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

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父母在乡村小学教书，调来调去，后来回到了老家的学校，就在老家盖了房子。北方农村的房子都差不多，呈方形，一般都是五间堂屋，另有东西屋，堂屋一般三间在正中，东西两头各一间，也有的一头三间一头两间。大门都在南面，有南大门，或东南大门，或西南大门。尽管有家有院，但每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孩子们串来串去，毫无拘束。当时，没有电视，晚上没有娱乐活动，吃过晚饭后，大家除了串门外，就聚在大街上聊天讲笑话，亲切、自然、质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市里举办的为期一月的文学创作班，住在宫里镇电影院里，每人一个房间，集中写作。当时住在电影院里的还有一个缝纫学校从上海聘请来讲课的技师，晚上，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讲到上海邻居之间互不相识，即使认识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听到这里，很不理解，上海人难道相互都不交往吗？他说，朋友间是交往的。回去后，心里嘲笑上海人好长一段时间，感觉他们没人情味。

我搬到城里住后，先是住单位的宿舍，每家一个小院，住在一个大院的人都是一个单位的，相互认识，交往也正常。后来，我的书越来越多，单位分的平房里放不开了，就出去在银河小区的二楼租了一套房子，在二楼住了几年，对门邻居竟然不认识。后来，房东把房子卖了，我从二楼搬到了一楼，对门是一对老夫妻，两人满头白发，但身体都很健壮。夫妻二人都很和蔼，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大爷姓苑，是一个比较稀少的姓氏。人很健谈，有次聊天得知他们是外地人，在一家煤矿工会工作，退休后进城买的房子。苑大爷喜欢书法，擅写舒同体，经常参加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的书画活动，有一年他的作品在青岛举办的全国舒同体书法大赛中获了大奖。他把那些获奖证书拿出来给我看，还专门挑了一幅他的书法作品送给我。

与苑大爷做邻居后，每年春节，他都写好春联给我家贴上。到了清明节，还没起床，他就在门上给插好了柳条。到了端午节，他又给插艾蒿。后来，每到清明或端午，妻子也早早买来柳条或艾蒿，给他家插上，他又给我家插上，往往都插两份。有一年春节，苑大爷没有给我家贴对联，他的门上也空着。妻子说：“去买一幅对联吧。”我说：“他家没贴对联，是不是家里有事呀，我们也别贴了。”到了中午，听见门外有响声，我打开门，原来是苑大爷拿着一个小铲子把我门上原来的对联铲掉，贴新对联。心里不禁一阵感动。

人说远亲不如近邻，确实如此，有此芳邻，心里感到温暖，踏实。即使交往如此，我也只是在每年的大年初一去他家坐一坐，因为平时不知道人家家里忙不忙，是否有事，所以很少打搅对方的生活。这时，我也就真正理解了上海人的相处之道。

在银河小区住了六年之后，我买新房搬走了，每年的初一上午，我还是照例过去看望两位老人，他们夫妻见到我亲的不得了。第三年我去的时候，大娘告诉我：“你大爷得小脑萎缩了，一点事他会问你好几次。”果然，他反复问我同一件事。真不明白他每天一早外出锻炼，身体这么好，怎么得病了呢。第四年，我再去看他时，苑大爷竟然不认识我了。大娘说，他现在不能一个人出去了。苑大爷见到我还是很热情让座让茶，我想这是他的本能吧。

又要过年了。苑大爷，你还好吗？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四日，除夕前一日于秋缘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