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从流行病史角度解释整个历史
对历史的解释有很多角度，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之前读过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是从传染病史角度解释了战争：“事实上，在将军们还不知道他们要将总部的烂摊子设在哪里之前，军营流行病已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胜负全取决于传染病爆发于哪一方。
《瘟疫与人》更进一步，用流行病史解释了整个历史，并说明为什么这一重要角度以往会被忽视：“当流行病确实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
02
保持“安全距离”古已有之
原始人类虽然就能够散布全球，但人类更适宜生活在温带，相比之下，“随着每一次向北的推进，狩猎者都不得不去适应更严酷的气候和更困难的冬季。”但更具危险性的是热带的寄生物，以及由此而来的传染病。在寒冷的北方，寄生物在宿主间的转移变得困难，可是在热带，微寄生物系统的平衡就很重要了，一有新生物就可能被打破。作者认为，印度种姓制度造成的人为隔离、原始部落里禁止接触某类生物的规则，其实都是为了维持这种生物系统平衡，否则就有性命之虞，他们只知应该如此，却不知道原因。
“有关跨种姓接触的禁忌，以及在非有意破坏禁忌的情况下有关身体净化的复杂规定，显现了恐惧传染病的心理在维持各社会群体（即后来的各种姓）间的安全距离上面所起的作用。”像“巴比伦的医学著作认为，某些疫病早在公元前17世纪就是通过接触传染的。”
03
无法控制的瘟疫
“尽管人类在处理可见的和可实验的对象上拥有智慧，但同微型寄生物的关系，在19世纪之前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生物性的层面上。也就是说，人类无法对其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中国湿润的南方长期以来只是流放之地，得不到开发，也是因为“瘴疠之地”的原因。但盲目进行农业开发，也有副作用：19-20世纪欧洲殖民者在中非和东非推行农业种植，“这一活动加剧了嗜睡病在乌干达地区、刚果坦干伊喀、罗得西亚和尼日利亚的流行；最终的结果是，随着殖民政权的结束，这片大陆更深地受到了采采蝇的感染。”
04
战争和贸易助推瘟疫的扩张
确实战争和贸易是传染病扩张的有力途径，“羊毛纺织品越来越多的供应也会促进虱子和臭虫的繁殖，由此就方便了像斑疹伤寒这类疾病的传播。该病于1490年首先出现时，对欧洲的军队造成极大的损害。”
传染病减员经常是超过战斗减员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死于痢疾的英国士兵是死于俄罗斯炮火人数的10倍；布尔战争中，英军因病死亡人数是阵亡人数的5倍。“法国军队中的来自农村的士兵更容易患病，有时非常严重，而这些传染病在城里的同龄人那里已有过接触而具有免疫力。结果，强壮的农民子弟比那些来自城市贫民窟的营养不良的士兵死亡率更高。”
05
瘟疫助推反教权主义的扩张
而传染病的作用还不止一场战争的得失，“鼠疫在亚欧大陆分布改变的后果主要是大草原社会的衰微”，亚欧草原上的大城市只是昙花一现；“在鼠疫肆虐之时，一个好端端的人竟然在24小时内悲惨死去，在这种经历面前，阿奎那时代所推崇的对理性神学的信仰很快崩溃了，任何对于神秘自然世界的人为解释都变得难以置信。”所以1346年以后，反教权主义在基督教的欧洲变得公开而广泛。
06
为什么给儿童打疫苗很重要
人口增长使传染病无法杜绝，“所有成功的文明机制都能借助宗教、法律和习惯等力量，来确保人流与物流从农村流向城市。”有些疾病必须借助人数才能延续，“麻疹若要在现代城市中延续下去，其人口下限大约为50万。”简直是“大城市病”之一种，不过也有解决方式，“一种传染病让幸存者获得免疫力，又以5-10年的间隔复发，这样的传染病会自动成为儿童病。”所以要给儿童打疫苗。
07
对一种瘟疫产生抗体需要7代人的时间
当新的传染病出现时，“人类要将其对剧烈新疫病的反应稳定下来，大约需要120-150年的时间。”以澳大利亚野兔所患多发性粘液瘤为例，“人类和野兔需要大致相当的代际时间来适应致命性的新疾病”，那大概是7代人的时间。“在交通运输日益紧密的时代里，交流足以保证所有人类疫病在全球文明人口中循环往复。”
听起来很让人绝望，不过作者安慰我们说，“一个适度感染、经地方病的病毒和细菌感染而在易感人群中形成抗体的社会，从流行病学的观点看，要比更简单、更健康的人类社群更为强大。”
08
弱小不幸的民族常常死于瘟疫而非大屠杀
最后，历史上的文明扩张中，弱小不幸的民族常常死于传染病而不是大屠杀。“通常情况下，作家们会认为文明（当然是他们自己的文明）的扩张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其价值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代历史学家也这么看。但是考虑到人们对自己成长的生活方式所表现出的一般性依恋，这些自在的社会，如果未曾受到侵扰，它们是否愿意选择融入陌生的社会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即使这个社会拥有明显的无可否认的技术、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
作者//阿简
编辑//请叫我小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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