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1079年

文/蔡朝阳

公元1079年，即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于八月十八入狱，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在狱中计有四个月又十二天。这一段遭遇，史称“乌台诗案”。

这一年，苏轼刚到湖州，担任太守，他按照惯例，给朝廷写了一个《湖州谢上表》。这个谢上表，会在邸报上发表，满朝文武都能看到。这个文章，直接给苏轼招来了祸患。

当时在京城，王安石失意罢相，而他所提拔的那些因为拥护新法而获得地位的人，内心惴惴，因为，靠山已倒，他们担心宋神宗因为朝中无人，而提拔那些反对变法的旧党。这样，作为文坛领袖、声名日盛的苏轼，便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因为苏轼对于新法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苏轼从来都不是旧党，他只是胸无城府，有话直说而已。那么，怎么对付苏轼呢？简单，苏轼诗文遍天下，找一点他对皇上不满、讥讪朝廷的文字，还不是信手拈来吗？

其实，这个事，早在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就做过了。沈括现在以《梦溪笔谈》名世，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小人。去杭州出差，拜访苏轼，问苏轼要最近的诗文集，相当于问苏轼要签名书看，但目的何在呢？就是从中搜寻那些语涉讪怼的部分，加以笺注，有意曲解，意在激怒神宗皇帝。这就是要弄死苏轼的节奏。然而当时，宋神宗竟然置之不理，加上宋朝开国君主设定了“不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苏轼逃过一劫。因为没出事，苏轼并不以为意，还是好弄文字，语涉时政。

但这次，舒亶、李定一伙人，是非要弄死苏轼不可。这篇《湖州谢上表》，就为他们提供了攻击的炮弹。

尤其令李定舒亶等人不悦的是，苏轼在文中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从熙宁年间以来，已成为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的代名词，苏轼公然以这样带贬义性的词语指称朝廷百官，李定舒亶自然对号入座。苏轼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是生非？

读着苏轼的谢上表，一帮小人且怒且喜，指责苏轼谢上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煞费苦心地选取一组可以附会为“谤讪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就这样，宋神宗终于龙颜大怒，要拿苏轼是问。命令，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

御史台位于京城内东澄街北，和一般建筑坐北朝南的格局不同，御史台的大门是北向而开的，取阴杀之义。四周遍植柏树，乌鸦栖居其上，所以御史台又称为“乌台”或“柏台”。宋朝刑法规定，“凡群臣犯法，大者多下御史台，小则大理寺、开封府鞫治。”苏轼的诗案，是由皇帝钦点的，自然是大案。

七月二十八日，奉命缉拿苏轼的皇甫遵及随从来到湖州，随即将苏轼五花大绑，要解往京城。苏轼无奈，不知道如何安慰妻儿。这时他忽然想起一个故事：从前，宋真宗下令访隐求贤，有人推荐杞人杨朴，说他长于作诗。真宗很感兴趣，立即召见，令杨朴当场作诗。杨朴连说不会，真宗问：“那么，临行前有人作诗送行吗？”杨朴说：“没有，只有臣的妻子写了一首绝句：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舟过太湖，停于鲈香亭畔，苏轼思前想后，几欲投水自尽。起身走到船舷边，月色中，一眼瞥见“鲈香亭”三个大字，不由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叹息。晋朝的张季鹰官居洛阳，秋风起时，想起了家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说：“人生贵得适意，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想到妻儿老小，以及胞弟苏辙，才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

八月十八日，到京，入狱。此后数月，苏轼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为了达到目的，所谓的新进群臣无所不用其极，动辄大声辱骂甚至扑打，为日不足，继以夜审。当时另有一名大臣苏颂，因审理一桩人命官司受人诬陷而下狱，关押在苏轼隔壁的牢房，亲耳听到御史们对苏轼所进行的种种非人虐待，为之悲叹不已，写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经过一次次的反复提审，从苏轼诗文中找出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诗无达诂，既然落到了这帮宵小手中，自然他们可以歪曲事实以为己用。指鹿为马，捕风捉影，是这场诗案的本质。但由于苏轼诗交广大，整个官场，牵扯进去的人也越来越多，一时人人自危。

一帮弄权小人不禁气焰高涨，得意洋洋，满朝大臣没有人敢问及此案，唯恐一不小心惹火上身。一天，群臣都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说：“苏轼确实是个奇才！”

大家不知他的用意何在，都不敢搭腔。他环视众人，过了一会儿又说：“即使是二十年前所作的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这还不是奇才么？”

说完独自叹息不已，大家依然默不作声，空气十分凝重。

当然，为苏轼说情的人也不少。神宗其实也爱惜苏轼的才华，为此犹豫不决。

当时曹太后已经病危，神宗每天去看她。曹太后见神宗神色凝重，就问有何难事。神宗就把苏轼的事情给说了。曹后说，我记得有一年仁宗皇帝策试制举后回到宫中，高兴地说：朕今日选得两名宰相之才，一个名叫苏轼，一个名叫苏辙，是两兄弟。朕已年纪老大，恐怕来不及用到他们，留给子孙不也很好吗？

曹太后又问这两人现在何处。神宗回答，苏轼现正关押在台狱之中。曹太后说：“因写诗而坐牢，开国百年尚无先例。我已经病了，不可再有冤屈之事发生，致伤中和之气。”说着说着，流下泪来。

神宗肃然，连忙答道：“谨受命。”不久曹后病势愈加严重，神宗决定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请寿，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此后不久，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营救，他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这里也需要肯定王安石，他和苏轼向来政见不符，但在大是大非上，王安石拎得清，做得正，也是光风霁月，心怀磊落之人。

至此，神宗终于打定主意赦免苏轼。但是几个月来，李定等人在他耳边喋喋不休地毁谤苏轼，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他想亲自验证苏轼是否怀有怨怼不臣之心。于是秘密派遣一名小黄门去狱中察看苏轼的动静。

这天夜里，狱中宵禁的更鼓已经敲过，苏轼熄灯就寝。忽见房门打开，一个人走了进来，将手中包袱往地下一扔，倒头就睡。苏轼心想：或许是新来的犯人吧。所以也没理会，继续睡觉，不一会便鼾声大作。大约四更时分，忽然被人摇醒，那人连声说：“贺喜学士，贺喜学士！”苏轼睡眼朦胧，问是怎么回事，那人只说：“安心熟寝就好。”拎起包袱匆匆而去。

第二天一早，小黄门就向神宗汇报，苏轼举止坦然，一夜熟睡，鼻息如雷。神宗高兴地对左右说：“朕早就知道苏轼胸中无事。”这样，苏轼终得以从轻发落。

苏轼在狱中，日对四壁枯坐，偶得望见铁窗外杂植的榆树、槐树，以及竹柏之类，乃默坐苦吟，得《咏竹》一诗：

萧然风雪意，百折不可辱。

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

诗中对自己深受的冤狱和酷刑，毫无怨怼之意，认为只要立身坚强正直，任何摧残打击，都会过去，而春风也会重新吹拂。

百日系狱并没有磨去苏轼一身豪气，虽然因作诗招祸，虽然明知“平生文字为吾累”，却仍然不肯放弃诗笔，仍然自喜“诗笔如神”，他还要继续倔强地吟咏人生，指斥时弊，这就是他对这场延续数月的冤狱的回答。

而之后以戴罪之身，蛰居黄州。身经冤狱，创剧痛深，但这些创痛，就像凤凰涅槃的劫火，惟其如此，后日的自我超越，才那么的华丽绚烂。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这里，确有深沉的哀恸在。

好在，这是苏东坡。他能在黄州写出《前后赤壁赋》，他能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都是沉痛之后的生命极大的飞扬。作为苏轼的粉丝，我并不感谢“乌台诗案”。但任何一个文人，都可能遭遇类似于苏轼的乌台诗案，而关键在于，这样的受难，其意义何在。若无苏轼后日的超越，那种自我生命的自我提升，那么，苦难，就永远只是苦难。

在黄州，他的作品还有《卜算子·黄州定惠院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如果要列举出我个人最喜欢的三首苏轼作品，这首是其一。为什么，就是那种孤寂清冷之中的自我观照。幽人独往来，而拣尽寒枝不肯栖。

苏东坡的可敬可爱之处即在于此，他不是没有胆怯，不是没有畏惧，但他用诗意，托举了自我的有限，那种人生的高度，庶几让人神往。更不用说“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了。

但谁知道呢，日后，苏轼还会一贬再贬，到惠州，再到儋州，一至于海南。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在接到召回的诏令后，苏轼从海南岛返回，在澄迈驿通潮阁，写下了宛如自挽的诗篇，再一年多，苏轼黯然辞世，而离北宋覆亡，仅26年：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

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注：据林语堂《苏东坡传》、王水照《苏轼传》，及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