《北京青年报》，称因为优待全科医生，实际更是方便乃至优待患者，特别是基层和偏远地区罹患一般疾病的群众。作者强调两点——驻扎基层的医生，看一般疾病。我相信，很多全科医生看到这个定位，又要皱眉头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行业隔阂，隔行如隔山。
2013年，广东省卫生厅巡视员廖新波在《南方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全科医生价值被低估。他分析，全科医生直接关系到疾病的防控、民众健康水平的提高和费用的合理控制，因而除了制度的保障之外，还要提高全科医生的质量和全科医生的收入。“赤脚医生”和当今全科医生的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假如以过去的理念与今天的财力结合在一起，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赤脚医生是当地工分值最高的这就是补偿政策和考核制度了。如果制度偏差了，就会出现出勤不出力和造假的现象。他提醒，全科医生的劳动价值如何衡量是很重要的。在美国，家庭医生的收入应该说是比较低的，是三口之家平均年收入的2.5倍。举个例子，宾夕法尼亚州的三口之家平均年收入是55006美元，那么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家庭医生的年收入是14万美元。中国呢?据卫生部的统计数据，北京市区的三口之家平均收入是65000元人民币，北京市区的初级保健医生的平均年收入达到2.5倍，也就是16万元人民币，事实上根本不能达到。可见，中国全科医生的价值被低估了!（再提醒一下，16万元是4年前的理想水平。）
即使时光到了2017年，廖新波依然不改初衷。他在某篇专栏文章中再次强调，政府应该给予全科医生相应补贴，补贴程度不能低于一般公务员水平，甚至可以高过公务员水平。在国外，全科医生的社会待遇都是处于中上水平，只有这样家庭医生才能做活，才能解决问题、留住人，让他们觉得做家庭医生是无上光荣。
蔡江南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经济学客座教授，美国麻省卫生福利部卫生政策高级研究员。他对医疗现象的观察总是专业而深刻，一针见血指出现象背后隐藏的病灶。
在中国全科医生问题上，2012年，蔡江南就第一个提出——“全科医生缺乏双重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缺乏工作价值。”中国全科医生缺乏五个基本权利——首诊权、处方权、检查权、治疗权、发展权，使得他们缺乏作为全科医生的价值。
他指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对策，首先要使得全科医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生，使其拥有更大的治疗和医疗费用控制权，还要有职业发展的机会、合理的收入补偿机制。首先，医保要推行首诊制，医生的处方不受基本药物限制，要建立独立检查中心；其次，治疗权方面，全科医生不应该承担公共卫生职能；第三，发展权方面应提供科研、进修、晋升的机会；第四，收入方面，要医生收入透明化，取消收支两条线。
蔡江南认为，全科医生的定义含有四个要素。首先，全科医生是一个医生。“全科医生对病人没有吸引力，是因为现在很多做法使得全科医生慢慢变得不像医生，他的临床技能被抽掉了。”第二，全科医生要有首诊权。全科医生最大的权威在于首诊，如果没有，全科医生的力量就大大削弱了。第三，全科医生在空间上的全面性，也就是说，全科医生对病人不是针对某一个器官，而是对病人整体有一个了解，这和中医传统非常像。第四，时间上的连续性，全科医生对病人不是一次性服务，而要有连续性的管理。“没有以上四点要素，全科医生就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吸引力。”
终于联想到，为什么以前我在社区从事全科医生，久不久，总会有一种被默默羞辱的感觉。但你又说不清楚它具体是什么？ 这是一种对过去事物悄悄的、隐晦的否定和碾压。过去旧模式培养的全科医生不可信，以现在新规培的全科医生为可靠，提升医疗质量其实就是医生内部残忍的淘汰。当下，在很多新闻媒体笔下，全科医生群体成为老弱病残的专门代名词。
作为错过全科规培的老全科医生们，如果没有编制，你会亚历山大吗？
有压力的同样包括新入行者。一位年轻女读者，去年考取了全科医学的研究生，但她显得忧心忡忡，她觉得全科医生不靠谱，害怕入错行业,选错职业。
尽管，从常识来判断，这个国家很缺很缺全科医生，新入行者赶上熊市，理应有一个靠谱和向上的美好未来。
中国媒体往往不可以全信，他们时常会成为浮夸的吹鼓手，报喜不报忧。将好的一面无限扩大，将坏的那一面残忍隐藏。
全科医生的问题很多，机遇也很多。这个选择，不会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是糟糕的选择。不要冲动得失去理智，但也不要悲观到觉得抓了一手烂牌。
上一段仅代表我个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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