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 刘永科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我爷”刘会川不是我的祖父，而是我祖父的三弟。按常理我应该喊他“三爷”，可终其一生，我从来没有喊过他一声“三爷”，一直称呼他“爷”，而且八岁上学前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我的祖父，尽管也曾纳闷：为什么我“爷”不和我们家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而和三奶、我“达”是一家人呢？
不仅我有过这疑问，比我小五岁的妹妹小时候也有过。这主要是我家的特殊身世造成的，也与我“爷”对我们的仁慈庇护及我父母对“我爷”的尊重、孝敬密不可分。
我的曾祖父生前在赊店街延寿堂药店做“坐堂医生”，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祖父是老大，和我二爷弟兄俩一起随我曾祖父在延寿堂做见习医生，我三爷在老家史庄带着我奶我二奶我三奶及尚未成人的我父亲（我伯）、我大姑、二姑、二叔（我叔）和二爷二奶的儿子（我爹）及我爷和我三奶的儿子（我达）、女儿（我三姑）一大家子，种着五六亩地，一家和睦。虽不太富裕，日子过得也算可以。
人有旦夕祸福，公元1911年，我曾祖父和年仅29岁的我祖父以及年纪更小的我二爷，父子三个全都身患恶疾，辞别人世。一个原本15口人的大家庭，顷刻间大厦将倾。当时年仅25岁的三爷，说实话并没有真正当过家，理过事，有父亲和两个哥哥在，哪轮到他操心理事呢？不过就是踏踏实实地种那五六亩地罢了。
噩运当头，三爷挺直了稚嫩的腰杆，要把这个破家撑起来。可是深明事理的我奶奶和二奶心疼我三爷太年轻，力主把家一分为三，三个小家，多两个人操心，三爷肩上的担子会轻一些。
三爷没有办法，只好依从了我奶奶和二奶的主张。但三家六亩地的犁、耙、耩等重活和对外应酬事情，还是我三爷一人承当的。。特别是我伯、我爹、我达、我大姑、二姑、三姑的婚姻大事（我二叔未成年就亡故了）全都是我三爷和我奶、二奶、三奶商量着办的。
分家时最大难题是房屋和宅院的分法。15口人在一起时原本有三间堂屋（面朝南的房子），四间前后入深仅八尺的东屋，凑凑合合还勉强住得下。一下子分成三个家，多了三个灶房，就不好安置了。
起初三家协商把原来的堂屋三间和东屋四间分别算一家房屋，村南边小河外的一处空闲地算一家的宅基地，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空闲地，另外两家就出钱协助其盖新房，新房盖好后再搬迁。抓阄的结果是我奶奶抓到了搬村外盖新房住。
抓阄之后，一连七八天，我奶奶都闷闷不乐。这里面有个缘由，我们史庄村西村东村南三面被小河包围，村北就是耕地。被包围的住宅区面积有限，而人口却在不断增长。曾经有几家嫌原住宅狭窄，将房屋盖到小河以外去，不知什么原因，这几户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都相继过绝了。于是大家都不敢再搬到河外去，怕绝户。只好在原来的院子里挤了再挤。
我的天祖父一门原来住的是五间门头的大宅院，到我高祖父弟兄两个分家时将五间堂屋改为六小间，每家住三小间。我的高祖父居长，住东边，他的弟弟住西边。我的曾祖父是单传，只弟兄一个，房屋还不太挤。我高祖父的弟弟有三个儿子（我老二爷、老八爷、老十爷）。老八爷未娶妻子，是单身汉，和老二爷一起住西堂屋三小间，老十爷只好以原来大宅院的中线为后墙盖了三间东西入深仅八尺的东屋居住，入深再多一点，东屋前房檐滴水就应着堂屋的正门中缝了，当时人都认为不吉利。
再过一辈，我曾祖父有三个儿子，只好仿照老十爷的做法，在原大宅院的最东部盖了四小间东西入深八尺的小东屋，且东屋的北山墙离堂屋前墙仅三尺距离。西院老十爷也生了三个儿子（我四爷、五爷、七爷），没办法，只好紧压着西院墙边线再盖三间同样狭窄的小西屋，小东屋给我四爷住，小西屋给我七爷住。东西两座房子门户相对，前墙间距不到四尺宽，下雨天从这屋到那屋不用踩泥巴，一只脚点地，另一脚就进那屋里了。
我五爷从小就被送给南阳诸葛亮庵做了道士，免了没房子住的麻烦。我们史庄大约三分之二的宅院多是如此挤狭。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外不能住人的魔咒都没有被打开。我奶奶自然也不例外，抓到搬迁的阄后，能不愁闷吗？
我三爷得知我奶的心事后，立马拿出了当家人的决断：原来的分家方案作废，三家全都挤在原来的七间房里，三个灶火屋晚饭后在锅地后面铺床住人，早晨起来把床铺卷起来再烧火做饭。小河南边的闲地作为三家共用的场地。
又过了许多年，我二奶先去世了，我爹得了心绞疼，疼痛难忍，一头扎进水缸里自尽，我娘带着我四姐和我堂弟永常改嫁了。三家人变成了两家人，三爷依然是两家的“当家人”，依然呵护着我们这两家人（这些往事都是我妈告诉我的)。
我奶，我伯，我妈对我三爷的慈爱呵护自然也铭记在心，从来不让我们姐弟五个喊“三爷”，只能喊“爷”。两家无论谁做了点儿好吃的，都不忘给对方端一碗甚至两碗。我伯不抽烟，我们家来了会抽烟的男客，我爷就带着他的旱烟袋、烟叶和打火的火石、纸媒过来招待客人。中午吃饭时我母亲一定让我爷陪客人。所以直到七八岁时，我还一直认为我爷就是我的祖父。
1956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已经八周岁的我，被刘元俊老师牵着手拉进了本村小学。我妈是得到刘老师“不收我的学费”的承诺才答应让我上学的。前二年，学校真的没向我要过钱。
1958年秋季开学，换了新老师，在班里公布了学费收交进度，要求没交齐学费的第二天就带钱来，否则就不要再来了。我明知道家里没有一分钱，就悄悄把板凳搬回家来，不打算再上学了。我妈脸皮薄，不好意思去求老师。
我爷二话没说，扯着我的手把我送到新老师那里，老师说刘老师走时交代过不问我要学费，所以就没有问我要，仅仅在班里念了已经交过学费的名单而已。我爷连忙向老师表示感谢，我又坐进教室听起课来。近门一位七爷爱说风凉话，在饭场里问我爷咋给老师说的好听话，我爷却一点也不怯气地回怼他：“俺这孙子学习好，老师就没问俺要钱。”话语之间，颇有几分得意的样子。
1960年春天，我爷也饿得开始浮肿了，我达在大队当干部，就把我爷送到离家三里的“敬老院”去了。一天，从敬老院回来的三叔告诉我，我爷让我去敬老院找他，说是有关紧事情。我赶忙跑到敬老院，原来是院里给每位老人发的糖炒麸皮，我爷舍不得吃完，每天攒一点，想让别人捎给我，又怕饥饿难耐的人中途给吃了。我揣着这包糖炒麸子，回家告诉我妈，我妈流着泪告诫我长大要好好孝敬我爷……
闯过了1960年这一关，上完了小学上初中，上完了初中上高中，1968年高中毕业了，又回到家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的个子长高了，我爷的身子却弯下去了，我却没有孝敬他的本事。那几年，我爷年年给生产队当瓜把式种瓜。我怕别人笑话，从来不敢到瓜庵里去蹭瓜吃，我爷就给三奶交代做好了饭，特意让我去瓜庵里给他送饭，好让我过过瓜瘾。
1972年后，我爷开始间断性牙疼。最初吃点药就轻了，后来疼得越来越勤，越来越狠。吃药的效果越来越小。最后只好用大量的止疼药，仍然忍受不了。看着爷受罪的样子我们都干着急，没有办法。现在看来，我爷得的应该是三叉神经癌，且已经到了晚期，即使找到高明的医生也无力回天了。1974年农历九月，我达只好把早就给我爷准备好的寿木板拿出来，做好棺材，用沥青涂好，说是冲一冲，兴许我爷的病还能治好。
我不忍也害怕看我爷疼起来痛不欲生的惨状，有时候就悄悄躲起来。偏偏这时候在遂平县工作的我二姐来信说是给我找到了工作，让我尽快到遂平去。我放不下我爷的病，又怕误了找工作的事，只好背着行李走了。走时怕看我爷难受的样子，也没敢给他告别。
我离家没多久，我爷就不行了。我达和我哥不想让我请假误了工作，就没给我说爷不在的事。
我爷活了89岁，是截止当时我家最长寿的人。我没能好好孝敬我爷，连临老送终也没有做到。家乡的风俗认为，人临终时子孙守在身边，老人才能得他的济。
大概我命定该是不孝子孙吧，1958年冬天，农历十一月十七，我父亲咽气时，我不在他身边。五天后，十一月二十一日午饭后，我去棉花地里剥棉杆皮（学校要的任务）时，我奶奶永久闭上了眼，我妈埋怨我，说我奶白亲我了。这一次，我爷走了，不但没有得我的济，我连到坟上送终也没有……
又过了23年，1997年8月26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我妈也撇下我而去了-那天，我为了正式调到社旗一高（其实我已经借调到那里教了三年课了）而在假期里放下已经病危的妈妈去学校参加赛课，回到妈的病床前，妈刚刚走了不到十分钟，我后悔死了，又有什么用？
其实，我也并不很相信“得济”的说法，只是内心里为自己的不孝而愧疚罢了。愧疚又有什么用？我只好一年三节（春节、清明、农历十月初一）认真地到坟上拜祭几个老人了。我也明知我烧的纸钱不管用，我这孝敬是欺骗自己而已，可我每年都想再骗自己一次。
而今年清明，也就是今天，我连到坟上磕个头也做不到了……假孝顺也没有了……爷爷，奶奶，伯，妈，宽恕你们这不孝的子孙吧。
2022年4月5日清明泣拜于社旗县城
作者简介
刘永科，社旗一高退休教师。一九四八年生，一九六八年南阳三高毕业。一九七一年开始执教，教过小学、初中，一九八四年开始教高中语文，二零零九年退休。乡土中原总顾问。
乡土文学《乡土中原》（Hometown Central Plains）发布
总编 | 赵华胜
总顾问 | 王学章 王书义 梁铜勋 刘永科
特约作者 | 晓辉 丽萍 尚钞 春雨 松克 春兰
特约美编 | 穆青冬
（所有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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