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一种袖珍戏剧。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张爱玲爱极了旗袍。
在香港念书时,她就将奖学金全数拿去买衣料,为自己设计旗袍。
她制作过数百种面料款式的旗袍,从青葱少女时期的浅色小碎花旗袍,到青春年华时期的高雅华丽的缎面旗袍,再到中年时期的暗底色素布旗袍。
她喜欢奇装异服,在设计中展现出了惊世骇俗的勇气。
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设计的奇装异服之一。
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或者是,桃红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眼镜里的眸子,一如她的人一般沉静。
在张爱玲心中,旗袍是一种个性、一种思想、一种精神,是一种能体现与他人不同的存在。
她曾说: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
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她最难容忍地是,与别人穿着相同。她的旗袍既有感性的叛逆,又有挑剔的优雅,就像她自己,孤傲而从容。
在一张黑白照片中,她穿着半身旗袍,手插于腰肩,微微昂头。
她仿佛看透了这一世的风景,她的骄傲,她的姿态,都藏在了那张旗袍照中。
那是孤芳自赏、难觅知音的高傲和清冷;那是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寂寞;更是高处不胜寒的清寂与孤凉。
她可以低到尘埃里,却还要傲然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张爱玲笔下每个女人的旗袍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同的布料,迥异的风格,华丽、朴素、妖冶、知性,性格如穿衣。
她用那支生花妙笔,一只手穿过旗袍,一只手戳穿人世,把风情韵致、人世味道写进了旗袍里。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穿着磁青薄绸旗袍的葛薇龙,成熟里亦有几分妖娆。
《半生缘》中,穿着浅粉色旗袍的曼桢,质朴、善良;而穿着苹果绿软长旗袍的曼璐,一出场便是风尘。
《封锁》中,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的吴翠远,人如其衣、平淡如水。
《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脱下来的那件月白蝉翼纱旗袍,大概是被月光浸泡过的,弥漫着爱情的强烈味道。
旗袍陪伴了张爱玲的一生,也见证了她一生的爱与愁。
胡兰成说,张爱玲对服饰是极其的讲究,高挑的身材再搭配精致的容貌,简直就是民国第一美女,宛如出水芙蓉,没有见到她不动心的。
初见胡兰成时,她倾城的姿态和才情,把旗袍穿成了一副水墨画;热恋时,她喜欢穿桃红单旗袍,散发着香气。
可是,知音一时,却难以一世。她穿着旗袍,慵懒在躺椅上,念着:“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她为了他,可以低到尘埃里,满心欢喜,可终究尘埃里是无法开出花来的。
后来,张爱玲去了美国。身在异乡,衣袍便是故乡。
晚年的张爱玲越来越简淡,对人世几乎无欲,唯独对旗袍还有几分痴恋,她依然经常穿着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
她曾说过:
“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 ’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 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无论什么时候旗袍都没有离开她,她连离开这个世界都是一身红旗袍,带着上海四十年代最绚烂繁华的底色,带着她的倾城与傲骨转身再见。
有人曾这样描绘,张爱玲是穿着丝质碎花旗袍,以色泽淡雅的形象,出现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的。
她的一生,纠结着时代和命运,融合着传统与现代,从不寂寞,却很孤独。
她用自己的倾城美学,赋予了旗袍更鲜活的生命,也演绎出旗袍下独有的冷艳与孤觉。
那是曾经绚烂一时而后的平和闲淡,也是繁华过后的沧凉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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