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安徽老家的自然灾害更严重,而老家还有九十多岁高龄的老祖母呢。父亲为了给老家寄几斤粮票去,总是在单位里省着吃,甚至处于半饥饿状态。据单位里的同事后来说,父亲到食堂里去蒸饭,饭盒子里都是青菜萝卜之类,见不到几粒米。结果,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熬到头,父亲就病倒了。 只见父亲肚皮痛得厉害,连滚带爬的痛,黄豆般大的汗珠直往外冒。医生诊断说是胃病,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医生只能给他打止痛针,挂消炎水,等肚里稍稍不痛一点的时候,父亲就急着出院去上班了。上了三日班又住进了医院。这样重复了好几次,三四个月过去了,病情却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虚弱。经X光和超声波多次检测,一会儿说是胃病,一会儿说是胆囊炎,总是无法确诊。 从家里到父亲住院的医院,有五六里路,母亲既要照顾住院的父亲,又要照顾家里三个幼小的孩子,每天都要从家里到医院,又从医院到家里这样来回走好几次,但她疲劳不堪地默默坚持着。突然有一天,医生告诉母亲,父亲已经病危,请准备好后事。母亲恳求医生说,请医生想尽办法救救他,他死了,家里还有三个幼小的孩子呢,叫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呀!医生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开胸腔看看,到底是什么病?但考虑到他年纪已经比较大,身体已非常虚弱,做这样的大手术是否能够承受,很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这个手术要不要做,家属自己决定吧!这真使母亲感到很为难,做手术吧,让快死的人再去经受这样一次大的磨难实在于心不忍;不做手术吧,只能等死。怎么办?
中午,母亲回到家中,看着我们三个幼小的孩子,我十一岁,大的妹妹七岁,小的妹妹四岁,谁能给她当参谋出主意呢?母亲叹口气对我说,你爹快要死了,你们想去最后见他一面吗?我说,想。虽然父亲平时对我们很严厉,我们都很怕见到父亲,但如今父亲快要死了,我们还是想见他一面,即使被他骂一顿也心甘情愿。 母亲扒了几口饭就匆匆出门了。父亲要她把放在单位里的一只皮箱拿回来,然后再去邮电局给在杭州浙丝三厂工作的姐姐发个加急电报,然后再去医院。母亲临走时吩咐我们说,你们到下午三点半左右出门,走到医院大约四点半左右,我会到门口来接你们,见了你父亲,我们五点以后一起回家。 等到下午三点,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出门了,因为父亲住院的那个医院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我们只能按照母亲指的方向沿着解放路一直朝南走,走啊走啊,感觉中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才望见那座塔的塔尖。塔是建在山顶上的,我们又走了好多路才到了山脚下,我们终于喘了一口气。从山脚边向左拐弯,再走上一段路,便到了父亲住院的福康医院。 我们到了住院部的门口,门是紧闭着的,一个老头守着门口,小孩没有大人的带领是不能进去的。门的上面有一块横匾,上面写着“病人之家”四个大字。我们就坐在这横匾下面的石台阶上,等母亲出来领我们进去。我们不知道时间,只是远远望去太阳还在塔尖的上面。我们等啊等,看着太阳慢慢地朝塔下沉,直到太阳落到山后面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出来接我们。大妹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再不回去天都要黑了。于是,我只好带着两个妹妹往回走。
我们走着走着,脚步越来越沉重,速度也越走越慢,四岁的小妹说脚痛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幸好这时母亲来寻找我们了。原来母亲手里拎着从父亲单位里拿回来的皮箱,见医院的后门开着,从医院的后门到家里可节省好多路程,就从后门出来了,忘了到前门来接应我们。回到家里,见我们都不在,才想起我们都去了医院,再回头来寻找我们。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母亲背起小妹抄近路拐进一条弄堂里快步朝前走,我和大妹紧紧跟在后头,这条弄堂我从来没走过,很冷清,望着母亲疲惫而孤单的背影,有一种孤独无援的悲凉感。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母亲忙着做晚饭,我在灶下帮着烧火,柴是大妹从山上拣回来的。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姐姐也从杭州赶回来了。在母亲和姐姐说话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母亲从父亲单位里拿回来的皮箱,皮箱里面是空荡荡的,放着几件父亲的替换衣裳,一顶建国初期流行的八角帽,一把油纸扇,一盒没有用过的火柴,一个贝壳油(冬天手开裂时使用)。一本破旧的记事本,父亲的生活可见一斑。
第二天天没亮母亲就起床了,她要到王家山上的“北天竺”去求签。回来的路上,在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遇到了正在墙上画宣传画的王老师。王老师待人热情,能写善画,有空就到居委会里做义务工作,是街坊邻居们心目中的大好人,母亲自然也很信得过他。母亲便把父亲病危的事告诉了王老师,又拿出求来的签给他看。王老师认真地看了一会说,如其说不做手术等死,倒不如做手术还有一点希望。从签词上分析,手术是有成功的希望的,而且今后的生活还会比现在更好呢!母亲听了王老师的话,胆子便大起来了,赶紧去医院为父亲做手术签了字。 父亲是中午十二点前进入手术室的,到傍晚六点多钟才从手术室里抬出来,历时六个多小时。父亲躺到病床上与死人没有什么两样。母亲和姐姐紧张地守在床边,医生和护士也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观察着父亲的血压和心脏的动态。医生说,手术是成功的,病源也抓到了,从胆囊里取出一颗比枣子还大的结石来。至于他能不能苏醒过来,那要看他自身的抵抗力了。 又等了六个多小时,到后半夜十二点多,父亲终于苏醒了过来。父亲问母亲现在几点了?母亲说十二点多了。父亲说是中午十二点多吗?母亲说是后半夜十二点多。父亲啊了一声,不再说话。在场的人也都舒了一口气。 父亲在医院里又住了一个多月才出院,出院以后身体还是很虚弱,需要中医调理。那时候看中医很紧张。我天没亮就赶到花巷街去排队给父亲挂号,每三天或五天就去看一次中医,母亲则天天为父亲煎中药。等身体略微好一些了,父亲就急着要去上班了。因为病假六个月以上是要扣工资的。虽然父亲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他不愿退,单位也需要他。但母亲已不允许他到单位食堂自己去蒸饭。每天中午母亲就早早地把饭菜装在一只篮子里,等我中午放学以后给父亲送去。 经过了这样一场大病,父亲豁达了许多,他不再严酷地对待自己,也不再严厉地要求别人,他看开了许多,放下了许多,他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却越来越健康。他从来不锻炼身体,双手却总是闲不住,退休以后该享清福了吧?却总是想方设法要找些事情来做做。 到我结婚那年,父亲已经八十一岁,身体还是很健朗。我的结婚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事,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目标。结婚后,我和妻子陪父母一起吃饭,父亲坐在最上面,边吃边回忆往事,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彩,一家人其乐融融。 几天以后,我和妻子打算进行一次新婚旅行。这天上午我们出去买车票,父亲说感到有些累,要去床上躺一会。我们出去买车票没有买到,回到家里正是吃中饭的时候,母亲已经做好饭菜,父亲还在床上躺着。我去叫父亲吃饭,父亲没有回应,走过去一看,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来。赶紧把父亲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无法对症下药。后经专家会诊,专家说,人精神过于兴奋也会造成脑溢血。 父亲躺在床上,脑子是清醒的,他嘴里总是发出两个声音来,陪在旁边的姐妹们都猜测着,那是两个什么字音?说出来父亲总是摇头。后来我说,是不是“回家”这两个字呢?父亲使劲地点头。父亲知道自己不行了,叫我们赶紧送他回家。但我们还是犹豫着,希望在医生的努力下奇迹能够出现。又过了两天,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医生说,再不回去就要回不去了。现在回去,如果不带氧气袋,恐怕也到不了家了。于是,我们赶紧向医院借了氧气袋,把父亲送回了家。 父亲回到家里便安定了下来,病情似乎也有了好转。他静静地躺着,很安详。这样躺了十天十夜,白天由姐妹们陪着,晚上由我陪他。 那天是五一劳动节,吃过中饭,母亲叫我去睡一会,晚上还要继续陪夜呢。我走到楼上刚睡下,又听到母亲在叫我,说,你爹要走了,快下来。我赶紧下楼,妻子也紧跟下来。我搂住父亲,父亲还有细微的呼吸。我说,爹,您的儿子媳妇都陪在您身边。这时大妹和大妹夫正好赶到,也对他说,我们都陪在你身边。父亲的脸上微微地露出了笑容,呼吸也慢慢地平息下去。随着身体的渐渐变凉,他安详的微笑便定格在了脸上。 距上次那场大病的劫难,父亲又多活了二十二年,他知足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遗憾,也没有痛苦。也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吧,让父亲这位勤劳了一辈子的劳动者过了自己的节日再走。当亲戚朋友们前来向父亲遗体告别时,看到他脸上安详的微笑,都说父亲真福气,他是欢欢喜喜地与这个世界告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