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第二节下课，是二十分钟的大课间。同学们有个头疼脑热的，都趁这时侯去学校医务室。医务室是一间教室改成的，一排药柜把教室隔成两部分，药房占三分之二，当门三分之一算是诊室。王华钟大夫坐在课桌（权做办公桌）后忙碌着，面带微笑。
又轮到一个同学。
“王老师，我肚子疼。”我们不叫大夫，叫老师。在街上，遇见校医大夫，也驻足敬礼。
“大便干不干？张开嘴我看看。”大便干不干和张开嘴看看，本来是风马牛，但时间紧，诊室里还等着十几个同学，王老师说得急了些，就连在一起了。王老师是西医，可也重视望、闻、问，只是不切脉，边说边戴上了听诊器。
“大伙小伙？”
“大伙。”
“撑哩啦。以后少吃点，七分饱就好。”
大家知道，如果回答“小伙”，王老师总是说“饿哩啦，以后注意营养。”
于是“大便干不干，张开嘴看看”和“大伙，撑哩啦”“小伙，饿哩啦”就成了一则幽默段子。
王老师并不是庸医，恰恰相反，王老师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上世纪五十年代，像王老师这样科班出身的西医是凤毛麟角。王老师又虔诚信仰基督，是赊旗镇福音堂的执事，一生笃行博爱。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是我们敬仰的好大夫，好老师。医务室还有一个黎子範大夫，是退役军医，医术医德也备受尊崇，而在当时，黎老师只能做王老师的助手。
何况，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多发病，本就是统计医学的规律。所以以上笑话，毋宁说是王老师的经验之谈。
我家在赊旗镇，住家离学校不远。在家听到预备铃，赶到学校，还不迟到。1953年到59年，我六年中学差不多都是走读。农村同学可没有我幸运，他们离学校近则十里八里，远则几十里甚或百里以上。须在学校食宿。
学校设有学生伙和教师伙，学生伙也叫大伙。那时没有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大伙也不用饭票制。按月（或按周）交伙食费，吃饭不限量。每月伙食费我不记得多少，估计不会多。但多数家庭也拿不出来。供应一个学生，有时要砸锅卖铁的。花着家长苦筋拔力弄来的钱，心疼。十几岁正长个儿的年龄，肚里没油水，不限量嘛，就使劲吃。我们班宋长新一顿能喝七大碗亢稠亢稠的芝麻叶面条，外加几个窝窝头。大伙的饭锅直径一米有余，上边还接上一节一尺多高用竹篾箍的圆木桶，叫做甑子。蒸馍时，摞上十几屉笼格。炊事员掀馍要两个人站在板凳上往下抬。炒菜（无非萝卜白菜等大锅菜）用的锅铲儿，是铲草的小铲儿。吃水用一个木制水车，各班轮流到南河拉。一人驾辕，多人推拉，倒也不十分费力。下雨天就作难了，虽然光脚把滑，也难免摔跤。最怕冬天上冻，在冰窟窿里舀水，装满水车，拉过沙滩，接着还有二百米的一路上坡，路面结冰，坡又陡（300左右）又滑，每上一步，都很艰难。有时须用铁锹捅开冰面，用砖块支着车轮，防止下滑。
1955年倒春寒，小麦快拔节时，下了一场霜，麦苗被冻死，夏粮收成无望。政府未雨绸缪，从四川调运大批大米到河南防灾救灾。大伙也吃上了大米饭。对于常年啃窝窝头喝黑面糊糊的学生，大米干饭就是饕餮盛宴。我倒是不记得谁谁吃几碗干饭的记录，只知道，大家都说，白花花的米饭要什么菜？净吃也能吃几尖碗。对于南方人就菜下饭，感到不可思议。后来麦苗又二次分蘖发叉儿，麦穗也颗粒饱满，反而获得了八九成年景的好收成。天公作美，政通人和。
另有大约近一半的农村同学，搭不起大伙，只能自己起小伙。几个同学合租一两间房子，租金从七八毛到一元不等，支个行灶锅。有同学连行灶也没有，用半拉砖垒起三个一拃高的砖柱，支一口铁锅做饭。从家里背来点杂面、小米、苞谷糁、熟红薯等，条件好的也有窝窝头馍。还要背柴火。负重步行，翻岗趟河，刮风下雨，酷暑严冬，其中艰辛，是没有亲历者所难以想象的。极个别同学更困难，放学出去讨饭，吃饱吃不饱都要按点回校上课。
每班教室后头都有两个木水桶和扫帚、簸箕等卫生用具。下最后一节课，起小伙的同学早做好起跑准备，老师一走，就去抢水桶，到河上抬水。我班张梅寒同学说，他们八人合租房子，房东提供一口缸，没有缸盖儿，水面上漂一层灰。八个行灶沿墙根排开，烧起火来，狼烟动地，有时烟大呛人，须出去躲一会。等火着旺，满屋通红。墙壁上窗窑里如豆的煤油灯倒成了多余。可以就着灶火读书。有的烧湿䄻黍杆，不起火，沤烟，烟熏火燎，弄得个个灰头土脸，你看我，我看你，对着笑：都是花脸狼。锅一直不大滚，眼看要迟到了，就不管生熟，胡乱扒几口，也算一顿饭。起小伙，除了凑合，饿肚，还常吃半生不熟的饭，拉肚子，导致营养不良。
所以“大伙撑，小伙饿”校医初诊的经验判断，还真是八九不离十呢。
我班苏丕山同学是文娱委员，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学习非常优秀。大家都说苏氏弟兄聪明，而和他同租房子搭小伙的同学却透露了秘密，他何止是聪明，他总是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借着火光（无需凿壁偷光）看书，在地上画几何图形。见缝插针用功学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那时，起小伙的同学好多都是边做饭边学习，“俭不言贫，勤不道苦”，箪食瓢饮，不改其乐。虽然，有时也诌几句顺口溜以自嘲。比如，“过了星期三，一天快一天”“过了星期五，再受一天苦”。
其实，回家背干粮柴火，才更是苦差。张梅寒回忆说：“周六上完课回家，到家天就黑了。有些同学没钱买鞋，家里又没人做，经常光脚往返，快到学校才舍得穿上鞋。返校时我父亲送我到下郭，下郭离我家八里地，农活忙，不能远送。我挑着柴火、红薯和将军帽馍，这馍是高粱面做的，挖一疙瘩面，大拇指在中间，四指配合，边捏边转圈，成型时，下边有一个凹下去的坑，馍像一顶帽子。带的菜是一茶缸咸萝卜干。同屋的同学每顿饭都就着吃两口，七八个人的饭也都差不多，都是苞谷糁丢红薯，或黑面糊糊丢红薯。燕书羽奶奶养一只鹅，他每周拿一个咸鹅蛋，每顿饭用筷子剜出来一点，管吃六天。他让同学们吃，谁好意思呀。有一个同学作势去吃，也只是闻闻，说，真香啊。”类似的事，我也亲眼见过，在我家院里起小伙的王月卿同学也是一个咸鸭蛋吃一周，每顿饭用筷子挖那么一点点。
张梅寒还说到返校途中的“无限风光”：“回家时，几个同学约伴，返校时，很难约在一起。夏天，高粱、玉米长得老高，独自一人在庄稼棵里小路上背着东西走，道狭草木长，溽热难耐。起点小风，刚凉快一点，听到高粱棵唰唰唰唰响，是人是狼是鬼？心里害怕。壮着胆儿，迈脸往后看看，啥也没有。忽然从地里蹿出一条狗，把我吓个半死。想跑跑不动，腿一软摔个嘴啃地......冬天下溜冰，跌跤更是常事儿，棉袄上的冰块像碎玻璃一样撒到地上。脚冻麻后失去知觉。”
家在镇上的同学到周日下午，去迎接回家背干粮的同学。晚我一届的马桂荣说：“我们几个女同学站在寨墙（后来叫河堤）上，隔南河放眼望去，望东庄、丁庄东边乡间小路上，三三两两出现几个小黑点，越来越近，黑点也越来越大，终于看清了，是挑着（或背着）干粮的同学。扁担后边插着一捆柴火，前边挂着框框蓝蓝或面布袋。柴火捆竖着插，是为了中途歇脚方便放下。柴火多是苞谷杆、谷子杆、䄻术杆，最好烧的是芝麻杆。我们跑下寨墙，她们也趟过了河。我们接过担子，大家有说有笑往学校走。一天没见，倒像久别重逢一样。回忆起来，真是一道温馨亮丽的风景。”
大伙小伙并存大约有七八年时间，随着统购统销政策更严格的执行，农民自己支配粮食的空间更小，1957年以后，小伙自行消失，只剩大伙了。高我一届的张维华55年考入南阳市一高。他回忆说南阳那时已没有小伙，只能入大伙。有时交不起伙食费，他从小柴庄家里走到红泥湾舅家，拿点红薯干去南阳，步行七十多里走到盆窑。趟过白河，歇一会，洗洗脚。这时能听到学校的喇叭响，剩十五里地了，就觉得不累了，脚步轻快起来。在学校茶炉上把红薯干烤烤，喝点开水，就算一顿饭。就这样，也没有耽误他考上北京大学。这，算是飘逸在大伙小伙之外的另一种伙食形式吧。
58年，大跃进如火如荼，赊旗镇市民也吃上了食堂。我高中三年级入了学校大伙。不记得交伙食费，只记得到乡下挑粮食、红薯、柴火，不要钱，叫做“调拨”。更记得吃饭的壮观场面。全校二十三个班，列队站在操场四周。操场中每隔七八米有一口大缸，红薯苞谷糁热气腾腾，插着两三个饭勺。值日生事先把饭盛好，整整齐齐摆放在地上。饭场值日干部一声哨响，近千名学生齐刷刷端起饭碗，只听呼——呼——一片声响，像刮起了大风。说时迟，那时快，比较文静的女同学刚刚喝一口，各口饭缸前已经排起了盛饭的队伍。有经验的同学第二碗不盛满，喝的快，好去盛第三碗......有的边走边喝，一碗饭倒进嘴里，又排上另一列队。一口缸里饭盛完刮净了，正拿着饭勺的同学眼尖腿快，再到还有饭的缸里去盛，后边跟着或长或短的队伍，活像玩老鹰叼鸡娃儿游戏，一路盛下去，我们叫做“远征”。还记得值日生把蒸熟的红薯干用瓦盆盛好摆放地上，八个人一组围在盆边，三下五去二就吃完了，可以去盛第二盆第三盆。我爱吃那厚厚的红薯干，中间泛出白心儿，干面绵甜，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口颊留香。印象中，好像如果缸里有饭我就还能喝，如果盆里有红薯干，我就还能吃，不知道饭量究竟有多大。但也没有饿肚的感觉，基本上能吃饱。
三年困难时期，我已经留校教书了。农村、城镇都吃食堂。学生都入大伙，为和学生共甘苦，教师也在大伙吃饭。还没到放学，课间时间学生就一拨一拨跑到伙上察看：吃不饱也要饱饱眼福，看后又很失望。炊事员往笼格里摆馍，学生说炊事员又在下棋，意思是馍小如棋子。看到饭缸里的苞谷糁稀饭，学生说是对面笑或看月亮，意思是饭稀，能照见人影。教师用三两主食票买到的红薯面馍，有秋桃儿那么大，大家戏称黑桃A。五分钱一碗的菜汤里，只有两三根红术杆带着几片红薯叶。教生物的上官杏棣老师把那黑褐色的菜汤倒掉了，被人看见，在教师会上被辩论一场。辩论，按词义应是不及物动词（我译成英语argue about不知对否），没有宾语，但那时它几乎等同于斗争（fight），可以带宾语，所以可以说辩论谁谁。结合上官老师的其它不当言行，批判她的气氛相当激烈，上纲上线。比如，她说过“自己做的饭香”，这是对大办食堂不满，反对总路线。她曾经借阅过有关辞职政策的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想做教育战线逃兵。饶是馍小饭稀吃不饱，也难以为继，大伙常常是无三日存粮。教师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讨要，我曾到郭楼村要粮，队里食堂也揭不开锅，我晚饭和第二天早饭都是一捧饼（榨油的副产品）、一碗开水。当然是空手而归。
师生都营养不良，浮肿像传染病一样泛滥。最先浮肿的是573班的闫自强。浮肿病号经校医证明，可以享受半斤补品：用黑糖炒的麦麸。我浮肿较晚，也享受过这个待遇。那麦麸裹着的黑糖颗粒，有豌豆或绿豆大小，细细咀嚼，又香又甜，舍不得咽下，好多在嘴里品品味。王华钟大夫已经调到镇医院，黎子範大夫接替王大夫。黎老师看看眼皮，按一下小腿，就能确诊是否浮肿。无需问大伙小伙，不再说撑了饿了。学校取消了体育课和课间操，以减小师生体能消耗。
说几句题外话。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河南发生了一次主粮换代。原来以高梁为主，高梁我们叫䄻黍，䄻术面我们叫杂面或黑面，黑面窝窝头叫黑馍，黑面糊糊叫糊du。那时小麦亩产一百多斤，䄻术亩产三百多斤，相对高产。䄻黍叶喂牛，䄻黍杆織箔，䄻术莛纳锅拍。䄻黍也算是经济作物。农民爱种䄻术，家家户户全年都吃黑面黑馍。但到三年困难时期，“低指标，瓜菜代”，要种更高产的作物，红薯成了首选。红薯亩产三千多斤，按四斤抵一斤原粮，可折合七八百斤。各地都加大红薯播种面积，提出“红薯半年粮”，事实上，几乎是“红薯全年粮”了。秋冬季，吃鲜红薯，其它时间，吃红薯干、红薯面、红薯叶，天天顿顿都是红薯。以致于好多人患上了胃酸、胃疼等疾病。我曾主持一个勤工俭学项目，在校办工厂生产氢氧化铝凝胶，治疗胃酸，颇受患者欢迎，产品远销到南阳。以红薯为主粮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情况才有所改观。到八十年代，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物资和人员流动加强，主粮的地域性日渐式微，南稻北麦东北高粱米终成历史。现在吃米吃面，全看个人爱好，无所谓什么是主粮。红薯已归类到蔬菜，已成保健的稀罕物了。
再说八十年代的大伙。“木欣欣兮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那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时代。物资依然匮乏，但可以吃饱穿暖了。恢复高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知识能改变命运，读书能跳出农门。高考成为阶层跃迁的绿色通道。我借用跃迁这个物理学概念，来阐释社会学命题，窃以为非常贴切。学生们奋力拼搏的精神，让人深深感动。吃饭时，他们也在讨论问题。老师们会拿个小黑板，到饭场讲题。学生们端着饭碗，筷子上串着两个黑桃A听讲解。还是红薯面馍，苞谷糁饭，芝麻叶面条，萝卜白菜冬瓜。偶尔能吃上一点白面。有个卖豆腐的老汉，把豆腐挑子挑到饭场，家境稍好点的同学，会买五分钱豆腐，老汉帮助用刀切成小块，撒点盐，就饭吃。82年毕业，现在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工作的张晓东，读完我转发的纪实散文《背馍》，回微信说：“看了背馍这篇文章，想起了我们上一高时候，大家每月从村里带粮食到学校食堂。管食堂的好像叫蒋老师？早餐只敢要一分钱的咸菜下饭。头一两年吃不少红薯面窝窝头，最后一年能吃上白面馒头了。食堂好像每周做一次卤面，好吃极了。那是非常难忘的一段时光。”张晓东就是从最底层跃迁了几个层级，成为世界名校的教授。
我在社旗一中上学、教学直到退休，四十多年，和我的同学同事们及后来的学生们，同在一中大伙一个锅里耍稀稠，酸甜苦辣，老来回味起来都是浓浓的母校情，历久弥醇。遂琐记《大伙小伙》一文，聊作纪念。
附：从62年到文革，这一段我没写，文章已经臭长了，就此打住。转发一个学生王学章的一段文字，以作补充。他亲身经历，体会比我深得多。
学生自带面粉，交到大伙，再交一定的加工费，换成饭票，凭票就餐。也可以自己带馍、红薯，到伙上馏、蒸。馏一个馍，一分钱，蒸一斤红薯二分钱。当时都没有钱，大多都不上伙吃饭，只是馏、蒸自己带的馍、红薯。再到茶楼掏一分钱买一茶缸开水。至于菜，一般都是从家里拿一瓶酱豆或辣椒，吃上两三天就算了。上伙的人少，大伙入不抵出，经营不下去。学校就要求全员上伙，学生上交一定量的面粉，每人每周交七毛钱，由大伙统一供饭。饭菜总共四样：红薯面馍、红薯面稀饭、不丢菜的绿豆面条和酱豆。每顿每班两桶饭，每人每顿一个馍。每小组六个人一勺稀水酱豆。此外还可以加热自带的红薯、馍，加工费和以前一样，每周七毛钱。我交不上，就还按老办法，每到吃饭时候，就跑到学校南边的菜园里吃。这样两个星期，吃点馍，喝点开水。后来学校清点上伙人数，查到了我。又被迫补交了上伙费。投机不成，受苦被罚，很不是滋味。
上初中的时候，在学校从来没有吃过肉，在家里也只有过年时候才吃一点。所以整天馋。晚自习下课后，同学们都回寝室睡觉，寝室离长春街很近，街上的叫卖声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卖咸兔肉的扯着嗓子叫喊“烧鸡——咸兔肉”，那叫声很有特色，一声下来能走一条街。同学们听了，各个馋涎欲滴，都说，啥时候能弄个兔子腿啃啃，那才美哩。可两年里，从没见一个人买过。
大礼堂后边就是一高食堂
曾经的一高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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