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学”的来龙去脉
近几年“国学热”持续升温,甚至成为了一种“时尚”,而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其实一直非常重视“国学”,还因为“国学”一词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议。
在日本,“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起源于中国《礼记》,意为“国家的学校”,后传到日本,主要是指地方各国的儒学教育机构,还有江户时代以“国学”命名的著作有很多,其中包括荻生徂徕的著作《徂徕先生国学问答书》,可见指的是儒学,和复古国学的国学一词意义完全不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日本学者开始梳理“国学”一词的含义。河野省三《国学的研究》(1932)调查了国学一词的使用情况,认为近世使用“国学”一词是在元禄至享保年间,由神道家倡导,国学就意味着神道。山田孝雄在40年代考察“国学的本义”时说:“国学之语指的是什么?不是指大宝令中诸国学校提倡的国学。镰仓时代也有将有职之事称为国学的例子,但与今日种种所指不同。今日所说乃指由荷田春满提倡、贺茂真渊继承、本居宣长大成、平田笃胤扩张的一派的国学。”这段话说明,古代“国学”与后世“国学”并非同一物,后世“国学”专指近世发生的、有明确传承的宣长一派的学问。对此宣长在《初山踏》中也有明确的表述:“此学问始于近世,契冲法师仅于歌书而开此道。此人应言此学之开山鼻祖。其后有称羽仓大人荷田东麻吕宿祢者,不仅歌书,遍涉古书而立此趣。于是吾师县居大人,受羽仓大人之教,下东国于江户盛倡此学,世中遂之广矣。”(《全集》卷一第15页)这个意义上的国学真正在文献中出现是正保四年(1647)写本的《延喜式》跋文,而近世最早使用是在荷田春满的《创学校启》中:“国家之学废坠存十一于千百,悲哉先儒之无识,无一人及皇国之学,国学之不讲实六百年矣。”
然而,除了宣长一派的学问,人们还常常把近世用文献学的方法研究日本古典学问的学者都统称为“国学者”,如塙保己一、富士谷御杖等,甚至包括与宣长作对的很多学者如上田秋成、橘守部(1781—1849)等。而野村八良在《国学全史》中也认为,古代文献的研究是国学的内容,国民固有精神的探究、国体的尊重、汉意排斥是国学的精神。实际上江户时代以“国学”为名的书有很多,如荻生徂徕的《徂徕先生国学问答书》、藤贞干的《国学备忘》、樋原久民(生卒年不详)的《国学弁解》(1805)、吉见幸和(1673—1761)《国学弁疑》(1746)、僧立纲的《国学弁翼》(1819)、森长见(1742—1794)的《国学忘见》(1783)、中条信礼(生卒年不详)《国学本义》(1844)等等。这些作品有的是儒学者所作,有的是国学者所作,但它们都以国学名之。
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更多学者在讨论“国学”时强调其意识形态性。伊东多三郎认为,国学由文献学概念规定是不当的,“国学的本质是古道说,能断定其他全部内容都由此统摄。”对此羽仁五郎提出批评,他认为,国学名称中包含着文献学特征,如果要避免国学名称的滥用,能识别古道主义与古代文献研究,问题就变得极其简单。多数问题的混乱,是没有严密考虑国学的定义,广泛适用而产生的。
由此可见,和现代许多事物一样,“国学”这个名称在日本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被赋予了某种特定含义。它不仅是学问的一种,它更是日本精神的象征。“国学”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国学”指的是以日本的古典为研究对象,以文献实证为研究方法,以阐明日本固有的文化和精神为目的的学问。而狭义的国学除上述特征外,还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和严重的排他性。把国学称做复古国学,是因为其始自古典研究,进而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特点的思潮和独特的思想体系,是具有复古主义特点的日本文化运动,它主张恢复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即“古道”,从这个意义上讲,狭义的复古国学是真正的文化保守主义。
我们知道,宣长的学问确实不仅是文献的研究,更包括有关日本国体、国粹主义的思想。但他的学问指向复古,是凌空蹈虚的学问。因此宣长的“古学”和后世的“国学”还是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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