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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乡关

何处“是”

——

浅论Being

的译名之争

海德格尔

在Being and Time

的卷首题辞中写道:

当你们说Being

(德语Sein)这个词时

无疑你们熟悉它的意思

虽然

我们曾经

以为自己

已是懂得

现在却陷入

极大的困惑

当我们

说Being

意指什么

我们今天

对这个问题

仍没有答案

所以就要重新提出

Being的意义问题

现在首先

需要唤醒

对这问题

本来意义

重新领悟

具体而微地

把Being问题

梳理清楚

海氏

这段话的

原初阅读

对象即是

1927年的

德语读者

时至二十一世纪

当海学已经成为

国朝哲学界的显学

汉语读者弄清楚这个

以西方语言为家的

Being的意义了吗

我们

为自己不懂得

或自以为懂得

Being这个词

而困惑不安了?

难道我们

不需重新地领悟Being问题的本来意义

不需具体而微地把Being问题梳理清楚

Being意义问题

无疑是即一个

西方哲学问题

是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

曾为之思殚力竭的问题

并以各式各样的偏离和润色

一直保持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之中

直至在海德格尔那里再次异峰突起

成为诸神出没

的奥林匹斯山

任何把

Being的意义归约而为

中国传统理义的想法

即归约为:

阴、阳、

道、器、

仁、义

色、空等的想法

也都是一厢情愿

反之,把中国的

传统理义归约为

Being的想法

即把阴、阳、道、器、仁、义

色、空等等归约为Being的想法

同样是一厢情愿

英语的Being

德语的Sein

也都转译自

希腊语的on

旧译为

“本体论”的ontology

即系是关于on的学问

即是通译而为

“形而上学”的

metaphysics

亦即系是

超越自然

的学问

希腊语词on是

动词einai的分词

现在时中性单数

是一个动词性的名词

其前身einai则是动词

不定式拉丁语译为esse

英语译为to be

德语译为sein

法语译为être

在每一种

西方语言

当中也都

安了家的

einai

兼有“谓述、

同一、断真、

存在、发生、

作用……”

诸义的einai

在汉语中

却迷了路

却找不到

自己的家

因为在汉语当中

找不到一个现成的动词

可以兼容这许多的理义

仅举英语为例

陈康和王太庆也都主张

用现代汉语中的判断词

“是”作译名

兼容to be 

的诸多理义

好处在于

现代汉语的“是”

由古代汉语的

代词转化而来

别无他训

因此

用“是”作为to be的译名

只是廓张了“是”的义涵

丰富了,汉语的思辨

却不会,引人想入非非

当然,用“是”

作to be的译名

无非是

现代思想史的

一个发生事件

既非必然

亦非偶然

大可不必把一个“是”字

过份提到一种吓人的高度

迫它承担“特殊的思想使命”

总之

当我们在语词

“是”的名下思考

西方哲学问题时

就如同

懂英语的人

在to be名下

思考同一个问题

对应于英语动词to be

转化为更为哲学化的名相Being

以及希腊语的on,德语的Sein

不妨把“是”

写作“本是”

以示区别

与此相应

旧译“本体论”

的ontology

亦不妨译为

“本是论”

反对者认为

对巴门尼德而言

对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而言

以“是”作为Being的译名固然相宜

但对海德格尔却不适用

理由是:

海氏

悬置甚至解构了

亚里士多德以降、

西方传统形而上学

对Being义涵的前理解

亦即海氏悬置甚至解构了

传统形而上学关于

esse essentiae(本质之是)和

esse existentiae(存在之是)的

两分法

由于在海氏看来

Being即presence

(在场,德语为

Anwesenheit)

因此

Being必须译为

“存有”或“存在”

方能得到

海氏哲学

的真传

国朝海氏的私淑弟子们

却没有想到当国人在

“存有”或“存在”名下

思Being时

恰恰遗忘甚至有意无意地屏蔽了

海氏哲学对Being传统义涵的

悬置和解构

以为

在“存有”或“存在”名下

思得的东西即是西方人

一向在Being名下

所思的东西

一个有名的例子:

笛卡尔的Cogito ergo sum

英译为I think therefore I am

旧译“我思故我在”

其实

此处的sum(英语的I am)

并无“在场”或“在世”的意思

乃指人的本质(essence)

故不若译成

“我思故我是”

以引导国人

老老实实地

去弄懂

笛卡尔在

“我是”名下

究竟思什么

另一个有名的例子:

贝克莱的Esse est percepi

(英译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旧译“存在即被感知”

其实,此处的esse

(英语的to be)

并无“存在”的意思

乃指事物的属性

(property)

所以不若译成

“所是即被感知”

以引导国人

老老实实地

去弄懂

贝克莱在

“所是”名下

究竟思什么

国朝哲学家沉迷于将Being译为

“存有”或“存在”的另一大事因缘

即今生今世

挥之难却的

“老子化胡”

情结

丁耘教授在

关于Being译名

的讨论当中断言

只有“存有”

或者“存在”

这一层涵义

“才能既提示

中国思想

固有的

最高问题

又引出Being

的源始意蕴”

由于

“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

在西学方面的最大动力

来自海德格尔”

Being的译名问题

“主要缘于海德格尔的刺激”

而海氏解Being只谈

“存有”或者“存在”

这样就为“老子化胡”提供了机缘

后期海氏甚至把Being也舍弃了

单思Ereignis,亦即思“无中生有”

这就更为“老子化胡”提供了机缘

以至于丁耘教授可以大胆地说:

“西方语言

是并不适合

后期海德格尔

期望当中的

存有之思的

(虽然这种不适合

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

但是在一种即区别'是’与'有’

又无固执名词形态的语言中

存有论能否得到真切的体认

这是西方哲学

为中国思想

留下的最大机缘

吊诡的是

丁耘教授在文章将近结束时

再一次宣布(一个在我看来

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实情):

“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

并非源于Being”

(关于

“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

的能指与所指暂且存疑)

同时却宣称:

“如

海德格尔

所言不虚

Being的意义事关

西方思想的命运”

那么

“同样也即是

中国思想的

命运所系”

最难令人苟同的是

丁耘教授在文章

“结语”当中写道:

“最大的危险是

研究者们

大多都认为

应找到一个

合适的翻译

并把这个相对合适的译名

理解而为中国思想本身的

最高问题”

我个人认为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

Being的意义问题可以说

与中国传统义理之学

风马牛不相及

没有人(包括陈康、

王太庆先生等前辈在内)、

也没有文献可以证实

关于Being的译名之争会成为

“中国思想本身的最高问题”

我是读陈嘉映译的

《存在与时间》

知道海德格尔的

此后更通过孙周兴译的

《林中路》进一步

认识了海德格尔

当然其间也读过一些

陈嘉映、张祥龙以及其他人

关于海氏思想的诠释

我觉得通过译名“存在”

了解海氏

确实没有

什么障碍

待读了熊庆先生译的

《形而上学导论》

才发现译名“存在”

问题多多

此后注意到

王太庆先生

王路教授

等人的观点

才知译名之争是存在的

但是不过不为学界主流

所重视罢了

恕我寡陋

主帖完成

之后才又读到

萧诗美的文章

窃以为萧

对译名之争的

阐述最为精辟

相比之下

坚持译名

“存在”的文章

大多逻辑混乱

说服力极差

其中惟有

丁耘教授的文章

言之顺理成章

惜乎其大前提即所谓译名“存在”

关系到“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

无法令人苟同

全部论点遂

站不住脚了

问题在于

译名之争

尽管译名

“是”

理更直

气更壮

但是缺少

翻译实践

作为后援

事实上

译名“存在”的

流行本身就是

大量翻译的文献

累积层叠的结果

一代又一代的

汉语读者读着

“存在”而来去

了解Being

了解ontology

了解metaphysics

了解西方思想

呜乎!人奈“存在”何

咋,是者皆是

而,无却不是

这是一个问题

——

很可能

还不是一个信手拈来

(arbitrary)的问题

这个问题显然即就是

形而上学家莱布尼茨

在其

《自然的原理

和神恩的原理》

一书提出的问题:

pourquoi il y a plutôt quelque chose que rien

把这一个问题译为:

究竟为什么

咋,在者在

而,无反倒不在

为什么

竟是,存在者存在

反而,无倒不存在

是,存在者

非,无

翻译西方思想

尤其是指翻译

西方哲学思想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

如何翻译动词to be

以及由它转化而来的

哲学名相Being

换言之,问题在于:

如何可能找到一个合宜的译名

既能表达动词to be的种种义涵、

又能表达哲学名相Being的种种义涵

且能

让汉语读者一眼看出

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

为此汉语学界发生译名之争:

一派以前辈学人陈康为代表

主张以“是” 翻译to be及Being

另一派

主张以“存在” 翻译to be及Being

且由于某种

既非必然

也非偶然

的历史原因

旧有译名“(存)在”

及其变体“(存)有”

几乎在

1949年以降的

西方哲学思想

汉译文献中

以及对前者

的解读当中

一统天下

一个在国朝学界

缓慢生成的共识:

译名“存在”无法全面转渡

西方人在to be和Being

名下所思的东西

至少无法全面转渡

巴门尼德、柏拉图、

亚理士多德

在to be和Being

名下所思的东西

甚至无法

全面转渡笛卡尔

以降的近代哲学

在to be和Being

名下所思的东西

同理,译名“存在”

也无法全面转渡

海德格尔

在to be和Being

名下所思的东西

因为

海氏无论在前期思想、

还是在后期思想当中

都强调了“克服”

而非“连根拔除”

西方传统哲学

在to be和Being

名下所思的东西

因此,以“是”

翻译to be及Being

就成了惟一可行的

选择

不仅因为现代汉语中的“是”

像to be一样具有系词功能

而且因为现代汉语中的

“是”不像“存在”那样子

具有狭隘而严格的实义

从而可以

最大限度的

廓张其义涵、

使之与to be

相当

换言之,汉语读者在译名“是”下

不仅可以思巴门尼德所思的estin

(it is,它是)

可以思亚理士多德的ti esti

(what is,何所是)和

to on hei on

(Being as Being,是之为是)

而且可以思海德格尔的

das Sein(Being,是,本是)

和Das Seiende

(beings,是者,所是)

译名之争

事实上涉及

两个层面的

问题

一个层面是关于

翻译实践的问题

陈康、王太庆主张译名“是”

一大部分的原因乃他们在

翻译巴门尼德、柏拉图、

亚理士多德时发现

以“存在”

译to be

或being

讲不通

而以“是”

译to be

或being

就文、理贯通

且不会

造成汉语读者

对being的误解

当然,大量以

“存在”译西哲文献

尤其是译海氏作品

同样是文、理贯通

虽然偶尔也

不得不在文中

出现译名“是”

而且不得

标出原文

解释一番

问题是

这苦了汉语读者

即使他略懂外语

也不得不努力去打通

“是”与“存在”之间的

壁垒

我读海氏的

《形而上学导论》译本

就碰到了这样子的苦恼

这才关注起

译名之争来

另一个层面

是对to be

尤其是对

being的理解问题

或者是解读问题

因为我们必须

承认这并不是一个

中国传统义理问题

事实上,在西哲中

(甚至在神学中)

确实存在两条源流:

本质主义源流和

存在主义源流

然而,译名之争本身

不是涉足哪一条源流的问题

而是being的汉语命名问题

不管海氏

对being的诠释

与亚氏如何不同

他们说的终究是

同一个being

从而汉语只能有一个译名

海氏可以自造大量的新词

但他不曾经有过

重新命名being

的念头

晚年海氏大约觉得自己的being

实在难以扯断与传统being概念

的联系,干脆不说或少说being

只说Ereignis(发生,本生)

国人

非要让being

改名为existence

实在是没有道理

好比某人名“张善人”

不管他实际为人是好是坏

我们都没替他改名的权利

在译名之争中

大部分主张译

being为“存在”

的文章若是

回译为英语

则会是

一团混乱

不知所云

近年来译名

“存在”与“是”

之争的“祸端”

实在是海德格尔

因为海氏要解on

为存在,为在场

希腊人的on

不分是和是者

也这么过来了

海氏强为分之

并且

说出了

自己的

一套道理

海氏姑妄言之

我们姑妄听之

原无不可

譬如认识了

一个新朋友

但我们

是否有点忘记了

海氏哲学的本质

即是反本质主义

尤其是

反黑格尔式

的本质主义

这是说:

新的,未必比,旧的高明

柏拉图,未必比,巴门尼德高明

黑格尔,未必比,康德高明

“回到康德去”的口号

与“面对实情本身”

的口号相比

未必有什么大错

那么,海德格尔

未必比,笛卡尔高明

未必比,亚理士多德高明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能因为

喜欢海氏哲学

便代为海氏立言

硬把being

叫成“存在”

而不顾海氏

只是解

being

为存在

海氏确实用存在论

(existentialism)

取代了

旧译本体论、

近译存在论

的ontology

尽管他自己不承认

国人也替他讳言

其实existentialism并不坏

它至少揭示了人都在具体的

历史语境里思想、说话和行动

虽然从表面上看

人的思想

就像野马

一样自由

可以上天入地

可以驰骋古今

海德格尔的

Being

其实就是无

但并不是

黑格尔式

的纯无

我们不能够忘记海德格尔

是从神学走上哲学之路的

基督教神学可以说是

existentialism

的又一大本营

从使徒保罗的神学到

教父奥古斯丁的神学

从中世纪的

司各特神学

到近代的

路德神学

无不充満了

existentialism

的气息

区别在于

海德格尔的

“无中生有”

是一种

弃神的

existentialism

他把

上帝创世的权能

转渡给了Being

一个

不是是者

的全能者

(但不是全知者

因为它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造出一些

如希特勒这样的怪物)

上帝创世

只有一次

Being可以创世无数次

每时每刻都可无中生有

当然,海氏的existentialism

并非我在这里叙述的这么粗糙

而是远要精致得多、圆润得多

国人

之所以对海氏思想的入迷

在于existentialism实在和

本质主义一样具有普世性

(那个Being

只能在西方语言中安家)

虽然表现形态大异其趣

海氏的

“无中生有”

是把双刃剑

就中国语境而言

它可以告诉我们

自由、民主、共和都可以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安家

毋须先到庄子

那里找到根据

才能够讲自由

先到孟子

那里找到根据

才能够讲民主

先到周召

那里找到根据

才能够讲共和

但它也解构了

或者说宰杀了

伦理学

弄得,正义和善

也都,无处安家

形(morphe)

有形冇形

梗系唔系

靠一支烟

决定

自古至今

国人论道的文章

可以说汗牛充栋

近来也读到

陈少明论器的

文章颇有新意

惟独无人说“形”

从清末到如今

国人也都喜欢西方的

坚船利炮、声光化电

还为了

西方人

不肯卖

而生气

偶而也引进

一些的制度

还是当“器”

引进科学则当“技”

引进教授则当“材”

形:

从柏拉图的,形相

到亚理士多德的,形式

可以说,哲学

即一种,“形”

从斯多亚

的自然法

到普通法精神

可以说,法

即一种,“形”

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

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科学可说是一种“形”

海氏对世界图像的攻击

并不系是对“形”的攻击

中国古代的,“礼”

可说是一种,“形”

儒学的荀子一派,是讲“形”

传到法家的手里,则成了器

国人

致知格物了几千年

没有格出一个“形”

这不是一种错

现在“形”

送上门口来了

将它拒之门外

则就不可饶恕

对国人来说,“形”的出现

也可以看成海氏意义上的

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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