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这是一条残酷的政治斗争法则,亘古不变。
然而,在朱明天下,兔未死而狗烹的事也并不少见。
公元1630年,明崇祯皇帝下令,将原蓟辽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凌迟处死。
北京城百姓围观袁崇焕被千刀万剐,大骂“卖国贼”,争食其肉。
十四年后,崇祯皇帝上吊于煤山,清军入山海关,汉人最后一个王朝终结。
金庸说: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祯一战胜于宁远,二战胜于宁锦,三战胜于广渠门下,据守孤城,决死拼杀,连克满清鞑虏,一桩桩功绩不可抹煞,应该大大地褒奖。
可是年轻的朱由检,内经不住魏忠贤余党蛊惑,外识不破皇太极反间计之计,在国家危难之际活生生把一个人才给凌迟了。
这种做法和行径,是朱家皇帝的基因遗传。
开这个恶例的,当属太祖朱元璋。他诛杀功臣,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为了给孙子朱允炆荡平道路,朱元璋大开杀戒,仅蓝玉一案就诛有功之臣2万余人。
能打仗的蓝玉没了,可祸患却起于肘腋。
软弱无能的朱允炆,最终没较量过自己的亲叔叔,被实力并不算强的燕王夺了帝位。
如果有蓝玉在,恐怕朱棣连造反的胆子都没有。
一个个不靠谱的皇帝,坑害了一个个能臣干将。
年轻的明英宗脑门一热,在太监忽悠之下就带兵御驾亲征,结果发生土木堡之变,成了蒙古人的俘虏。
危机时刻,于谦另立新主,整饬兵备,部署要塞,亲自督战,保住了大明的江山。
如果没有于谦,蒙古人很有可能会二次入主中原。
可是,当英宗复辟重新当上皇帝后,首先便是拿于谦开刀。
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天下人都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可是谁也阻拦不了这位功臣被杀。
历史上,说起抗倭,最著名的是戚继光。
实际上,在戚继光之前,还有一位抗倭名将—张经。
张经曾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五月初一日,张经获王江泾大捷,杀敌一千九百八十多人,为抗倭以来第一战功。
可是这厢胜倭的捷报未到京师,皇帝问罪的圣旨就传了过来。
负责督军的赵文华与张经不和,他未立尺寸之功,却秘密上疏诬陷张经。
嘉靖皇帝不分三七二十一,下诏把张经逮到北京,胜战之将反被砍了人头,办了一件让倭寇想办还办不成的事。
后面的戚继光如果不是张居正护着,恐怕也难有好下场。
明朝皇帝接二连三虐杀功臣,远非昏庸之故,相反正是皇帝太聪明,他们时刻忌惮的是出现功勋卓著的优秀人才,害怕皇权受到威胁。
同时,皇帝对在外用兵作战的大将约束之甚也超出监督范围,皇帝身边的宦官或是宠臣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一句话就可以把自己的喜好发挥到极致,也足以把颠倒黑白、祸国殃民发挥到极致。
到了清朝,认真吸取明朝的教训,除了鳌拜、年羹尧之外,滥杀擅杀的情形明显减少,宦官干政的现象也没有发生,可是也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再也没有什么优秀的人才出现。
整个二百多年的清朝,全国只有一个优秀人才,那就是文武全能、无所不晓的皇帝,康熙爷千古一帝,乾隆皇帝十全武功,其他人统统是奴才。
奴才做好奴才的事,听话即可,照做便是。
故此,龚自珍发感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那个时候,别说经邦济世的大才,就是连善偷会盗的坏蛋都培养不出来。
天下之材尽绝,皇帝就可以安心地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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