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父母在乡村小学教书,调来调去,后来回到了老家的学校,就在老家盖了房子。北方农村的房子都差不多,呈方形,一般都是五间堂屋,另有东西屋,堂屋一般三间在正中,东西两头各一间,也有的一头三间一头两间。大门都在南面,有南大门,或东南大门,或西南大门。尽管有家有院,但每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孩子们串来串去,毫无拘束。当时,没有电视,晚上没有娱乐活动,吃过晚饭后,大家除了串门外,就聚在大街上聊天讲笑话,亲切、自然、质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市里举办的为期一月的文学创作班,住在宫里镇电影院里,每人一个房间,集中写作。当时住在电影院里的还有一个缝纫学校从上海聘请来讲课的技师,晚上,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讲到上海邻居之间互不相识,即使认识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听到这里,很不理解,上海人难道相互都不交往吗?他说,朋友间是交往的。回去后,心里嘲笑上海人好长一段时间,感觉他们没人情味。
我搬到城里住后,先是住单位的宿舍,每家一个小院,住在一个大院的人都是一个单位的,相互认识,交往也正常。后来,我的书越来越多,单位分的平房里放不开了,就出去在银河小区的二楼租了一套房子,在二楼住了几年,对门邻居竟然不认识。后来,房东把房子卖了,我从二楼搬到了一楼,对门是一对老夫妻,两人满头白发,但身体都很健壮。夫妻二人都很和蔼,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大爷姓苑,是一个比较稀少的姓氏。人很健谈,有次聊天得知他们是外地人,在一家煤矿工会工作,退休后进城买的房子。苑大爷喜欢书法,擅写舒同体,经常参加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的书画活动,有一年他的作品在青岛举办的全国舒同体书法大赛中获了大奖。他把那些获奖证书拿出来给我看,还专门挑了一幅他的书法作品送给我。
与苑大爷做邻居后,每年春节,他都写好春联给我家贴上。到了清明节,还没起床,他就在门上给插好了柳条。到了端午节,他又给插艾蒿。后来,每到清明或端午,妻子也早早买来柳条或艾蒿,给他家插上,他又给我家插上,往往都插两份。有一年春节,苑大爷没有给我家贴对联,他的门上也空着。妻子说:“去买一幅对联吧。”我说:“他家没贴对联,是不是家里有事呀,我们也别贴了。”到了中午,听见门外有响声,我打开门,原来是苑大爷拿着一个小铲子把我门上原来的对联铲掉,贴新对联。心里不禁一阵感动。
人说远亲不如近邻,确实如此,有此芳邻,心里感到温暖,踏实。即使交往如此,我也只是在每年的大年初一去他家坐一坐,因为平时不知道人家家里忙不忙,是否有事,所以很少打搅对方的生活。这时,我也就真正理解了上海人的相处之道。
在银河小区住了六年之后,我买新房搬走了,每年的初一上午,我还是照例过去看望两位老人,他们夫妻见到我亲的不得了。第三年我去的时候,大娘告诉我:“你大爷得小脑萎缩了,一点事他会问你好几次。”果然,他反复问我同一件事。真不明白他每天一早外出锻炼,身体这么好,怎么得病了呢。第四年,我再去看他时,苑大爷竟然不认识我了。大娘说,他现在不能一个人出去了。苑大爷见到我还是很热情让座让茶,我想这是他的本能吧。
又要过年了。苑大爷,你还好吗?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四日,除夕前一日于秋缘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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