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0年2季度经济发展数据，最核心的GDP数据呈现较快反弹，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虽然上半年经济数据整体仍处于收缩状态，但二季度同比实现正增长，且环比增长11.5%，表明我国经济经受住了肺炎疫情考验，边际改善的状态十分显著，经济强劲复苏的趋势初步显现。
但在看到经济复苏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564万人，同比减少23.5%；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也出现多年未见的可比价格负增长情况，在为经济复苏感到鼓舞并对下半年保持乐观年的同时，我们应警惕，从就业和收入情况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来自供给端，需求端在疫情影响下，可能需要更长的恢复时间。
分析表明，当前城镇新增就业以及调查失业率数据由于其数据生成的内在逻辑，在疫情冲击的极端状况下，导致其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当前真实就业状况，进而影响宏观调控的精准性，除了新增就业以及调查失业率外，我们应采用更多方式监测和评估就业情况，比如城市客运总量以及地铁客流等指标；消费无法有效复苏是后续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其根源在于居民收入的减少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下半年，宏观调控应从供给侧逐步转向需求侧，出台更多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的政策，同时加快失业保险制度改革，使其覆盖更多人群，增强其保障能力。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与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当下反映就业状况最关键的指标。《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就业目标为：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从上半年数据看，即使在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的城镇新增就业以及城镇调查失业率仍处于可控水平，预计能够较好完成全年任务。
但在对城镇新增就业以及调查失业率更深入的分析后，我认为这两项指标是最重要的就业指标，但全面反映就业状况还需要做其他一些参考。
反映居民就业状况的指标分为就业状况和失业状况两大类，两类指标一定程度上可相互转换。就业状况的统计历来复杂，并且准确度不尽如人意。我们以城镇就业人员指标为例，2019年末，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总计44247万人，其中，按照吸纳就业主体可分为10类，但这10类累加并不完全等于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其中尚有无法说明来源的就业人员，具体如下表所示：
注：城镇就业人员分项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个体十项。
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就业状况的统计逐年规范，误差项逐步减少，合计与分项的差值从2012年的9000多万减少至2019年的2000多万，就业统计的覆盖性和准确度明显提升。但从就业人员增量情况看，以城镇就业人员相减计算的就业增量与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差异较大，2012年至2019年，以城镇就业人员相减计算的城镇就业人员增量为8333万人，但同期城镇新增就业合计达10588万人，二者相差超过2000万人。
城镇新增就业近年来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作为目标任务，各界对其关注度明显增加。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由人社部门统计，由“城镇新就业人数”与“城镇自然减员人数”相减而来。“城镇新就业人数”是指报告期内城镇新就业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私企个体就业人员、公益基层岗位就业人员、稳定3个月以上灵活就业人员的总和（注：新就业包括上期失业但本期就业的人员），“城镇自然减员人数”是指报告期内因退休、伤亡等自然原因造成的城镇减少的就业人数。从该指标的生成方法看，新增就业人数主要考察就业的实现，而没有完全反映失业的变动状况。
举例来讲，如某企业在疫情之下，进行了裁员，此后又在政府扶持下，吸纳了同样数量的人员就业，从企业整体看，其就业人数没有发生变化，但在统计新增城镇就业中，其作为吸纳新就业体现为新增就业，这也是城镇新增就业与就业人员统计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更进一步讲，新增就业来源于GDP的增加，逻辑上，GDP的增加应与新增就业具有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但从数据看，城镇新增就业与GDP增加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相对复杂的。
表：GDP增加与就业增加对比（数据来源：WIND）
2012年到2016年，GDP增量和新增就业都是保持在一定区间，17年之后开始GDP增量带来的就业增加不明显，可能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系，人工不断被机器所取代。
2018年是GDP现价增量最多的一年，达到8.7万亿元，是2012年增量的1.72倍，2020年，受疫情影响，上半年GDP较去年同期净减少4022亿元；同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连续7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总体没有显著变化，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在GDP负增长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564万的城镇新增就业，困难可想而知。
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存在这一状况。
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对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的替代，调查失业率相对更准确，更灵敏。
图：调查失业率与GDP增速 （数据来源：WIND）
国家统计局自2018年开始按月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两年多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最低为4.8%，最高为2020年2月份的6.2%；但同期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速最高为2018年一季度的10.0%，最低为今年一季度末的-3.25%，经济发展的波动程度显著高于就业的波动程度。即使考虑到就业本身的稳定性，这一差异也相对较大。
正如上述分析所言，城镇新增就业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反映就业变化。在上半年经济遭受冲击的情况下，新增就业仍比较强劲，且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不大。针对就业的监测，应探索使用更多与就业具有相关性的指标进行评估。特别是当前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城镇新增就业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灵敏性和准确性不能完全满足宏观调控参考的需要。
为更好评估和推测当前就业状况，可尝试用人员流动的指标评估当前就业状况。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0年6月份，我国公路、铁路货运周转量可比口径当月分别同比增长-2.64%和6.04%，但同期旅客周转量分别同比增长-44.6%%和-51.4%，铁路和公路货运量已基本恢复到常年水平，旅客周转量虽逐月好转，但仍仅有常年水平的50%左右。疫情对人员流动的冲击显著高于对货物流动的冲击。旅客周转量的大幅下降，表明中长距离人员流动受到了较多限制，当前经济总体活力仍显不足，商务洽谈、跨域旅游等需求受到较大限制，人员流动较弱引申到就业上，当前就业状况可能并不乐观。
中长距离的人员流动虽然减少较多，但从就业角度看，跨地域就业只需一次人员流动，中长距离的人员流动对就业实现的反映仍有不足，典型的跨地域就业群体是农民工，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有1.77亿农民工外出务工，同比仅减少500万人，二季度累计有超过5500万的农民工外出务工。
我们以更中观的主要城市市内交通流量进行估算。
数据显示，2020年6月份，全国36城市客运总量38.3亿人次，是上年同期的68.1%，三月份以来，随着复工复产推进，城市客运总量逐步增加，且恢复程度好于中长距离的客流总量，但距离恢复往年常态水平仍有较大空间。
图：36城市城市客运总量（来源：WIND）
更高频的主要城市地铁运营数据显示，进入7月以来，主要城市人员流动持续恢复，7月上半月22个主要城市的地铁客流量平均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84.2%，平均地铁客流强度恢复至去年同期的74.8%。如按照地铁客流恢复程度参照，7月份就总体业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可能仍有较大的差距。
从客流量看，不同城市的就业恢复差异较大，客流恢复最好的是重庆、南昌、厦门、上海四城市，相对较弱的是天津、西安、石家庄，武汉、北京两市客流恢复程度最低，北京受6月份疫情反复影响，客流较快减少。
表：24城市2020年7月上半月地铁客流与去年7月对比
注：由于北京和武汉7月仍受疫情影响仍较为严重，故正文及表格计算平均数时未纳入北京和武汉。
数据来源：2020年数据综合自微博“地铁客流及运输研究阿牛”以及百家号“地铁体育录”；2019年数据来自“阿牛.2019年7月中国主要城市地铁客运量月度总结[J].城市轨道交通,2019(09):43-47.”
就业与消费的“二人转”
从客流量的分析看，当前居民部门的就业水平可能比城镇新增就业以及城镇调查失业率反映的更为严峻。除客流量外，住房租赁价格的下行也表明当前就业形势，6月份，CPI中住房租赁价格同比下降0.7%，创下2014年以来降幅新低。
图：CPI中租赁住房房租当月同比变化
就业形势严峻之下，居民收入增长减慢，进而影响到社会消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万元，同比名义增长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3%，分项看，与就业相关的工资收入同比增长2.5%，经营性收入同比降低5.1%，增速均低于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收入。收入增速下行导致居民消费支持更大程度的萎缩，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持同比减少9.3%，降幅显著高于收入的降幅。
图：2014年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累计可比增速（WIND）
居民消费支出减少的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更加明显，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降低11.4%，降幅高于居民消费支出降幅2.1个百分点，表明在居民部门之外，企事业单位作为消费者的支出回落更为显著。企事业单位支出回落并非无迹可寻，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0.8%，支出则同比下降5.8%，预算支出下降幅度虽小于收入下降幅度，但预算支出更多被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非必要支出更大幅度的减少；工业企业前5个月利润同比下降19.3%。
上半年居民收入整体下降幅度虽然较小，但结构性因素更需关注。在疫情冲击之下，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大中型企业等员工收入影响相对较小，灵活就业人员受冲击更大，数据显示，上半年农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减少6.7%，高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降幅。据草根调研发现，上半年，部分私营企业员工收入有所降低，平均幅度在10%左右。
下半年的着力点：需求
从上半年经济数据看，当前经济总体复苏的态势较为明显，6月份当月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或达到去年同期水平，但分项看，供给侧的恢复显著好于需求侧，二季度回暖过程中，第二产业拉动是主要动力，二季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高于一季度14.3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受社会消费影响更大的第三产业的恢复速度；三大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暖程度也好于消费，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1%，降幅比前5个月收窄3.2个百分点，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下降11.4%。
从上述针对就业和消费的分析看，下半年，政策的着力点应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在促进就业和提振消费方面下更大功夫。
首先加大对失业群体的扶持和救济。继续提升失业保险支出效率，更大程度保障失业群体基本生活。当前失业保险覆盖面较低，2019年，我国参加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为2.05亿人，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口的46.4%，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6.5%，针对这一现状现状，可特事特办，允许未参加失业保险的人员，在承诺未来一定时间内补交失业保险金的前提下，提前领取一定数额保险金，提高失业保险金的救济力度。
其次加大消费补贴力度。消费补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对低收入群体提供定向补贴，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冲击更大，消费边际水平高，向这些群体提供补贴可更有效振兴消费和实现政策托底效应，针对对收入群体的补贴应限定消费品类和范围；另一方面对全体居民以消费券形式提供补贴，消费券适用范围应倾向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的餐饮以及旅游行业，既可拉动消费，也可促进行业复苏和就业稳定。
从更长远看，需加快失业保险制度改革力度，应借鉴城乡居民医保以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经验，强制就业人员按一定金额缴纳失业保险，对于收入较低的群体，可由政府提供一定失业保险补贴，这样一方面提高失业保险的归集金额，提升保险覆盖面，另一方面也可通过监测失业保险申请情况，有效弥补当前城镇新增就业以及调查失业率灵敏度不足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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