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路：拉美所的几位老先生和同事（2）
邹蓝/文，图
所里的出纳张嘉云女士，她是广东人，到京多年，说普通话依然有广东味道。每逢发工资的日子，她总会提醒大家去拿公鸡（工资）单。于是大家都笑说，公鸡又下蛋了。
苏洪潭常理着寸头，工间休息时打乒乓是一把好手。石瑞元有点瘦高，说话不多。当时所里人不少，但是一时想不起来那么多。或许要看到当时所里工作人员名单，才能把一个个人从记忆中调取出来。
给我们开的课程有些本所专家还无法覆盖。国际政治课，拉美历史课，以及世界经济课，分别聘请了人民大学的高放先生，李春辉先生，以及吴大琨先生。高先生那时正是黄金的中年，作为福建人，他个子足够的高大。而李春辉先生则因为背有点驼，年龄看大。他儿子李雨时与我们都很熟悉，后来任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的副院长，长相酷肖其父。吴大琨先生是苏州人，后来才知道，是陈翰笙在苏南搞乡村调查时，与薛暮桥孙冶方等一起参与的那一批青年知识分子。
当时所长薛端，与我们交往很少。我估计他应该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据研究生院法语老师刘勇（我的法语学分就是从他手里拿的）告诉我，老薛原来在北京铁路局或铁道部工作（这事我没有、也不便跟老薛核实）。书记赵勇增，河北口音，据说是师政委转业。所办主任董巨威，也是政工干部，个子的确很高。任重捷可能是副书记，一口山西口音。那时年龄肯定过60了。副所长沙丁老沙，一口河南口音，他是业务干部。
我们那个研究生班，一共8位。从现在看，留在学术界做研究的有小宋，老李（在米国），还有一个我。后来刘，迟，祁，刘（女）都调离了学界，我则先调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国家体改委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研究，后来干脆调离了北京。而路到米国匹茨堡进修一去杳如黄鹤，三十多年了至今不知在何方。有一次偶然知道原在美国所的李小兵知道他在哪里，问了下小兵。他吞吞吐吐说，路不让说。那就算了呗。
大约2010年前后，我到贵州财大讲学，在市中心酒店里遇到曹琳，她带着一组西班牙人在贵阳，与我住在同一个酒店。这是太巧遇了。
墨西哥城远郊 太阳金字塔 1984，11
还要提到安建国。我后来调去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再后来，领导安排我转去中信国际研究所工作，仍兼体改委内西部中心的研究，因此又与建国在中信研究所聚在一起。他白家庄家里我常去。他有个故事。他入所时是小年轻，因此长期被称为小安。而他儿子是孩子王，孩子称之为老安。一天，一个沧桑的声音老张张文峰在楼下喊小安，父子俩同时探头，结果是找老爹的。再一会，一个稚嫩的声音喊老安，父子俩再探头看，结果是找儿子的。
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工作。与陈作彬女士一个办公室，张宝宇与吕银春在隔壁。记得我那办公室是中间门上二楼向右朝东的第二间。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撰写《巴西》手册，我负责的是政治经济等重要题目之外的其余大部分。第一章综述，第六章旅游的一部分，第七章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以及附录中的大事年表和主要机构组织和地名的葡文缩写。我算了一下，我撰写的部分有80页，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弱。样书上的记录是，初稿1981，12-1982，3；增删1982，11；二稿定稿1983，7。1983年7月我已经调到西欧研究所了。重要部门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深同事们有深入研究，因此交给我的是非经济诸部门。
读拉美所的研究生，西班牙语是必修课。英语还需要强化不是问题。我读研前在无锡已经啃过几天法语。在研究生院就顺势把法语以第一外语课程水准拿下。西班牙文与法文同是拉丁语族的语言，词法与句法很近似。拿下法文，差不多就是西班牙文拿下大半。而英国因为1066年Hastings一役，诺曼底大公抢了表兄弟在英国的王位，法语贵族主政英国400年，现代英语中大约4成的词汇是法语词。因而熟悉英语，法语词汇好多就不用在单独拿了。我呢，阴差阳错选了个巴西题目，只能再多啃一门葡萄牙语。好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词法和句法，或者说词汇与语法，其近似度我觉得在8成左右。西班牙语拿下后，只需要多注意葡语和西语有些词汇的不同和差异，也不费力。不过后来有一次阅读葡萄牙语文献，为一个词，琢磨好几天难以理解句子的意思。最后恍然大悟，我以西班牙语词的含义理解葡萄牙语同样拼写的词的意思，搞拧了。在魏公村北外葡语79班免费旁听一年，葡萄牙语阅读也拿下。懂这四门欧洲语言，后来也有机会到了说这四种语言的国家：英国3和美国4；法国3、比利时法语区；墨西哥、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巴西。这四门外语都在实地用上过。
北冰洋流域的新疆阿勒泰市，西郊切木尔切克 喀拉塔斯（黑石）陨石与草原石人园 诡异的当天气候 2018，9，8
为准备毕业论文，读得最透的书是美国的T. Lynn Smith写的《Brazil: Its People and Institutions》。作者名和书名我都记忆很深。而巴西学者的书，则记得有不少，从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目录找出了这三本Araldo de Azevedo的《Brasil, a Terra e o Homem》,Hiroshi Saito,Takashi Maeyama的《Assimilacao e Integracao dos Japoneses no Brasil》，Junior Caio Prado的《Historia Economica do Brasil》。里面都广泛论及巴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史，以及外来移民和文化传统与制度等。后来想，我在研究中国西部发展问题时，也关注非经济因素，撰写毕业论文以及参加写作那次经历，大量涉及文化和历史等非经济因素，应该是一个重要影响。
老祁在平安里的家我们都去过，后来他不幸英年早逝。我呢，虽然在研究界，但是也不专门在拉美研究这个领域里，一度在西欧研究所从事欧共体与中国经贸关系的研究，再后来就侧重研究中国区域经济，也间或涉及到欧洲和拉丁美洲。2019年1月，老朋友江时学主持的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举办一个中拉关系研讨会，喊我到沪就巴西新总统波索纳罗就任后中国与拉美关系的趋势做一个发言。那时我在无锡，高铁去上海很轻松，跟以前从张自忠路到颐和园时间差不多。13路到平安里，转105到白石桥或动物园转332。无锡公交到火车高铁站，到上海新客站后地铁或公交58路到上海大学。而且费时也真差不多。
根据我对拉美主要国家包括巴西的经济结构的了解，以及对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包括巴西的双边贸易结构的分析，这个话题并不难。除了与墨西哥的出口有所同构而有利益冲突外，拉美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性比较强。而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起的金融海啸中，支撑了东南亚经济以及世界多国的出口需求。因而拉美主要国家任何政治钟摆向另外一端的摆动，一般而言不会严重影响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
2019/5/9
题图，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县蒙古族自治县，乌图布拉克牧场，201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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