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小更正。昨天信息有个小失误。乡村教师培训集中在黎平县，因为两个人的意见。已故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前组织部长刘也强先生建议教师培训要在一个地方深耕做透，而前国家体改委同事，中银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博士建议项目落地在老区兼全国最大侗族聚居地黎平县。又，乡村教师培训项目在筹划和执行过程中，得到了中国致公党贵州省委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的转型
贵州的留守儿童一再出惨烈新闻，这使得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从侧重乡村教师培训，开始转向尝试介入干预留守儿童问题，与地方教育局合作，创立薪火童趣园项目，引领贵州乡村留守儿童幼儿园的发展。
我们在安顺市普定县以及黔东南州黄平县，选点开始尝试着力支持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实施“薪火童趣园”项目。从2013年起，薪火童趣园项目，在安顺普定县、黔东南黄平县向公立、私立幼儿园授牌20家。其中普定县13所，黄平县7所。
援助内容主要是对现有的幼儿园提供图书，玩具，户外活动器材，及幼儿教师的培训。
薪火童趣园项目，在贵州两县的受益儿童总数2000余人，其中留守儿童在黄平县占50%，普定县占30%，特困儿童近50人。
薪火项目资助了在这些边角村寨的民营幼儿园，使放羊“散养”的村童，有了提高改善版的幼儿园。薪火童趣园项目，给本来得不到如此服务的不少乡村幼童，提供了基本的服务，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贵州文化薪火的初步实践经验表明，多种途径，吸纳资源投放乡村幼儿园，同时采纳薪火童趣园的提高模式，是逐步解决乡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一个有效路径。
更重要的是，文化薪火通过在贵州安顺普定县和黔东南黄平县两地的实践，确认童趣园模式的可复制性，以及推广的主要条件。这对于民工输出量大的其他省份如江西，湖南，湖北，河南，重庆，安徽，四川等的留守儿童教育改善，有直接参考的意义。
不过现在乡村留守儿童受到了重视，地方政府也加大了行动力度。如此状况使得硬件援助能力不够，只能侧重在软件提升方面出力的民间机构，进退两难。因为政府有钱，而幼儿园绝大多数听官员的，也在意钱。政府不给钱时，民间机构的援助不无小补，也受到重视。现在，你给钱不多，麻烦却不少，部分幼儿园长或老板态度就变了。我们也理解，连贫困县县城都进不去，只能在乡镇上开办的幼儿园，竞争力非常低。因而对于开办者来说，硬件援助和钱，比什么都重要。幼教提升了素质能力后，给县城幼儿园挖走的事情，在我们介入的乡村幼儿园也有。那是园主老板管不到的，而且聘请好的幼教，他们还要多掏钱。至于乡村教师培训后一两年内业绩突出而被县教育局重用，调动到其他学校的，也颇有一些。不过如此援助，让教师和孩子都能受益，这比单一群体受益更好。
由于乡村医疗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资金也多了。我们便从这个领域退出。
我们的落地项目视政府的重点移过来而适时调整转移。我们只在政府基本不进入的领域选择方向和落地项目。政府开始重视了，我们就不再介入了。对于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来说，目前比较好的选择是从乡村教育和文化两个侧重点，转移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这个方面来。虽然政府也重视，但是整理文献和田野调查后系统整理出版，这不是砸钱就行的事。专业门槛高，而且基本算类似工匠的技术活，被替代的难度非常大。
乡村教师培训，乡村公共卫生以及乡村留守儿童这三方面，都是在我们进入后几年，政府开始发力。这间接表明，我们的定位是精准的。而文化遗产现在也得到了重视。
因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要持续做。
基金会的公益制度原则
做公益需要个人有理念。当共同发起人也好，理事也好，不当理事也好，实际上都是基金会的志愿者。也就是说，不仅不在基金会领取薪酬，而且还要动脑子出时间和力气去支撑基金会的公益项目调研及一些运作。
也正因为所有理事都是志愿者，不拿一个子的薪酬，因此一开始就能制度就严明：财务透明，每年请友好会计师事务所义务出一个审计报告。
也因为如此，福布斯中文网第一次排中国公益慈善基金会榜单，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就能得到私募榜的榜眼（第二）。而公益项目实际效果方面，贵州省民政厅的四星级社会组织称号（当年贵州10家社会组织获得四星和五星的高星级称号，仅文化薪火一家不是政府背景），也表明社会和政府都认可。
研究和调研
做公益，不是跟着感觉拍脑袋就可以的。尤其是在设立基金会而进行制度化运作时，没有研究和以调研支撑的可行性，那更不行。
侧重做乡村教师培训，是因为研究发现，因为计划生育等原因，新生人口减少，导致乡村小学招生数量自1996年之后逐年减少。教育部由此开始了逐年减少小学的措施。这样的收缩，加上社会捐助的增加，实际上建希望小学之类的硬件援助已经失去意义。
既然如此，软件方面，尤其是乡村教师这个短板的弥补，就能提上议事日程了。因为中央集权体制，全国最好的文教卫生等资源配置在首都；全省最好的资源配置在省会，全市最好的资源配置在城市，县的最好资源配置在县城。因而乡村教育和乡村卫生，就是如此资源配置政策的最后一位，基本吃不饱。
在乡村教育方面的软件，自然是师资能力的提高。
我们也在与贵州财经大学校友会等机构探索新的合作项目。
筹资，生意
匹配需要的可持续筹资，始终是绝大多数中小公益机构的最关键问题。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相对好一些，但是也经常遭遇筹资不顺的事情。
贵州公益十年，遭遇过一些不堪的事情，你做公益，那人当生意，为自己一点利益争执很执着（实际上我们要是不做那项目，该人也就任何目标达不到），弄到如同小贩一样计较，很令人上火。只要我还有说话权，此人的项目以后绝对不可能再接受。因为公益人干活，被如此一弄，有替别人义务帮此人挣钱的那种窝囊感觉。也有一些感悟。
还有，捐书也遭遇过明知是给小学中学的书，黑格尔哲学，热力学定理等大学生才可能用得上的书也混杂了不少。实际上是借捐的名义，处理自己的无用书（含单位）。
还有，有的意向出资人不愿意承担公益项目执行成本。中国老话说，皇上都不派饿肚子的兵。怎么可能公益款百分百都用在公告一上？前期后期还有执行期，都是需要人去干活的。这就是公益的成本。国家法律规定，公益成本不得超过公益金的10%，意思就是做任何公益项目，执行成本可以在10%及以内。也就是说，一万元的项目，花在公益上9000元，剩下的一千则作为项目执行成本。 有一次遇到一个特别行政区的意向捐资人，打算在贵州捐5万建一个乡村卫生所。前头谈得很好，最后说崩了，因为告诉了他们夫妇，里面含有10%的项目执行成本（5000元），他们不乐意了。我已经先期从贵阳出发（还不算我飞到贵阳的费用），到附近的龙里县、惠水县以及黔南州首府都匀汽车走了两天看选点的具体情况。这些都是需要成本的。我不可能如同孙悟空一样，什么成本都不用，翻起筋斗云就到一个地方。项目落地在哪里，具体如何干，关系到土木工程的，还需要有人在建设过程中去看施工情况（类似监理）。这些都需要至少一个人来回奔波。如此是大额的捐赠，我们自己承担一些费用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小额的捐赠都不肯出执行成本，小公益机构是无法承担的。
公益项目关联到资金量相对比较大的基建时，又基本免不了有基层官员那啥。只要不影响建筑安全，也只能据理力争，争到哪步算哪步。如果可能影响安全，则万一出事，黑锅都是公益机构背，那就宁可不干，也不能妥协。所幸我们从来没有到这一步。
量力而行也是公益项目的最基本原则之一。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因为动感情而允诺难以做到的事。如果有一次发生如此事情，公益机构在当地的声誉可能被传言和责备一下子砸光。
也因此，我们很少动员巨大资金量投入硬件工程，两个例外是贵州雷山县县城南部的职业技术学校新教学楼，投入百万；以及丹寨县南部雅灰乡雅灰中学新的教学楼。此外，江西老区铜鼓县排埠镇中心小学新教学楼，也是我们动员资金捐建的。贵州雷山项目与江西铜鼓项目的出资方，都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救急不救穷也是一个原则。穷是民政或扶贫办的事，小小公益组织无法包打天下，连一个村都难以包打，除非是一个大企业挂钩扶贫，有足够量的资金持续注入。
也看到过其他个别公益项目，非常巧妙将商业利益环节切割在公益项目之外，而在配套的采购供货环节把利润截留下来，也算以商补公益，技术上和法律上如此是应该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需要企业的财务和管理技能。一般人学不好就惹祸上身。我们学不来，因为都是业余时间干。因此只能采取最保守最安全的做法。
而公众大多无法亲自到现场看实效，主要看宣传和介绍。于是干得一般般，但是说得好的，容易得到大众的支持。
目前国家规定，公益资金使用时，只能有10%的资金用于行政成本。这个规定，对于资金量上亿的国家背景以及大型基金会来说，丝毫没有问题。
100万的10%是10万，1000万的10%是100万，1亿的10%是1000万。
一年10万元行政费来运作一个公益组织显然是一个小机构。聘请一个人，加上房租和日常费用，稍微出门调研一下，就用光了。而小机构的筹资能力相对弱。这意味着一年筹资100万，才能有这10万。极其不容易。
每年100万运作一个公益组织，可能相对来说会不那么捉襟见肘。如果1000万，那么运作就比较宽松了。
因此，10%这个规定，可能需要根据资金量来做不同的规定。
而对于年筹资额在200万以下的，比如说（我只是打几个比方），可能放宽到15%，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16%。
而在200万到500万，可以是12%，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14%。
500万到1000万，适用10%，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12%。
1000万到5000万的，适用8%，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10%。
5000万以上的，适用5%，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7%。
因为基数大的，即便百分比小，绝对数字依然很大。相反则绝对数字依然很小。
考虑到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以及人力成本的提高，建议民政部对国家规定做调整。
志愿者队伍
我们在贵州省和贵阳市，有一批优秀的志愿者，有些已经退休，有些年届退休，还有些是贵州财经大学团委旗下的学生志愿者。与贵州财经大学校友会以及贵州籍部分企业家也有合作。出资人和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是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能持续十年为贵州乡村发展服务的前提之一。此外，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及陈一丹公益慈善基金会，两机构的主管以及主要负责人，工作人员等，如陈一丹、老郭、老任、小宋等，都给予了很多支持。
个人公益
做了公益，有时有人有急找上来，个人也是要参与一些的。
这些年仅仅是贵州的，就参与帮助了黔南州望谟县一个姓覃的孩子、黔东南州雷山县水电镇一个苗族老村长（腾讯老郭、老任都一道捐助了）、黔东南州凯里市一个进城务工苗族家庭的女童，黔南州惠水县一个考进了贵阳的大学，却因为是孤儿而学费与生活费都没有着落的女生，以及贵州财经大学贫寒家庭学子组织起来自我帮助的机构“爱心社”。在贵州以外还有一些帮助，包括几个抗战老军人。
2017/7/30，12/26
题图，贵州黔东南，黎平县 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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