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聊聊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读书人

文/蔡朝阳

今年过年，因为疫情，大多数人选择宅家，与家人和老朋友相聚闲聊的机会，倒多了很多。

聊来聊去，会聊起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就是教育。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不管对历史与未来的见解有何分歧，只要一谈到教育，大家就都有共同的感慨。可见，在当下中国，教育真的是一件每个人都关心的事。当然，教育也确实值得重视，因为事关每个个体，无人可以厕身其外。

中国人一直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尤其江南各地，历来都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一边务农，一边读书，经纶世务，心怀天下。这大概是几百年来江南一带知识分子的基本面貌。我小时候长在农村，如今记忆犹深的，还是老家祖上的那所大宅门，尽管已经没落，但大门门楣上镶嵌的那一块石匾，上面镌刻着“耕读传家”四个字，工工整整，笔力浑厚，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我知道，大概在江南农村，门上有这块石匾的，都是有年头的书香门第。

但也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我老家周边的几个村落，读书考大学这件事，好像是有家族基因的。总是有几户人家，子侄辈一个个都很有出息；而有些家族呢，用我们方言讲，总是没有“书性”。这是很奇怪的，读书改变命运这件事，往往就只发生在这两三个家族里。这几个家族，每一代都会出几个杰出人物，成为整个家族的骄傲。而另外一些人家，则无非平平淡淡。以前，我小时候，村民们说，这是因为这些家族“风水好”。现在，进步了，科学昌明，村民们不再公开说“祖坟冒烟”，改口解释道：他们基因好。

尽管有时候看起来很玄妙，但是“家风”这个东西，我认为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家庭的文化背景不同，家庭成员的气质便也不同，表现为各家各户各有特色，也是丰富多彩。但我以为，“家风”这个东西，尤其表现在家庭教育中。以我从小长大的村子而言，子侄辈读书改变命运，枝繁叶茂，开花落英于世界各地，也就这么两三家。最好玩的是，我曾上溯他们家族三代，确实每一代都有一时之翘楚。

以我母亲的家族这一支来说，她的祖父是有前清的功名的，她的父亲，亦即我的外公，则先读了旧时私塾，又读了新学堂，是个颇为现代的知识人，后来也因为这个受教育程度，竟也苟全性命于乱世。到我这一代，虽说不那么有出息，但一直是个读书人，倒也顺应了从曾外祖父以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家风。

从整个中国来看，从更知名的家族来看，“家风”这个东西就更明显了。近现代以来，我们会看到总有一些著名家族，每一代都有杰出人物，说起来当当作响，至今仍闪耀在历史的星空。比如陈寅恪的家族，祖父是陈宝箴，封疆大吏；父亲陈散原，著名古文家；而陈寅恪自己，终成一代大学者。又比如梁启超家族。自梁启超到梁思成到梁从诫，每一代都有杰出人物，每一个都在事业上卓有建树。

神秘主义者会将这种所谓的家风，附会到虚无而不可体察的神神道道里。但在我看来，所谓家风，其实并不神秘，无非就是一以贯之的家庭教育而已。以陈家为例，每一代都是学者，父亲案牍劬劳，孩子随时看见，便是一种浸染，方知世界上，做学问这件事，乃是至为重要和光荣的事。父辈祖辈的身体力行，便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梁启超教育子女，多有佳话，后人甚至有专著，特意研究梁启超的家庭教育。比如，梁启超一生奔忙于国事，却也为儿女们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重视与子女沟通，给海外留学的子女写了数百封家书，信中的关怀无微不至，大到人生道路、婚姻家庭，小到作息养身，均耐心开导，润物无声。

家庭教育做得到位，“家风”自然而然便由此建立。一门三代，英才迭出，便可以理解。梁启超如此，傅雷也是如此。到如今，梁氏家信，和《傅雷家书》，仍是我们学习做父亲的良好参考。正如鲁迅的名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一个好的、合格的家长，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舐犊之情。如果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和希望，那么，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虽然祖上曾是读书人，但我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却都只是小学毕业，做了一辈子农民。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从农民的家庭出来，我跟我的哥哥却都从小爱读书。前段时间父亲病重，我与兄长常陪侍病床前。我的哥哥虽仅长我四岁，却比我懂事得早。闲聊中，他随口说，小时候，你还不懂事，那时候没有电视机，甚至还没有电，晚上，晚饭吃过，我们一家的娱乐是，三个人，在油灯下，每人手捧一本书。

原来，尽管我的父母只是小学学历，一辈子都在做农民，但他们却用读书这个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我们兄弟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