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未能亲聆巴金先生謦欬，只能通过他的作品与之交流，去走近他的内心世界。
庚寅秋日，我去拜访巴金的胞弟李济生先生回来不久，收到了巴金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博士的邮件，信中说：“曾闻您数次到江南，下次来沪盼打声招呼呀……”信中有责备之意，我是怕给他添麻烦才没有告诉他。立民兄随信寄来了刚刚出版的《与巴金闲谈》一书，适逢我欲作晋、陕、豫三省之旅，便把这书带上，在路上阅读。外出旅游带一册心仪之书也是我多年的习惯，在探幽访古、饱览秀丽山川的同时，亦有书香相伴，这样的旅行才更有韵味。
《与巴金闲谈》是姜德明先生的著作，该书曾于一九九一年一月由文汇出版社初版，二〇一〇年七月由巴金研究会策划，作为“巴金研究丛书（甲编）”之一，由香港文汇出版社再版，限量印刷一千册，每册都有编号。
《与巴金闲谈》初版本只有一百多页，再版时增加了姜德明先生一九九六年十月到杭州见巴金后写的《又访西子》及《走近巴金》等九篇，同时增加了“巴金致姜德明书信手迹（图版）”和“姜德明藏巴金部分著译（图版）”两部分，使该书增至二百多页。附录中彩印的巴金书信手迹和巴金著译书影更增加了该书的价值。
一次谈到书的印装问题，巴金说：“现在的书都运到县里的农村小厂去装订，技术水平不高，包括我们的设计，装帧水平，同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距离。再就是太慢，当年我们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时也没有自己的印刷工厂，半个月就可以出一本书。那时有的书稿是靳以看过交给我的，反正大部分稿子在发表时我也都看过了，也用不着像现在似的二审、三审，所以办一个出版社也就用不着那么多人了。我还兼作校对。当然，现在情况不一样，那时写东西的人不多，书也少。包括北新书局和上海杂志出版公司也都没有自己的工厂，还是出了不少好书。”
姜德明在上海淘到好书也总是带到巴金家里请他过目，当姜德明把刚买到的一九三七年二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丽尼译的屠格涅夫小说《贵族之家》让巴金看时，巴金说：“这种精装本只印了两种，还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罗亭》，陆蠡译的。包括《贵族之家》都是黄源编的‘译文丛书’当中的一种，也是‘屠格涅夫选集’的头一种。我还给这套书写了书刊广告。”
姜德明每次去看望巴金都能得到巴金的赠书，建国后，巴金先生的书印数都很大，动辄数万或几十万，在一次聊天中，巴金告诉姜德明，他三十年代自费出版的一本叫《过去》的书，印数少得不可思议，只印了四十几本，赠送朋友，该书收录了一些外国革命家的照片，有巴金写的介绍式的评论文字，姜德明这样的收藏大家也没听说过该书，巴金原来自己收藏的一册也在“文革”中自动毁了，只剩下了一张钱君匋画的封面。
他们每次聊天都会引出一个经典的故事。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姜德明与黄裳一道去看望巴金，三位爱书人聊天，一定是精彩的。聊得兴起，巴金起身到楼上找出了一本周作人的书《药味集》给他们看，黄裳接过一看，说：“这是我的书么！还有我的签名，连同周作人当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给我写的这张钢笔字的诗亦在。”当时，黄裳是上海《文汇报》驻南京的记者，曾去监狱采访过正在坐牢的周作人。五十年代末，黄裳运交华盖，曾卖书换粮，维持生命。真是太巧了，巴金回忆说，一九六四年前后，他让上海旧书店的人为他找一些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出的书，不久书店给他送来一捆，放在一个角落里始终没有打开。“文革”开始后，这些书就地封存了。巴金说：“好了，现在真正物归原主了。”谈到这段经历，姜德明在文章中写道：“黄裳翻开着这本失而复得的书，我想他可以为此写篇书话了。”
巴金每有新著出版，都给姜德明寄去一册，而且都是自己包装邮寄。到了晚年寄书就感到吃力了，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七日给姜德明的信中说：“您喜欢书，我有些书送给您，但现在精神不大好，包书又费力，只好等秋凉后再说了。您缺什么不妨告诉我。”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致姜德明：“前天寄上一本随想录的合订本，希望它早日送到您的面前，收到和寄出这样一本书，不是容易的事。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九九二年三月十四日给姜德明的信中写道：“我的书您还缺什么？我希望一两年内能为您的藏书尽一点力，给您的收藏补充一些什么。我的时间不多了。”看了这段让人心酸的话，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前几年我在与文洁若先生通话时，我说淘到了一些萧乾和她的书，等以后去北京时请她签名。她说：“你给我寄过来吧，我签名后给你寄回去。”当时只顾高兴了，也没考虑就把书寄去了。不久收到了文洁若寄回的签名本，除了我寄去的书外还赠了几本，有十几册。突然想到文先生就一人在北京，家里也没有保姆，以八十的高龄抱着书到邮局寄书，我心里不安了很长时间。
巴金在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写给姜德明的信中说：“沈家小虎找到了我四十年代写给沈从文的三封信，给我寄了来……读这三封信我仿佛站在从文面前同他长谈。”我读《与巴金闲谈》这本书，亦仿佛坐在巴金与姜德明面前，与两位文化前辈闲谈，聆听他们的教诲。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三日二十三时于河南三门峡宾馆2114室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