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 “五四前后以‘革命’姿态出现的白话文为什么不久就堕落了?”——陈望道的世纪之问
老师在上课时提到文与白的差别本应是时间性的,但又因为白话文是经过欧化的汉语,这种差别变成了空间性。这和我高中时学习到的知识略有不同。高中老师说,白话文是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体,之所以推广白话文是为了更好普及教育。从这一角度看,文与白的差异更像是书面与口语的差别。想请教一下老师,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解读?白话文究竟该被理解为口语化的文体还是欧化的文体?简单地说,白话文既是口语化的,又是欧化的。但二者其实是统一的。在白话文运动前,文言文是汉语书面语的主要形式,话本是汉语书面语的又一种形式。在汉语历史上,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书面语作品一直都有,远的有《世说新语》,后来有《敦煌变文》,宋元话本小说兴起,以后越来越多,《水浒传》《儿女英雄传》《金瓶梅》《红楼梦》等都是。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写过一本《白话文学史》,认定的“白话”标准“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由此,“《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显然,汉语的历史发展中,很早就有白话的传统。汉语书面语的文与白两个系统,历史上一直都存在。白话文运动要建立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它不是去扶正明清以来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文学语言,而是从翻译西方著作开始大量欧化。白话文运动自觉地把打倒文言文作为己任,要用白话代替文言,其目的是为了普及教育。问题是它建立的白话文,没有自觉继承中国传统白话文学语言的优点,而是为欧化打开大门,欧化文长驱直入。我们从《新文学大系》中摘几个例子,以窥当时白话文之一斑:我在这东西旁边盘旋玩耍,直到“赫儿赫儿”地呼唤着的即在今日还能引我潸然下泪的母亲的声音,可爱地送到我的小耳朵里。这并非是十四年以前的时间的海洋里,竟看不见一点飘荡的清藻足以系住他的莹思,其实望见的只是茫茫的白水,须得象海鸟般在波间低徊,待到落下倦飞的双翼,如浮鸥似的贴身在一个清波上面,然后那仿佛正歌咏着什么在这暂时有了着落的叹息,才知道这个小小的周围是很值得眷恋的。针对白话文运动这样的流弊,上世纪三十年代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人在上海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他们尖锐地批评这时期的白话文是“新文言”,即对汉语的新的束缚,其实质是“欧化文”。陈望道说:文言文是反大众的,通俗的白话文是混大众的。二者都站在大众之外,对于大众是外头人。陈望道由此发出了一个世纪之问:“五四前后以'革命’姿态出现的白话文为什么不久就堕落了?”其实五四时期白话文先行者们的白话纲领,是一种以中文传统为主,兼收并蓄、旁搜博取的大拼盘主义。他们主张尽量采取《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中的白话。这种以传统白话为主,古今中外皆可圆融无碍为我所用的主张,其背后是一种力图于推陈之中出新的从容的创造心态。人们把中国语文与封建礼教绑在一起弃之如敝屣,大声呼唤西方的新思想、新科学、新文化。此时欧化文就以中国传统语文对立面的身份,披着“新词汇”“新表达方式”的洋服,堂而皇之进入了汉语。“五四”时的作家多半通些外语。他们写“当××时”,虽然用了文言,还不违反我们的句法。什么时候他们连“时”都去了,就是用了英语里带关联副词when的句法了。汉语的同位语中原不加什么,有人写“豆腐西施的杨二嫂”,他就是用日本语法来打乱汉语口语语法了。“他有一个大鼻子”看似汉语,却非汉语。汉语只说“他大鼻子”。而说“一个人有鼻子”是废话,说“有一个”是更没用的废话。今天,还有人知道“他有一个大鼻子”看似汉语,却非汉语,是没用的废话吗?所以,陈望道在大众语运动中的诘问,至今依然振聋发聩,是一个世纪之问。白话文运动,不仅在当时很快“堕落”,而且直到今天,现代汉语依然被“堕落”羁绊。我们这样说,并不否认自晚清语文改革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的正面、积极的意义。相反,我们这样说,正是寄望于中国现代语文呼应时代变革的健康发展。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复旦大学读“上古汉语语法”博士学位期间(1985-1987),写了我的第一本书《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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