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这是一条残酷的政治斗争法则，亘古不变。
然而，在朱明天下，兔未死而狗烹的事也并不少见。
公元1630年，明崇祯皇帝下令，将原蓟辽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凌迟处死。
北京城百姓围观袁崇焕被千刀万剐，大骂“卖国贼”，争食其肉。
十四年后，崇祯皇帝上吊于煤山，清军入山海关，汉人最后一个王朝终结。
金庸说：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祯一战胜于宁远，二战胜于宁锦，三战胜于广渠门下，据守孤城，决死拼杀，连克满清鞑虏，一桩桩功绩不可抹煞，应该大大地褒奖。
可是年轻的朱由检，内经不住魏忠贤余党蛊惑，外识不破皇太极反间计之计，在国家危难之际活生生把一个人才给凌迟了。
这种做法和行径，是朱家皇帝的基因遗传。
开这个恶例的，当属太祖朱元璋。他诛杀功臣，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为了给孙子朱允炆荡平道路，朱元璋大开杀戒，仅蓝玉一案就诛有功之臣2万余人。
能打仗的蓝玉没了，可祸患却起于肘腋。
软弱无能的朱允炆，最终没较量过自己的亲叔叔，被实力并不算强的燕王夺了帝位。
如果有蓝玉在，恐怕朱棣连造反的胆子都没有。
一个个不靠谱的皇帝，坑害了一个个能臣干将。
年轻的明英宗脑门一热，在太监忽悠之下就带兵御驾亲征，结果发生土木堡之变，成了蒙古人的俘虏。
危机时刻，于谦另立新主，整饬兵备，部署要塞，亲自督战，保住了大明的江山。
如果没有于谦，蒙古人很有可能会二次入主中原。
可是，当英宗复辟重新当上皇帝后，首先便是拿于谦开刀。
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天下人都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可是谁也阻拦不了这位功臣被杀。
历史上，说起抗倭，最著名的是戚继光。
实际上，在戚继光之前，还有一位抗倭名将—张经。
张经曾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初一日，张经获王江泾大捷，杀敌一千九百八十多人，为抗倭以来第一战功。
可是这厢胜倭的捷报未到京师，皇帝问罪的圣旨就传了过来。
负责督军的赵文华与张经不和，他未立尺寸之功，却秘密上疏诬陷张经。
嘉靖皇帝不分三七二十一，下诏把张经逮到北京，胜战之将反被砍了人头，办了一件让倭寇想办还办不成的事。
后面的戚继光如果不是张居正护着，恐怕也难有好下场。
明朝皇帝接二连三虐杀功臣，远非昏庸之故，相反正是皇帝太聪明，他们时刻忌惮的是出现功勋卓著的优秀人才，害怕皇权受到威胁。
同时，皇帝对在外用兵作战的大将约束之甚也超出监督范围，皇帝身边的宦官或是宠臣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一句话就可以把自己的喜好发挥到极致，也足以把颠倒黑白、祸国殃民发挥到极致。
到了清朝，认真吸取明朝的教训，除了鳌拜、年羹尧之外，滥杀擅杀的情形明显减少，宦官干政的现象也没有发生，可是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再也没有什么优秀的人才出现。
整个二百多年的清朝，全国只有一个优秀人才，那就是文武全能、无所不晓的皇帝，康熙爷千古一帝，乾隆皇帝十全武功，其他人统统是奴才。
奴才做好奴才的事，听话即可，照做便是。
故此，龚自珍发感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个时候，别说经邦济世的大才，就是连善偷会盗的坏蛋都培养不出来。
天下之材尽绝，皇帝就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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