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主讲：赛艇队长
策划：赛艇队长
责编：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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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职业，笔者从未见过，然而他们却伴随了笔者整个童年，青少年。
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城郊的结合部的电线杆或公交站牌，随时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雷同得不能再雷同的“老军医，专治疑难杂症”的小广告。市容清洁工不时地铲掉，可是过不了多久又一次贴满，仿佛如牛皮癣一样。
◇ 老军医专治疑难杂症
◇ 电线杆上是人沟壑难平的欲望。虽然上面的内容随着时代不断更新换代，但其内核永远不变——骗你没商量
自此“老军医”这个名号在笔者幼小的心灵里，即刻下了“神医”的影子，他们所治疗的症状以男科为主，因此电线杆上的“老军医”和各种奇奇怪怪的灵丹妙药一起，共同完成了笔者的性启蒙。
各位读者先别激动，本期不聊电线杆上的老军医，而是聊真·老军医...
最早军事医疗制度出现在古埃及时期，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古埃及出现了一本医疗著作，后人称之为《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纸》，作者明确记载了各种常见外科问题，和关于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法。
◇ 被德国埃及学家格奥尔格·埃伯斯（Georg Ebers）发现的埃伯斯纸草卷。这份100页的卷轴，来自大约公元前1550年，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医学纸草卷之一，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还有超过700种疗法。
比如，在实施救治前应该通过“望闻问切”等一系列方法确定患者的疾病属于以下情况中的哪一种：能治的、能缓解的、治不了的。而处理战伤应该先治疗头部、再治疗颈部、然后是四肢和躯干。而具体的施救方法则包括使用针线缝合伤口、使用夹板治疗骨折、使用蜂蜜预防感染、使用生肉止血等等。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操作都有一点现代医学的影子。
和士兵在战场上受伤相比，更大的敌人是随处可见的瘟疫，也就是今天说的传染病。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应对传染病最好的方法就是隔离，但古代没有微生物的概念，也就没法做到系统化的隔离，不过他们已经意识到，居住环境不干净，垃圾粪水遍地就有可能导致瘟疫，所以应对传染病的措施通常是以预防为主。
在这一方面做的最好的无疑是西方文明之巅——罗马。
他们在构筑营地的时候会有意识的保护自己营地的水源，永远把厕所安置在营地的下游位置。此外，罗马军团的营地都设有专门的医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预防措施，因此罗马军团受到的军营流行病的影响比周边那些蛮族要小多了。
◇罗马军医正在给受伤战士取箭头
◇罗马军队中的军医正在对伤者进行治疗
◇罗马军队还要对士兵进行体检
◇后世复原的罗马军医手术器械
在战争到来之际，流行病造成的伤亡能占到罗马军团总伤亡的三分之二，今天看这个数好像挺吓人的，在那个年代来说这个数真不高，换成日耳曼，高卢那些蛮族，流行病带来的伤亡能达到九成往上。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大陆再也没有一个强力的帝国可以维持庞大的军队，大型的帝国军团变成领主卫队，战争规模小的可怜，也就不需要完善的军医组织了。
直到中世纪晚期，欧洲形成大量的民族国家，才再次拥有常备军，不过在重新拥有常备军之后，军事医疗体制并没有产生，战场上都得靠军乐队或者是辎重兵这种辅助兵种临时穿上大褂救助伤员，必要的时候招一些当地大夫来看病。
◇中世纪的手术死亡率极高，病人要么疼死要么吓，要么失血过多，要么死于伤口感染
等到文艺复兴之后倒是有一些军医，不过他们与其说是大夫倒不如说是神棍，他们的一项必须任务是统计每个伤病员的生日。
因为，在对患者施药时，首先要确定患者的哪种“液体”出了毛病，这源自古希腊“液体学说”，液体即血液、粘液、黄胆、黑胆，然后再辅以患者生辰的黄道十二宫来配药。显而易见，通过这种方式配出来的药通常并没有什么卵用。
士兵们该得病还得病，该死还得死，所以看近代欧洲战争，比如三十年战争、波兰沙俄战争都会发现，指挥官通常得一鼓作气搞一波急行军，拿下某个城堡或要塞。
为啥仗打的这么猴急，因为自身缺乏卫生意识，再加上军队里都是胡庸医，瘟疫横行是常有的事，经常会一天死伤好几百，在这种情况下仗就得快点打，否则的话还没看到敌人的影子自己的士兵就死绝了，那太不划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神棍们也逐渐认识到了靠占星放血没什么用，想治病救人还得靠手术。于是在这帮人不停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和现代医学接轨的外科手术理论，在当时，医师根本无暇顾及病人的疼痛，因此，大部分手术都是极其痛苦的，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因疼痛过度而导致死亡比比皆是。
◇ “现代外科之父”帕雷
终于在16世纪中期这种现象有所改观，当时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瓦卢瓦王朝针对意大利的领地爆发了战争，此前外科医生会用滚烫的油去处理士兵的枪伤，这一次治疗受伤士兵的热油用完了，军医帕雷用玫瑰油、蛋黄等东西混合成一种药酒作为替代。
结果出人意料，用过新药酒的士兵隔天就明显好转。
帕雷用事实向全世界证明，可以用不那么痛苦的医疗方法来替代拿热油烫。同时他还探索古书典籍，复兴了不少罗马时代的医疗护理方法，其中就包括用扎带止血的方法，在这之前都是用烙铁止血的，用扎带带来的痛苦更小，伤口也不容易被感染。
另外他在总结这些经验的时候，特意用了法语而不是拉丁语，这使得他的这套理论立刻在法国得到普及，法国军医们的业务能力也远超当时其他国家。
◇ 帕雷时代的军医手术
不过帕雷只能算摸到了现代军医的大门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医当属法国人拉尔雷，他最早是拿破仑的私人医生，在跟皇帝陛下南征北战的时候拉尔雷发现，所有的医疗标准常规都是有问题的。
比如，为了安全，医院与战场通常相隔千里，虽然这保证了医院的安全，但因此会导致很多受伤的士兵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往往没拉到医院血就流干了。能在医院里躺着的都是些没什么大碍的轻伤员，由此拉尔雷认定在前线附近搭建医疗帐篷会更有效率。医院建在战场附近的同时，拉尔雷也希望运输能够更快捷。
这一想法催生了第一支军用救援队——马拉车改造的快速救护车，前身是快速移动式炮车。在此期间拉尔雷还自学了截肢手术，在一次战役当中，他曾在24小时内完成200个截肢手术。拉尔雷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让他获得了皇帝本人的青睐，先是任命他为法国首席军队外科医生，后来封为男爵。士兵们也尊他为偶像。
◇ 多米尼克·让·拉尔雷
1812年法军在俄国博罗季诺遭到惨败，为确保拉尔雷不被撤退的军队踩死，士兵们把他举起来，以人群冲浪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将他传递出战场。哪怕是对手也给了他相当的尊重，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的死对头威灵顿公爵还特意嘱咐，不许朝拉尔雷的帐篷开枪。
因为这些功绩，史学界普遍认为拉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现代战地外科医生。认为他开创了现代军事医疗制度，后世同行们在他的基础上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今天的军医体系。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军医制度诞生稍晚，但其也是高度组织化的。
在西周初年姜太公吕尚所著的《龙韬·王翼》一篇中就已经有“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的记载。这其中，方士即是巫医、金创即是刀剑所致的伤口。
另据《墨子·号令篇》所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辄造事上。”这里面的“治病家”就是医院。唐朝时期，中国建立了类似于现代“医疗所”、“医护兵”与“护士”的制度。甚至还将“同队士兵需要负责掩埋战友的尸体”从一项“人情”变成了“军规”。
◇ 没有军医的话，军队不仅难以保障作战士气，而且伤员得不到有效治疗，大概率会引发瘟疫 图为《大明劫》剧照
一切与现代有关的人、器物、制度，我们都可以找出无数理由证明在自己在古代比西方前进十万八千里，至少也是不落后太多的状态。
军医也是一样，自近代起，农业社会下的医生便被工业社会下的西方彻底甩开，八旗绿营虽有军医的编制，但他们平常的任务是号召士兵养生，治疗刀伤要靠服用汤药，甚至湘军淮军也是如此。荒唐到这般，也不难理解为何清朝军队外战外行。
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军医制度在中国始于清末。
李鸿章于1881年创办了“北洋医学馆”，凡毕业学生，一律分发至北洋海军舰队中服役，袁世凯于1902年在天津训练新军时创办“北洋军医学堂”，也沿用李鸿章的模式，将毕业人员分配到新建陆军中服役，形成陆军系统的军医人员。
◇ 1860年，第三次大沽口战役爆发，天津沦陷后，英军在天津城东门外（天主教仁慈堂旧址处）建立了一家施诊所。1868年12月1日，英国军队将施诊所的主管权转交英国伦敦会，改称英国伦敦会天津医院。1879年，英国医生马根济来到天津接管了这家医院，并在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在河北大王庙旁曾文正公祠内设立“阁爵督部堂施医处”，并充当官医生。1880年12月，李鸿章等筹资在天津紫竹林海大道旁新建的总督医院正式开院，中文称“养病院”，任命马根济主持院务，西式医疗机构在天津的建设由此起步。我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校由此开端。图为：马根济在天津创办的总督医院外景。
1905年袁世凯又于保定创了一所军医学堂。这几所教育机构可以说开创了近代中国史上军医教育系统之先河。
中国官方开始设立军医行政业务单位也和袁世凯有关。
1902年，袁世凯上奏朝廷，认为国内若需改善并建立较完善的各项军事制度，先要成立军政司，将原先不同规制之军队以及相关军事事务统一，这其中也包括军医业务。这份奏折获准后，北洋军政司正式设立，司下辖兵备处、参谋处与教练处，每处之下又设数个股，兵备处下辖的医务股即是政府官方首次设立的关于军医行政的业务单位。
到1906年中央官制改革时，陆军部成立并执掌原先北洋所属的各军事单位，军医部成立了军医司，全国陆军卫生、治疗、用具、医院升迁及军医教育等业务皆由该机构负责。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基本延续了清末建立的这一套制度，军医司同样是作为常设的军医行政单位，然而自从袁世凯死后，中国开启军阀混战的时代，军医制度也因此停滞不前，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全国证券，军医制度才得到进一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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