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短短两周，国内外经济金融呈现混乱景象。一是国内资本市场上，债券价格大幅攀升与股市持续暴跌的跷跷板；二是国内货币增速提速，但物价下行持续较长时间；三是全球经济危机后美国世界中心地位有所削弱，但美元表现更为坚挺。
数字印证上，1月15日5年期国债期货TF1603收于101.5，价格比年初上涨0.90%，以最低保证金占合约价值1.5%计算得到67倍杠杆率，则开年来国债期货相关收益率可以高达60%。与此相反，A股市场一片惨淡，上证综指收于2901点，比年初下跌18%。最新出炉的金融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M2增长13.3%，比上年高1.1个百分点，但全年CPI涨幅1.4%，低于上年0.6个百分点，PPI降幅5.2%，比上年扩大3.3个百分点。2007年以来，按购买力衡量的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下降由18.45%降至2014年的16.14%，而印度上升1.55个百分点至6.84%，中国上升5.1个百分点至16.32%，第一次超过美国。在此期间，对主要货币的实际美元指数升值，2015年底为106.6点，比2007年底升值29.8%。去年年底以来，受加息影响，这种升值势头更为明显。
每一个问题可能都有不同的解释理由，但从全局、从更高层次来看，问题的内在关键是缺少一致的锚，而走出目前混乱局面的关键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锚。市场就像一片汪洋大海，到处都有风吹浪打，行船不能锚定一点，最终会迷失自己的方向。
一个良好的锚应具有稳定性、可测性、经济发展目标的因果联系性以及市场参与者的充分认可性。
说文解字中，锚一般指船锚，是一种铁制的停船器具，用铁链连在船上，抛在水底，可以使船停稳。在经济金融中，锚的意义进一步延伸，代表一种能稳定经济、金融市场的关键指标。
锚的第一个特性是稳定性。顾名思义，盯住了锚也就基本实现了经济的内外平衡，因此需要锚本身具有稳定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维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人民银行领导张晓慧在《关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问题的一些思考》一文中，明确表明，资产价格不能作为货币政策的锚根本原因在于资产价格的易变性，“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关注的程度，仅限于应对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较为吻合，可首先探索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加以监测”。
锚的第二个特性是可测性，既可以观测，也可以预测。由于可以观察和预测，该指标对市场参与者而言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因此可以合理调控市场预期，引导市场参与者行为，成为市场参与者的心中之锚。比如说中性利率在判断经济、金融状况时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但由于不能被观察，因此不是一个好的锚。
锚的第三个特性也是最重要的特性，就是与经济金融的因果联系性。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是中性的，考虑到货币数量方程中货币流通速度基本稳定，因此稳定经济的关键就是稳定货币。
经济金融中，无锚或者多而不一致的锚都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不能起到应有稳定经济金融的作用。
经济金融中如果没有锚，市场参与者找不到生产、交换过程中的中枢，容易造成资产价格的超调现象、估值体系紊乱，形成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脱节现象，使得经济内外部失衡。相类似，如果经济金融中有多且不一致的锚，则市场参与者很难相信这些指标能锚定市场预期，反而利用锚之间的漏洞套利，同样造成生产交换过程中估值体系混乱，经济内外部失衡。
首先看日本无锚增长与失去三十年的例子。1971年，史密森协议要求日元兑美元汇率波幅由1%扩大至2.5%，标志日元汇率“无海图航海”时代开始，汇率超调。1973年初，美元对日元为301.15日元/美元，到1978年9月，日元升值至176.05日元/美元，升值41.5%。加上日本利率市场化开始时间早，金融市场中没有一个稳定的锚，经济减速与资产泡沫同时并存，最终失去了三十年。在经济增速方面，日本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平均增长7%以上，降至九十年代2%左右，再降至本世纪的零增长；在资产价格方面，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在经历暴涨后持续下滑。如东京房地产价格在九十年代初大于美国全国之和后，持续下跌，跌幅高达90%。
再看发展中国家多而不一致的锚例子。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高举外向型经济大旗，大力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和技术不足的短板。外部平衡方面，以泰铢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内部平衡方面，调控年度M2增速达到目标的经济和物价水平。不可避免的，泰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不可能三角的挑战，随着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支撑，大量外资撤离，没有足够外汇储备支撑的泰国央行不得不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阿根廷经济危机频发则因为采取了不合适的锚。阿根廷产业结构基本与亚洲国家相同，但产业竞争力不可同日而语，上世纪下半段以来，阿根廷比索和美元以1：1固定汇率挂钩，实行货币局制度。受美国紧缩银根的影响，美元不断升值；以及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的影响，阿根廷主要贸易伙伴国对美元的汇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贬值），阿根廷比索对美元高估的情况日益严重，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受限条件下，阿根廷只能采用稳固财政政策，不断以变卖国有资产弥补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最终出现了多次金融危机。
当前，经济脱钩和全球经济去中心化大背景下，美元或者一篮子货币都不应该成为我国经济金融的锚。
在外向型经济中，如果外向产业结构中具有相对竞争力，国际货币常常作为一个良好的经济金融锚。最优货币区理论已经论证了，经济挂钩到一定程度，那么采用一致的货币政策框架是最优的选择。一战之前，盯住英镑或者以黄金计价商品，充分享受英国技术溢出效应，是美国等二流国家成长为一流国家的关键。二战以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盯住美元，充分享受与美国贸易过程中的ULC（unit labor cost）低估优势，迅速发展壮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同样也享受了这种锚带来的红利。按照IMF估计，二十一世纪前我国以ULC衡量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约低估30%以上，特别在劳动密集产业，我国制造一双阿迪的劳动力成本只有1美元，而美国则要高达30美元。
随着美元地位相对衰落，全球经济多极化格局兴起，我国外向型经济要素禀赋相对优势逆转，不应该以美元作为锚货币。一是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下降，占我国贸易份额相对缩小，美元锚地位相对削弱。二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技术前沿落差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三者优势极大削弱，劳动力成本在美国贸易伙伴国中已经没有相对优势，盯住美元实际上让人民币相对竞争伙伴货币高估。
同样的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仅次于美国经济总量的大国，保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也是不合适的。另外，这些一篮子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以不稳定的锚来锚定我国的内外经济平衡是不可能的。
对外放弃货币锚定，对内以稳定人民币币值锚定国内经济，形成一整套合适体系。
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市场也存在锚多且不一致情形，套利行为时有发生。以金融市场为例，存贷款基准利率、货币市场的逆回购利率以及债券市场的国债收益率分别可以在市场中承担锚功能，但贷款基准利率偏高，大量资金只能淤积在债券市场，贷款需求萎靡，而债券与货币市场的期限套利导致期限错配、加杠杆行为比比皆是。这些也间接导致文章开头所描述的不一致现象。
因此，考虑一个合适的锚是走出目前经济金融混乱局面的关键要素之一。
一是放弃外部锚定。大国经济规模大，其货币政策能对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产生较大溢出效应。锚定其他国家货币，往往导致反向溢出的非线性现象，不利于大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放弃锚定可以在“不可能三角”中释放一个角，充分给货币政策制定的独立空间。当前，如果人民币汇率足够贬值，则我国房地产价格对国外投资者会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就不需要让农民工来去库存，而是外国投资者来去库存。
二是稳定人民币币值。一方面，在商品市场上，盯住CPI和PPI为稳定人民币币值的立足之基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债券市场、货币市场将在供需两端达到一种平衡；另一方面，稳定人民币币值意味着在股票市场需要将市盈率作为衡量股价合理性的基准指标，所谓“市梦率”、炒概念等非理性行为将大为缩小，股市暴涨暴跌也没有存在的基础。在房地产市场，人民币币值稳定也意味着以租售比等指标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房价变动将有一个合理的基本面因素支撑。
三是需要改正目前锚多且不合理的现象。比如说经济保7是一个锚，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7也是一个锚，10年期国债收益率保2.5也还是一个锚，房地产市场基本稳定仍是一个锚。这些锚太多，很难锚定市场参与者预期，也不能很好调整生产、交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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