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简荐书】《牛津通识读本：医学伦理》

     医学的核心不是技术，是伦理价值。医学伦理学是一项个人主义事业：“由个体来决定该做的正确的事情。”这就让人立刻想到社会制度之争：个体怎么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事情？个体有没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在整本书中，常常是在讲逻辑、博弈、法律，还有谈判。“谈判方法认为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对一般伦理学也适用——本质上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过程。”

    基本原则是人的利益最大化，那如何保障精神病人的利益？试管婴儿的利益？艾滋病试药者的利益？未婚先孕的少女利益？还有更大的议题，国家的医疗预算如何分配，穷国与富国是否适用同样的医学伦理，每一项都可能是无解的，即便上了最高法院的法庭。

以国家卫生支出的角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卫生保健体系有足够的钱能为所有的患者在所有的情况下提供可能的最好的治疗”，“任何一个卫生保健体系在对延长人的生命做决定的时候，都必须延长一些人的生命而以牺牲另一些人的生命为代价。”

    那么有限的预算是用在增加预期寿命还是改善生存质量上呢？如果选择增加预期寿命，是能让2个病人增加16年的寿命的措施，还是选让15个人增加30年寿命的措施？这不是数学计算，作者认为重点是那个“特定的人”存不存在，花几百万元搜救一个落水的航海者，仍然是划算的，因为他就是特定的能立刻得到帮助的人。“‘施救准则’核心的价值观是：在此种情形下为获得一个寿命年份而花更多的钱通常比在我们无法认定谁受到帮助的情形下花钱更合理。”

       我之前不太理解为什么国外新闻中有报道，父母坚持维持无法治疗的孩子的生命，会引起社会争论，其实也是为维护个体利益，“法庭不得不决定从小孩的最大利益出发，在某些情况下很小的孩子更应该被允许死去而不是接受生命延长治疗，但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标准：生活境况非常差，法庭判断小孩被允许死去是从小孩的最大利益出发的。”

       将病人个人的意愿放在医生的决定之上，因为“权利的类型和状态是非常有争议的。最基本的观念是，假如一个人有权利，那么权利将会带给他特殊的利益——一种保护，因此即便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而减少，他的权利也会被尊重。”这是在中国文化中几乎不能接受的观念。普遍的例子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即便在不被输血有可能死时也拒绝接受输血。一个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有权拒绝任何即使是救命的治疗，这是许多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原则。”不是以“健康”而是以“权利”来制定法律，“我们所认为的‘健康’和‘不健康’有时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能并且应该会被挑战。”在精神疾病领域尤其如此。

      另一个普遍通行的观念是，医生必须为病人保守秘密。“伦理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是，任何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能带来最好结果的那一种。基于这个观点，医生保守秘密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会带来最好的结果。只有当医生严格保守秘密时患者才会信任他们。”

     涉及到国际医疗支援中的医学伦理就更值得考量了。一种便宜的预防艾滋病病毒垂直传播的疗法要在贫国做实验设计，对照组病人是用什么都不做的安慰剂疗法，还是用富国采用的有效的昂贵疗法？“对于跨国医学研究而言，这一观点的意义包括：（A）研究的开展应为贫国人民提供合理利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利益须进行合理分配；（B）为了正确评估贫国的利益怎样能最大化，必须现实地看待什么应在贫国坚持下去；（C）研究者不仅应对贫国参与试验的人负责，也应对更广泛的人群负责。”看完这个论证过程，心情很复杂，生命是不平等的，只有相对的公平和理性。

     在对安乐死的伦理讨论中，“从对需要救治的人的同情中应当得到的教训是，我们需要拓展我们的道德想象力”，也要记得“在英国喜剧小说中，没有比自认为正确更大的罪恶了。喜剧小说给我们的经验是，我们道德上的狂热让我们变得顽固、肤浅、单调。”那么在对安乐死的种种尖锐指责中，“当遵循一个道德准则的结果是遭受痛苦时，我们就需要仔细审视一下我们的道德准则，并且怀疑我们是否过于生硬地应用了这个准则。”“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去追求一种道德清白感，这是有悖常理的。”

      书中关于医学伦理的实际案例中，都并没有直接给出唯一的标准答案，但这些关于伦理道德的警示，将指导读者去做理智的思考。

【阿简荐书】《给想成为医生的你》

编辑：小小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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