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四季度以来,“资产荒”可谓是金融市场参与者最为熟悉的词语之一了。一方面,在人民币贬值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市场对央行宽松措施的预期一次次燃起却又一次次落空,资金利率稳中略有上涨。而另一方面,债券市场收益率却不断快速下行。仅12月当月,10年国开债收益率大幅下行30bp,高等级信用债收益率下行幅度更大,5年期AAA中票下行幅度超过50bp。
而在收益率如此快速下行的背后,却是经济基本面出现了短暂回升。11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10月上升0.6个百分点,CPI增速也在11、12月连续两个月回升。债券市场表现难以通过基本面得到解释。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2013年的“钱荒”。2013年下半年,经济基本面表现平稳,12月份CPI同比增速较6月下降0.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下降0.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上升0.8个百分点。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债券市场却出现了惨烈的熊市。10年国债收益率上行110bp,10年国开债收益率上行170bp。
资产负债表可以最直接地体现市场主体行为的变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化毫无疑问将对债券市场产生显著影响。
而没有资本充足率以及偿付能力监管措施,银行表外资产配置非标的热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银监会于2013年3月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13年8号文),规定银行理财投资非标资产余额不得高于理财产品余额的35%与商业银行总资产的4%之间的孰低者。
但8号文并未降低商业银行配置非标资产的动力。非标资产披上“同业”的外衣,并通过买入返售等复杂的产品形式进入商业银行表内。但此类产品需要银行之间进行同业拆借,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实际杠杆率,且增加了资金的在途时间,极大地降低了银行间资金面的稳定性。
而商业银行表外资金更是大量通过配资、两融收益权等方式进入权益市场,据估计规模在万亿之上。
“钱荒”与“资产荒”虽然市场表现迥异,但其背后都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商业银行在追逐高收益资产的过程中,杠杆水平大幅上升,使得系统自身的稳定性下降。而当外部冲击使得商业银行原有模式发生变化时,金融市场将经历“瓦解-重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将使市场流动性出现大幅波动。流动性的大幅波动将通过金融市场最为薄弱的缓解体现出来。这在2013年即对应“钱荒”后的债券熊市,在2015年对应“资产荒”中债券收益率快速下行。
债券市场受到基本面影响较大,债券投资者更习惯于使用“自上而下”的分析框架。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基本面不会“隔空”传导,而是要通过金融机构行为方可作用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自身的主观性会使基本面至金融市场的传导过程出现偏差,导致市场表现出与基本面变化相背离的特征,正如“钱荒”与“资产荒”中的市场表现。
因此债券市场的参与者也应当从机构行为的新视角观察市场。金融机构作为市场化主体,盈利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函数”,而监管要求与流动性条件构成其经营中的“约束条件”。因此机构行为具有天然的“顺周期”特征,倾向于成为经济活动的“放大器”。这一特征在“钱荒”与“资产荒”中得到充分体现。而监管机构应当承担起逆周期调控的责任,通过监管手段使金融机构成为金融活动的“稳定器”。我们看到央行已公布宏观审慎监管框架(MPA),监管方式的逆周期特征将越来越明显,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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