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用四十分钟写满两千字。发出去时“咔”没了。我想这是天意，不让我把文章给大家看。因为里面有句话“女人的诅咒是七月的霜”。算了，那就写另一个故事吧，哈！
“一半黑时忧有骨，十分红处便成灰”，清代徐大哥说得多好！人生如碳。 今天北京小雪加雾霾。晚上推了个酒局，在家翻了翻旧日记。我来北京之前，因为得了急性甲肝，住院了。看到当时日记写着：“我被世界隔离了。我孤单地躺在延边医院传染病栋27号病房27号床位上”……原来，我很早就体验过隔离。
住了二十多天医院，大病初愈我才来的北京。当年的春节，只有我和诗人海男留校，还有现在在河南大学任教的刘恪。来北京之前，我已经工作过，还有点家当。但是，我来北京不到三个月，母亲给我来电话说：女儿啊，妈妈怕你伤心没有说。现在不得不告诉你，你要的那些衣服不能给你寄过去了，因为被盗窃了……那个崔队长的37平米房子进了窃贼，跟搬家公司一样把东西都给拿走了，我的乳罩内裤还有所有衣服都没了。
说真的，上学第一学期，我真是太穷了。所以，每天写小说，为了稿费。我要挣钱，我要养孩子。有一天，北师大联系我，问我是否懂韩语。我说我懂延边当地朝鲜语，还不是很利落。当时中韩没有建交，官方互动基本以民间形式接洽。
我第一次当翻译。当时韩方团长叫宋基伍，是韩国铁钢协会会长。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的名片是用超薄铁片制作的，晃动一下，声音清脆悦耳。我当时代表韩方翻译，韩译汉。中方是一位男士，汉译韩。这样弥补了我的韩语不足。三场翻译下来，宋会长的秘书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千美元。我坚决不收，快急哭了。因为我韩语缺陷，翻译得不好不说，我认为写小说挣稿费才是一个作家的骨气。
后来，因为没有钱加上身体不好，我病倒了。北京大学金景一老师和朋友崔贤来学校看我，给了我人民币一千元。说起翻译的事，他们告诉我，外事翻译是必须收钱的，同声传译一小时收费都上千元。
宋会长一行回韩国后，把我介绍给了韩国起亚公司。起亚公司一行八人来北京公干，大多是留德博士。他们给我带来了韩语教科书和教学磁带，是宋会长送给我的。我从안녕하세요 开始学起。硕士毕业时，我存款八万元八千元。
当然，课余时间我总去当翻译，出入五星级酒店，班里开始有人说我坏话，还很难听。我怎么“处理”的，不能写。因为她们现在在中国文坛都很厉害。因为我被邀请去韩国参加过当时总统金大中家的活动什么的，我还被安全部门调查过。通过不到一年时间，我的韩语突飞猛进，趋于正宗口音，文字更不用说。
韩国人有他们的奋斗史。有位南社长是美孚韩国总代的最高层人物之一。现在不写他的名字，是因为不确定他是否已经是韩国财阀之一。他人长得跟韩剧里的美男一样，高大且英俊。他来中国谈合作，工作时像一本经典一样板正。
晚上宴请完中方领导，他喝多了。记得是在中国大饭店的酒吧，面对着我他哭了。他说，他家境贫寒，全靠自己打工上了名校，后来完成国外留学。他一心想成功。韩国非常看重家庭背景，看资本的厚度。他为了挤进上流社会，费尽心思娶了一位财阀的女儿。财阀一般都会娶美人为妻，但是他的岳母不好看，女儿也很丑。因为岳母家属于韩国“祖传”有钱人家，岳父为了强强联合家族联盟结的婚。
南先生结婚不到一年，太太因病突然去世。南先生为了自己的前途，坚决留守在岳父岳母身边，不再娶更不近女色。这样的日子已经五年了。他对我说：在我实在难过的时候就会开车到太太的坟墓前痛哭一场。我做到我太太墓地前鲜花不断。有一次我喝醉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在坟墓前睡了一夜。我当着活人哭，你是第一位。因为你不是韩国人，你不会说出去。
（上图为某香港媒体对笔者的报道）
有时我都想，社会地位有那么重要吗，上流社会有那么尊贵吗！我失去了爱的权利，也失去了再婚的可能。但是我不能放弃，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要看他哭的样子，我也快哭了。我心想，所有成功和金钱，绝不能靠婚姻达成。绝对不行。一定一定要靠自己……
终于，我花了九万两千元，在延吉市买了120多平米的房子，把父母和我的孩子从汪清县接到了延吉市。房子离小学很近。因为我哥哥们当时创业太忙，委托堂弟千松装修房子。
等入住时我从北京赶回去，我都笑喷了。我家被装得活生生一个卡拉OK，吊顶布满红黄绿各种彩灯，非常迷幻。孩子名阳，就读的小学叫朝阳小学。小学四年级来北京，一直住在朝阳区。挺好。
谢谢与阅读
作者简介：千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办过公司，开过画廊，出版过小说集、文学论文集等一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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