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安徽老家的自然灾害更严重，而老家还有九十多岁高龄的老祖母呢。父亲为了给老家寄几斤粮票去，总是在单位里省着吃，甚至处于半饥饿状态。据单位里的同事后来说，父亲到食堂里去蒸饭，饭盒子里都是青菜萝卜之类，见不到几粒米。结果，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熬到头，父亲就病倒了。 只见父亲肚皮痛得厉害，连滚带爬的痛，黄豆般大的汗珠直往外冒。医生诊断说是胃病，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病情还是没有好转。医生只能给他打止痛针，挂消炎水，等肚里稍稍不痛一点的时候，父亲就急着出院去上班了。上了三日班又住进了医院。这样重复了好几次，三四个月过去了，病情却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虚弱。经X光和超声波多次检测，一会儿说是胃病，一会儿说是胆囊炎，总是无法确诊。 从家里到父亲住院的医院，有五六里路，母亲既要照顾住院的父亲，又要照顾家里三个幼小的孩子，每天都要从家里到医院，又从医院到家里这样来回走好几次，但她疲劳不堪地默默坚持着。突然有一天，医生告诉母亲，父亲已经病危，请准备好后事。母亲恳求医生说，请医生想尽办法救救他，他死了，家里还有三个幼小的孩子呢，叫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呀！医生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开胸腔看看，到底是什么病？但考虑到他年纪已经比较大，身体已非常虚弱，做这样的大手术是否能够承受，很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这个手术要不要做，家属自己决定吧！这真使母亲感到很为难，做手术吧，让快死的人再去经受这样一次大的磨难实在于心不忍；不做手术吧，只能等死。怎么办？
中午，母亲回到家中，看着我们三个幼小的孩子，我十一岁，大的妹妹七岁，小的妹妹四岁，谁能给她当参谋出主意呢？母亲叹口气对我说，你爹快要死了，你们想去最后见他一面吗？我说，想。虽然父亲平时对我们很严厉，我们都很怕见到父亲，但如今父亲快要死了，我们还是想见他一面，即使被他骂一顿也心甘情愿。 母亲扒了几口饭就匆匆出门了。父亲要她把放在单位里的一只皮箱拿回来，然后再去邮电局给在杭州浙丝三厂工作的姐姐发个加急电报，然后再去医院。母亲临走时吩咐我们说，你们到下午三点半左右出门，走到医院大约四点半左右，我会到门口来接你们，见了你父亲，我们五点以后一起回家。 等到下午三点，我就带着两个妹妹出门了，因为父亲住院的那个医院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我们只能按照母亲指的方向沿着解放路一直朝南走，走啊走啊，感觉中走了很长很长时间，才望见那座塔的塔尖。塔是建在山顶上的，我们又走了好多路才到了山脚下，我们终于喘了一口气。从山脚边向左拐弯，再走上一段路，便到了父亲住院的福康医院。 我们到了住院部的门口，门是紧闭着的，一个老头守着门口，小孩没有大人的带领是不能进去的。门的上面有一块横匾，上面写着“病人之家”四个大字。我们就坐在这横匾下面的石台阶上，等母亲出来领我们进去。我们不知道时间，只是远远望去太阳还在塔尖的上面。我们等啊等，看着太阳慢慢地朝塔下沉，直到太阳落到山后面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出来接我们。大妹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再不回去天都要黑了。于是，我只好带着两个妹妹往回走。
我们走着走着，脚步越来越沉重，速度也越走越慢，四岁的小妹说脚痛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幸好这时母亲来寻找我们了。原来母亲手里拎着从父亲单位里拿回来的皮箱，见医院的后门开着，从医院的后门到家里可节省好多路程，就从后门出来了，忘了到前门来接应我们。回到家里，见我们都不在，才想起我们都去了医院，再回头来寻找我们。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母亲背起小妹抄近路拐进一条弄堂里快步朝前走，我和大妹紧紧跟在后头，这条弄堂我从来没走过，很冷清，望着母亲疲惫而孤单的背影，有一种孤独无援的悲凉感。回到家里，天已经全黑了。母亲忙着做晚饭，我在灶下帮着烧火，柴是大妹从山上拣回来的。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姐姐也从杭州赶回来了。在母亲和姐姐说话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母亲从父亲单位里拿回来的皮箱，皮箱里面是空荡荡的，放着几件父亲的替换衣裳，一顶建国初期流行的八角帽，一把油纸扇，一盒没有用过的火柴，一个贝壳油（冬天手开裂时使用）。一本破旧的记事本，父亲的生活可见一斑。
第二天天没亮母亲就起床了，她要到王家山上的“北天竺”去求签。回来的路上，在快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遇到了正在墙上画宣传画的王老师。王老师待人热情，能写善画，有空就到居委会里做义务工作，是街坊邻居们心目中的大好人，母亲自然也很信得过他。母亲便把父亲病危的事告诉了王老师，又拿出求来的签给他看。王老师认真地看了一会说，如其说不做手术等死，倒不如做手术还有一点希望。从签词上分析，手术是有成功的希望的，而且今后的生活还会比现在更好呢！母亲听了王老师的话，胆子便大起来了，赶紧去医院为父亲做手术签了字。 父亲是中午十二点前进入手术室的，到傍晚六点多钟才从手术室里抬出来，历时六个多小时。父亲躺到病床上与死人没有什么两样。母亲和姐姐紧张地守在床边，医生和护士也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观察着父亲的血压和心脏的动态。医生说，手术是成功的，病源也抓到了，从胆囊里取出一颗比枣子还大的结石来。至于他能不能苏醒过来，那要看他自身的抵抗力了。 又等了六个多小时，到后半夜十二点多，父亲终于苏醒了过来。父亲问母亲现在几点了？母亲说十二点多了。父亲说是中午十二点多吗？母亲说是后半夜十二点多。父亲啊了一声，不再说话。在场的人也都舒了一口气。 父亲在医院里又住了一个多月才出院，出院以后身体还是很虚弱，需要中医调理。那时候看中医很紧张。我天没亮就赶到花巷街去排队给父亲挂号，每三天或五天就去看一次中医，母亲则天天为父亲煎中药。等身体略微好一些了，父亲就急着要去上班了。因为病假六个月以上是要扣工资的。虽然父亲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他不愿退，单位也需要他。但母亲已不允许他到单位食堂自己去蒸饭。每天中午母亲就早早地把饭菜装在一只篮子里，等我中午放学以后给父亲送去。 经过了这样一场大病，父亲豁达了许多，他不再严酷地对待自己，也不再严厉地要求别人，他看开了许多，放下了许多，他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却越来越健康。他从来不锻炼身体，双手却总是闲不住，退休以后该享清福了吧？却总是想方设法要找些事情来做做。 到我结婚那年，父亲已经八十一岁，身体还是很健朗。我的结婚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事，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目标。结婚后，我和妻子陪父母一起吃饭，父亲坐在最上面，边吃边回忆往事，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彩，一家人其乐融融。 几天以后，我和妻子打算进行一次新婚旅行。这天上午我们出去买车票，父亲说感到有些累，要去床上躺一会。我们出去买车票没有买到，回到家里正是吃中饭的时候，母亲已经做好饭菜，父亲还在床上躺着。我去叫父亲吃饭，父亲没有回应，走过去一看，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来。赶紧把父亲送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无法对症下药。后经专家会诊，专家说，人精神过于兴奋也会造成脑溢血。 父亲躺在床上，脑子是清醒的，他嘴里总是发出两个声音来，陪在旁边的姐妹们都猜测着，那是两个什么字音？说出来父亲总是摇头。后来我说，是不是“回家”这两个字呢？父亲使劲地点头。父亲知道自己不行了，叫我们赶紧送他回家。但我们还是犹豫着，希望在医生的努力下奇迹能够出现。又过了两天，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医生说，再不回去就要回不去了。现在回去，如果不带氧气袋，恐怕也到不了家了。于是，我们赶紧向医院借了氧气袋，把父亲送回了家。 父亲回到家里便安定了下来，病情似乎也有了好转。他静静地躺着，很安详。这样躺了十天十夜，白天由姐妹们陪着，晚上由我陪他。 那天是五一劳动节，吃过中饭，母亲叫我去睡一会，晚上还要继续陪夜呢。我走到楼上刚睡下，又听到母亲在叫我，说，你爹要走了，快下来。我赶紧下楼，妻子也紧跟下来。我搂住父亲，父亲还有细微的呼吸。我说，爹，您的儿子媳妇都陪在您身边。这时大妹和大妹夫正好赶到，也对他说，我们都陪在你身边。父亲的脸上微微地露出了笑容，呼吸也慢慢地平息下去。随着身体的渐渐变凉，他安详的微笑便定格在了脸上。 距上次那场大病的劫难，父亲又多活了二十二年，他知足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遗憾，也没有痛苦。也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吧，让父亲这位勤劳了一辈子的劳动者过了自己的节日再走。当亲戚朋友们前来向父亲遗体告别时，看到他脸上安详的微笑，都说父亲真福气，他是欢欢喜喜地与这个世界告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