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路，蒋介石与常凯申
邹蓝/文，图
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深圳之外知道这地方的人不多。不过如果换一种说法介绍说，那里是华为总部和其几个基地的所在地，大家就明白了，相当于帝京的西三旗和上地那一片。据说邻近华为总部的岗头（地铁一站地），被称为深圳学历最高的城中村。无他，华为不少员工住在这一带。
华为总部和数个机构占了那里一大片地方，足足好几个街区。而这里的道路，都以中外大科学家来命名：（袁）隆平路、（邓）稼先路、张衡路、（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路、居里夫人大道、（祖）冲之大道等，也是烘托这里的高新技术氛围。通过这一带的深圳地铁十号线，有一个华为站，还有一个贝尔路站。这贝尔路站，位于深圳龙岗区坂雪岗大道与贝尔路交叉口处，邻近华为坂田基地。我有时会坐十号线地铁。每次看到“贝尔路”站的英文名，总觉得怪兮兮的。
电话的发明者苏格兰人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1876年3月发出世界上第一条电话信息，也获得世界上第一台可用的电话机的专利权，后创建了贝尔电话公司（这公司后来被反垄断法切割为好几个贝尔，后来主体又更名朗讯Lucent，这名字被马化腾同志借鉴了去，用了自己名字的一个字，又接上朗讯的讯字）。八十年代初上海设立的上海贝尔，即与比利时贝尔合资生产国内首次引进的程控交换机S1240。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工作时，1985年初曾到上海贝尔做过调研，同时也在浦东调研了耀华皮尔金顿浮法玻璃公司，在深圳则调研了丹麦宝隆洋行的合资企业（中集公司的前身）。
看深圳地铁十号线这“贝尔路”的英文翻译，我们已知道“贝尔”指的是英国苏格兰籍的发明家亚历山大·贝尔A. G. Bell。既然是英文的人名，理应是将贝尔回译为Bell。但是按照贝尔这两个汉字的拼音，则确是bei’er。硬要抬杠的话，如此拼音化也不算错。不过谁都知道伦敦的英文是London，而不是拼音转写的Lundun。华盛顿的译音转回英语是Washington，而不是Huashengdun。我觉得，既然是英文人名命名的站名，那么按理应该直接转回英文原名，而不是以拼音字母来表达。现在用了“Bei’er Rd”这么个表示法，洋人不知所云，国人多数则不知道Bei’er是什么东东。不能直接改回英文吗？
由此，我想起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她老人家在俄国留学，治中苏关系史（也就是说她可能英文不灵，而俄语不错），将英文文献中蒋介石三字吴语宁波方言读音的旧式威妥玛拼音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三个字。而常凯申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上都查无其人。同样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不会知道Bei'er究竟是谁。也查不出任何欧洲主要语言文献中有Bei'er的记录。专业和英文都二把刀的翻译，把本来明明白白的东西弄到让人一头雾水。王奇1963年生，1978年15岁，高中是改开后上的，按说没太耽误啊。
以前还有过门修斯的笑话。孔夫子被洋人依照拉丁文原则翻译为Confucius。孔子洋名把人弄糊涂confused的事倒是不多，而孟子被翻译为Mencius麻烦就多了点。这Mencius被懂洋文而不懂中国古代文史的人，翻译为孟修斯（胡宗泽和赵立涛的翻译），与北大人员有关。
了解一下华为附近道路命名原则，就能知道贝尔，并回译为Bell。而略懂中国民国史的人，看到英文的上下文，就应该能判断Chiang Kai-shek则是威妥玛拼音法的蒋介石。
还有将lesbian（女同志）翻译为黎巴嫩的，关联到上海交大的人。同济大学则有过毛昆仑的故事。听说自认为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家的刘仲敬，也有翻译英国大作《英国史》里牛头不对马嘴的不少误译。
常凯申的故事，如果发生在一所地方性学院小大学的教员身上，倒不会引起震惊，人们对他们不会有什么期待。这事发生在清华教员身上，还有些其他的翻译笑话发生在其他几所985头牌大学人员身上，着实让人会撇几下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以前梨园说法，有戏保人和人保戏两类。第一类，戏好，谁演可能都能沾光走红；第二类，戏一般般，需要大明星来吸引人来看，保住戏不赔。别人不好说，这几个人的学术身份，真有可能是名校的声誉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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