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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儒学源远流长，这一方面源自历朝历代对儒学的推崇，另一方面历朝历代的文人通过讲学的方式不断地为儒学加入新的见解。这些文人讲学的地方有个专门的称呼名叫书院。
◇ 图为孔子与《论语》
到了宋朝以来，文人阶层得到了空前重视，书院在全国遍地开花，给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场所，而在书院中诞生的很多思想，也的确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统治者们深谙“儒以文乱法”有多大危害，因此儒学作为历代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自然由不得文人胡说八道，乱加私货。所以朝廷对书院的发展又多有限制，今天就聊聊这其中的故事。
◇ 图为郑玄（127年-200年），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家
两汉时期官府大力弘扬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已经有一些儒学大师开馆授徒了，只不过此时他们讲学的地点大多在自己的宅邸当中，没有专门的讲学之所。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之后，隋唐时期儒学重新被重视起来，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廷中建了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这是“书院”一词首次出现在历史当中。此时的书院是宫廷修书藏书之所，并非士子可以随便学习的地方。而宫廷之外，民间读书人也在各处购地建立书院，比如李宽就在衡州建立的石鼓书院。
◇ 图为今天的石鼓书院
在唐朝，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书院，主要功能都只是藏书，而到了五代十国之时，南唐国主李昪在庐山白鹿洞建立书院，此书院跟过去不同，主要功能就从图书馆变成了“百家讲坛”，这也成了日后书院的标准。
宋朝建立之后，过去的世家大族已经在过去的战乱中被屠戮殆尽，朝廷统治天下的依仗就变成了文人，儒学得以大兴，尤其是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之后，鼓励读书人创立书院，所谓“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由民间自发建设的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年间被升为“南京国子监”，和官学一起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荣耀一时。而在当时，一些大儒们也纷纷在各书院讲学，阐述自己对儒学的见解。
◇ 图为嵩阳书院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比如程颢程颐两兄弟就曾长期在嵩山脚下的嵩阳书院讲学，阐述他们的“天理”观，这是儒学在中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此时科举制度远没有发展到后世八股取士那般死板的地步，对很多儒学经典的讨论也都是允许的。
在南宋建立之后，书院传统进一步得以维持，这个时期有据可查新建的书院有四百余所，超过之前所有朝代的总和，而当时的大儒朱熹把二程兄弟的思想发扬光大，逐步形成了后世的“程朱理学”，在这个过程中他主要也是在各书院讲学，讲学之余也会和其他大儒进行辩论切磋。比如朱熹和主张心学的陆九渊进行过一次鹅湖之会，首开书院辩论的先河。
◇ 图为朱熹画像
在当时，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心学，都依赖书院进行发展。当然，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见解，甚至对时局的见解，也都未必和朝廷一致，这会给他们惹来非常大的麻烦。朱熹晚年受到宰相韩侂胄排挤贬斥所谓“朱熹迂腐，不识时务，不宜再用”，此后朝廷将其学说斥为伪学，他的门生故吏都不得做官，而他讲学的书院也遭到朝廷查封。只不过韩侂胄很快败亡，书院讲学的传统在此后也迅速得到恢复。
南宋灭亡之后，蒙元为了在汉地笼络人心，对书院基本上是放任不管的政策，但到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就不一样了，洪武皇帝要把天下全都管起来，怎么能容许读书人在书院自由讲学呢，于是天下书院遭到取缔，皇帝钦定八股取士，命题范围就是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除此之外一律不能有别的思想。然而思想这个东西说要完全禁绝是不可能的。
◇ 图为王守仁画像
明弘治年间，朝廷对民间的统治已经大为放松，朝廷对于民间书院也就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个口子一开，许多思想和朝廷钦定不那么一致的读书人就找到了去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王阳明。他提倡的心学在相当大程度上继承了南宋陆九渊的思想遗产，自然和程朱理学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他的思想正是借助在书院讲学，才让自己的思想发扬光大。他在龙场悟道之后，先是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传授其知行合一的心法，后来又在江西和浙江重修和新建了多个书院，传播自己的学说。
◇ 图为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 图为杭州万松书院的题字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当他讲学之时，学者们“聚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在这些书院中，学者们谈论的已经不仅仅是四书五经中的古训，也有很多是时政话题，这对朝廷是个危险的信号。虽然王阳明主张的心学不为官方所承认，但已经成为文人之间的“显学”，自然地，到了嘉靖年间朝廷两次命令毁掉王阳明弟子们的书院，比如说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就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请求皇帝“戒谕以正人心”。不过如此高压之下，书院受到的影响有限，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不少官员都同情王阳明的学说，禁毁书院的命令刚出紫禁城就被消解了一大半。
◇ 图为明朝对王阳明的追封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到了万历初年执政时，朝廷又掀起了禁毁书院的小高潮。史载“张居正最憎讲学，言之切齿。”这也难怪，他可是大明的话事者，要干的都是大事，怎么能容忍天下士人议论呢？所以虽然他的老师徐阶平日里经常聚众讲学，他自己也没少参与，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严令拆毁书院。
万历六年，常州知府施观私创书院，张居正借题发挥，一面借此事将施观革职，另一面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毁禁天下书院，至少把私学变成官学，防止读书人乱说乱讲。这次的举措比之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张居正虽然雄心勃勃，但还是太低估了读书人的能量，他的这道政令根本没办法彻底执行，底下对此也是阳奉阴违，等张居正一死，书院讲学又恢复如初了。
当然，以朝廷的力量想毁绝天下书院是很难做到的，但想毁掉一座书院还是绰绰有余，其中典型就是无锡的东林书院。
◇ 图为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 图为无锡东林书院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这座书院和东林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东林党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自然为天启年间掌权的魏忠贤所厌恶。天启五年，魏忠贤下令拆毁东林书院的标志性建筑依庸堂，第二年又下令把书院所有建筑拆除，将书院彻底夷为平地。
此等暴行相比于当时阉党的其他作为，并不显得十分过分，而拆除东林书院所得都被折价成了银两弄到苏州府，给魏公公修建生祠去了。只不过谁也没想到权势滔天的魏公公败亡的如此迅速，随着信王朱由检继位，魏公公和一众阉党随之灰飞烟灭，他那个生祠荡然无存，原址被建成了五人之墓，而曾被他拆的什么都不剩的东林书院，在崇祯年间又给下诏修复了。
满清入关之后对文人议论朝政采取的是零容忍态度，书院自然也在防范范围之内。顺治九年朝廷发布命令，要求“不许别创书院”，但书院并不是说禁就禁的，既然朝廷钦定读书人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路，官学又很一言难尽，书院还真成了读书人的刚需。
此时的朝廷八股取士已经非常完善，而大部分读书人已经面对铁拳噤若寒蝉，所以朝廷还是做出了很多表彰书院的举动，实际上是把书院官学化。比如顺治十五年，石鼓书院得以修复，以“表彰前贤、兴起后学”，而到了雍正十一年，朝廷诏令各省建书院，看上去书院传统得到复兴，只不过它们都在朝廷的严密监督之下，什么学术自由就别想了。
◇ 图为元明清三代，仅在浙江一地的书院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清朝的书院真正开始迎来学术自由，那是在晚清朝廷统治力减弱，知识分子也有机会接触到外国的学说之后。而这一时期的学术自由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康有为在广州创立的“万木草堂”，他在其中授徒讲学，力图教育兴国，鼓吹变法，后来的梁启超等人就是在此跟随康有为，并一步步地影响了后来的晚清时局。
◇ 图为广东陈家祠家族书院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 图为广东陈家祠 图由三喵先生提供
当康梁主张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万木草堂遭到朝廷查禁，但其他文人创办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根本拦不住。于是，朝廷一方面为了创办新式教育，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对自己不利的言论传播，在光绪二十九年下诏取缔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自此书院走入了历史，但清末凭借书院传播的自由之风早就不是大清朝廷能够控制的，于是没过几年，大清也就完了蛋。
书院这样的机构是中国古代的特色，虽然对于读书人来说，读书做官是几乎唯一的出路，但读的书怎么解释，凡此种种，这就不完全是朝廷能掌控的，于是书院作为为数不多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虽然屡受打压，但还能顽强地存在下来。由此可见啊，即使是在古代中国那样的环境下，思想的自由也算是人的刚需，而书院的历史，则是这个道理最直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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