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桂荣 钱，最扰动人心。 从2010年5月2日，母亲开始规律性透析起，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我的人生只剩下一个奋斗目标，挣钱，挣更多的钱，让母亲活着。 母亲是农民，没有医保，虽然肾功能衰竭纳入大病医疗范畴，但透析的自负部分每年算下来，仍然是一笔庞大的开支。10年前，每次的透析费是461元，母亲起初每周透析两次，后来增加到三次。当时的报销不能实时结算，需要总费用超过5千元以上才能递交，审核也需要一周的时间。当然，总花费也只能报销百分之五十。 我就是一台精确运转的机器，每月的工资、奖金，外加接私活的钱必须及时到位，否则母亲的透析费就可能中断。我紧绷的神经不敢有丝毫懈怠，人的灵魂只有轻飘飘的21克，但在我心里，却重达千钧。每当我又一次把下个月的透析费预交到医院里，都幸福得无以复加。我深信：举头三尺有神明。
对于我的辛苦劳作，晨昏颠倒，老公认为是自作自受。我活该！从母亲生病伊始，老公即制定出明确的救助方案：医疗费用由我家出一半，两个弟弟出另一半。是我自个儿打肿脸充胖子，又能赖谁？！
我，孤立无援，奋不顾身地坚持着。
姐弟三人，只有我读了大学，有稳定、体面的工作。危机时刻，我不站出来，谁站出来？天长日久，我不坚持，谁坚持？至少等有一天，母亲魂归黄土，我问心无愧。
我笑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感谢公婆近十年的通情达理和坚定不移，支持我孝顺母亲。不管什么时候，两位老人都旁敲侧击地数落老公，“说什么说，有什么好说的，你一个当小辈的，可不能说人家老太太。再说了，老太太不过花你家几个钱，养儿防老，不花你们花谁的。”
幸福总是在比较中得到满足。
患病的母亲对健康的渴望，让她变得愤世嫉俗。她经常隔三岔五地发泄一通，埋怨命运待她不公，不仅自个儿活得凄惨，还拖累儿女。头一两年，大家还都迁就她，顺着她的话头，照顾她的情绪。可时间长了，大家渐渐见怪不怪，随她去了。
有一年过年，一家子团团围坐，母亲又一次借题发挥，热闹的场面瞬间冷下来。我尴尬地活跃气氛，摆事实，讲道理地对母亲半哄半劝，末了说了句，“限于目前的医疗条件，你能活着，就知足吧！”
等母亲告一段落，老公接过活茬，语气平静，严厉。“你觉得你活得冤，你闺女呢？她又到哪里去喊冤？她才四十来岁，自从你开始透析，她多干了多少活，少睡了多少觉？她那些新长出来的白头发，都是为了谁？不错！她是你闺女，你生她养她，她孝顺你应当应分。可是每次回来，你总得让她喘口气，给她个笑脸，让她歇一歇，这不算过分吧！”
母亲看着沉静的老公，怯懦地反驳，“谁知道她年纪轻轻的，怎么比我当年的白头发还要多？”
我抹掉泪水，笑着对大家说，“没错，没错！谁都不怨，都是我自个儿咸吃萝卜淡操心！”
母亲，我一向我倚重的母亲，在疾病面前，已经蜕变成婴孩，她需要我的照顾，我的教导。于是，我成了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未来的路，她怕，怕到骨子里。
一时间，我不得不思索，我是谁，为谁而活着？世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每个人的结局，都注定孤独。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无法代替，即使亲如父母，爱如夫妻。
等我想明白，我学着一点点放下满身的负荷，身心舒泰。
可是，疾病总是在不经意时不期而至。
“人嘛，无非就是一条贱命。而金钱作为一种最直接的激励机制，不仅促使人积极进取，还能通过购买获得一种更持久、更回味无穷的快乐，比如母亲每天都能够活着。”
我的轻伤不下火线理论指导下，腰痛一天天好起来。只不过从此，我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爱惜自己。日常家务事尽可能得过且过，短途外出最好是卧铺。不能久站，不能久坐，不能负重，注意保暖是我长期谨遵的医嘱。
老公对我的托辞完全赞同。
儿子嗤之以鼻，“从北京飞俄罗斯七八小时，我看你一点事也没有。”
我脸不红心不跳，“预防万一，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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