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 | 论介入
尽管关于
介入文学和自律文学的
理论争论已经淡去许多
但
其与人类
精神生活
的相关性
使我们不得不承认
其讨论依旧紧迫
阿多诺认为：
表面非政治主义
实际却相当政治
的介入的
艺术作品
剥掉了
那些满意于
让自己成为
拜物崇拜的
神秘魔力
而对于自律的艺术来说
介入艺术那种
对艺术概念的
考虑本身就是
从事介入艺术的人
一直在警告会发生
的那种精神的灾难
萨特的戏剧高扬着
“意义可以被从艺术
传播到现实中”的信仰
然而他在介入
概念中犯的错误
却也打击了自己
要去承担和介入
的那个事业
布莱希特
没有如萨特那样
以怀疑方式谈论
艺术的社会功效
但他
也很难完全被艺术的
种种社会效果所说服
而谈及今日
每一个的
文化现象
都难以逃离
在庸俗文化
环境里头
被窒息的
风险
但是也
正是这样
一个时刻
艺术作品
被要求
担起重担
要去用一种无言的形式
声张那些被禁绝的东西
“本真性的行话”
论介入
自从萨特的长文
《什么是文学》
出现以后
关于
介入文学和
自律文学的
理论争论
已少多了
然而相对于人的苟活
这论争
到底还是和我们
今天的精神生活
更加相关的东西
所以今天对于
“介入”问题的争论
还依然是很紧迫的
萨特
被激起去
发表宣言
这是因为他看到
——
他当然
不是第一个
去这么做的
——
现在很多作品被并排放在
万神殿里供随意选择消遣
已堕落为
文化商品
当不同的
艺术作品
以这种并排
的情形共存
它们是在
互相亵渎
若说一个
艺术作品
哪怕
它的作者
并不一定
会这样想
的确是以
提供一个
卓越效果
为目的的
那么
它就不能
真的容忍
它还有一个
并排的邻座
这一种
不宽容
有益处
不仅作品会有
美学类型
美学态度
也都会有
就像那些在现在已快被忘记
却在关于“介入”的争论里头
曾出现的各种象征性的态度
有两种
不同的
“关于
客观性
的立场”
这两种立场
哪怕有时
思想生活
竟会错把
它们展示而为
可以和平共处
事实上却
始终处于
交锋之中
介入的艺术作品剥掉了
那些满意于让自己成为
拜物崇拜的那种
艺术身上的
神秘魔力
这些艺术满足于
成为一种
悠闲的娱乐
为一些人服务
这些人
希望在时刻威胁着
他们的大灾难面前
依然能够安然入睡
所以，虽表面上是
一种，非政治主义
但实际上
相当政治
对于介入的
艺术来说
这样的作品让人们
从真实的利益斗争
的战场分心
就这个真实斗争而言
现在没谁可以不卷入
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
现在思想生活的可能性
是如此受这场冲突制约
以至于
目前只有着
盲目的幻想
才会继续
坚持那些
可能将在
明天就会
被击得
粉碎的
权利
然而对于，自律的艺术来说
介入艺术，这样的一种考虑
特别在这些
考虑背后的
对艺术概念
的理解
本身就是
从事介入艺术的人
一直在警告会发生
的那种精神的灾难
一旦思想生活放弃了
它以自己的纯粹方式
处理客观化问题
的责任和自由
它就让渡了
自己的权力
在这之后
艺术作品
就以如此
临时短暂
的形式
[这项指控还
恰是介入
艺术针对
自律艺术
而提出的]
——
这一种形式
开始的那天
即就已知道
自己的命运
会无可避免
终结在学术
研讨会之上
——
将自己同化为它们
所反对的残酷现实
以上
这些对立双方
所提出的具有
威慑力的论点
正即是在提醒
我们今天的艺术
所处的多么危险
且不确定的位置
这个
对立当中
的每一方
都与另一方
一起否定了
自己
介入艺术
本来很
有必要
将自己
认作为
与现实
相分离
的艺术
却取消了
现实和艺术
之间的距离
“为艺术而艺术”
以这样的绝对口号
否认了艺术与现实
的不可磨灭的联系
但
实际上正视与现实的关系
正即是让艺术从现实那里
获得自律的一个前提条件
从过去
直到现在的
每一个时代
艺术也都处于
在这两个端点
之间的紧张中
但是现在
这个紧张
却消失了
当代文学自身
也对于这样
非此即彼的
两个选项
是否
涵盖全面
提出怀疑
因为文学
毕竟还没有那么
彻底地要屈服于
世界历史的进程
以至于
非形成对立的
两大阵营不可
萨特式的山羊和
瓦莱里式的绵羊
不会被分开
即便一些，艺术创作
是由政治，所激起的
这样的介入
只要它不想
把自己仅仅
简化为宣传
依然会
保持着
在政治的
多价态的
样态
而实际上
宣传作品的
那种乖顺的样子
会给任何主体的
介入带来嘲讽
另一方面，它的对立面
即在俄国的教义书里头
被称为形式主义的东西
不仅仅被苏联官员
或者被自由主义的
存在主义者所诋毁
甚至那些“先锋”批评家
自己也会经常地指责
这些所谓的抽象文本
指责它们
缺乏煽动性
与
社会的
进击性
又一方面的情况还有：
萨特对毕加索的
《格尔尼卡》的
评价怕很难再高了
但
他很难由此
就被指控说
对于音乐或者绘画
有了形式主义式的
同情
萨特将他关于介入的概念
局限在文学这种体裁上面
是因为他的文学
在概念上的特性：
作家在此
处理意义
作家
当然是在
处理意义
但作家
处理的
不仅仅
是意义
如果说
没有么进入
文学作品的
语言能够
完全脱离
日常语言
中的意义
那么同样也可以说
没有哪种文学作品
甚至是传统的小说
会把日常语言里的意义
用一种未加改变的状态
呈现出来
这即就好像
这一些意义
外在于文学
甚至像非常
普通的词“是”
在说明某事“不'是’”之时
也从“不是这样”的事实
那里获得一种
新的形式特征
在构成一个
作品的意义的
更高层面上
同样的改造过程不断发生
直到达到我们以前常说的
作品的“理念”这一个层面
另外
萨特赋予文学的
那一个独特立场
也必然会引起
一些人的怀疑
这些人不接受无条件地
让多种样式的美学体裁
也都接受一个普遍的
更上一级概念的统辖
来自外在意义的
那些雏形的东西
是在艺术中
不可化约的
非艺术元素
艺术的形式原则
并不存在于这些
雏形的东西之中
而是存在于
非艺术元素
和艺术元素
两个环节的
辩证发展的
过程当中
——
在这辩证法
的展开当中
意义完成转化
落在艺术之中
在艺术家和文人之间
做出区分，是肤浅的：
但是
如下一点
肯定正确
即
任何艺术哲学
或美学的对象
即便是像萨特
所理解的那样
都不会是
艺术的新闻宣传
那个方面的东西
而且
更不是艺术作品
所传达的“信息”
这种“信息”只能不幸地
摇摆而在以下两者之间：
一方面是
艺术家的
主观意图
另一方面
是被要求
客观明确表达的
形而上意义的需求
在我们现在
的语境里头
这样的意义
通常会沦为
一种罕见地
具有
实用性
的存在
同时
我们谈介入文学
有什么社会功用
这个问题也会令人困惑
那些要求
艺术作品
必须说些什么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
会和他们政治上的对手
一起向没有现实功用的、
隐逸的艺术作品展开攻击
那些歌颂艺术的“相关性”的人
更可能会发现萨特的《间隔》
意义深远
要远比去耐心听一个
用语言挑战意义、
且通过和意义保持距离
就先在反叛实证主义
对意义的驯服的文本
要有意义得多
另一方面
对于
无神论者
萨特来说
由艺术
做概念的引入
是介入的前提
然而在东方阵营
那些被禁的作品
它们往往会被真的信息的地方
守卫者们以一种煽动性的方式
猛烈批判
这却是因为它们看上去
说了一些它们实际上
并没有说的东西
纳粹已经在魏玛时代使用
“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术语
而针对这种说法所指涉的东西的
敌意
在这一种敌意
获得体制化的
希特勒时代
结束以后
依然存在
今天，这种敌意
又再被煽动起来
就像四十年前
同类型的著作
所煽动的那样
现在的论著中
包括着一些
有着很久远渊源的
且毫无疑问是已确立
传统之一部分的著作
激进右翼的报纸和杂志
总是会挑起对那些
不自然的、过于思想化的、
病态的和堕落的东西的愤怒：
它们了解它们的读者
社会心理学
对独裁主义人格的
研究所得出
的那些洞见
也证实了它们
对读者的期待
这种人格的
最基本特性
包括遵奉主义
对僵化的见解和社会的
那个石化面向充满敬意
对
那些试图
扰乱秩序、
试图激起那些
不能被允许的
无意识内在要素
的刺激坚决抗拒
这种对任何异在
或针对
具有间离效果的
那些努力的敌意
可以更容易地和
随便什么种类的
文学现实主义
——
即便它声称自己是
批判现实主义或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相适应
至少比起那一些
从不声称效忠于
任何的政治口号
但
仅仅依靠它们的装束外观
就足以扰乱整一个僵化的、
统御着独裁主义人格的
坐标体系的作品
更容易适应——
这些独裁主义人格
越是强烈地效忠于
这个僵化体制
他们就
越是不能对任何没有
被官方批准的东西
发出自发的欣赏
为阻止布莱希特的戏剧
被搬上西德舞台而发动的战役
还是政治意识的一个肤浅的层面
这些举措甚至还不是特别有力
或说他们可以在8月13日以后
以一种更粗俗的形式做出
与此相对照
废止与现实建立契约
文学作品不再像在
谈论现实那样说话
这才是令人
头发竖起的
恐怖之事
就关于介入的争论而言
其中的一个缺陷即在于
它忽视了某些作品的力量
这些作品在其形式法则上
就不去留意形成
清晰明确的效果
只要这场争论
不能认识到
那些不被理解之作
所传达的震惊力量
整个论争
就会像是
在打空拳
讨论这个问题时出现了
以上所列的这种种混乱
这些混乱
并不能在事实上
改变这一个讨论
但是
它们使我们认识到
有必要去重新思考
可能提供的别样的
解决方案
在美学理论中
“介入”应该与
“倾向”
区分开来
若以一种
恰当的方式
理解介入艺术
那它就不是
要去产生出
改良措施、
立法行为
或
实践制度
的行动
——
比如早年的
反对梅毒、决斗、
堕胎法、感化院
的那一些宣传剧
要做的事
“介入”
要做的事
涉及根本性
的态度层面
对于萨特来说：
介入艺术的任务
是去唤醒
执行人的
自由选择
让他可以创造出
一种本真的存在
以此反对那种
旁观者的中立
但是，使得介入
获得超出倾向性
（认同）的
审美优势的特性
也
导致艺术家所要
介入的那个内容
内在地含糊不清
在萨特那里
选择这个源自于
克尔凯郭尔的范畴
是基督教教义
“不和我相合
就是敌对我”
的后嗣
只是现在，被清空了
任何具体的神学内容
现在留下的东西
仅仅是那个发出
选择的命令的
抽象的权威
却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
即选择的可能性依赖于
可待选择之物
萨特经常用一个原型的情境
来去证明自由的不可化约性
但这个情境
正好强调了
以上这一点
而在一个
已被事先
决定好的
现实之中
自由
成为了一个
空洞的呼喊：
赫伯特·马尔库塞
已经揭露了
“总是会
可能地
内在地
或接受
或拒绝
去牺牲”
这样一种
哲学原则
的荒谬性
但是萨特的
戏剧性情境
被设计出来
却恰恰想去
证明这一点
然而他的戏剧
却是他自己的
存在主义的
坏的模型
因为这些戏剧
在它们那一面
却显示出了
萨特的哲学
忽视的东西
即整个宇宙被
牢牢管控
这一真相
我们从
这些戏剧里
得到的教诲
只能是
“不自由”
萨特的剧场理念
捣乱了他的
范畴的目的
但这不是
他的戏剧的
一个特有缺点
艺术的职能
不是去照亮可能的选择
而是仅仅用自己的形式
去抵抗世界运行的道路
但是这一个世界
永远都会用手枪
指着人们的脑袋
而事实上
一旦
萨特的介入的
艺术作品确实
在它们的层面上
煽动了一些决定
这些决定自身
也即就会成为
可互换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个含糊性
萨特相当，坦率地承认
他不期待
通过文学
引发世界的
任何真正的
变革
——
这样的一种怀疑主义
反映了自伏尔泰以来
社会和文学
的实践功能
两个方面
所发生的
历史改变
于是
介入艺术的原则
悄悄滑向了这个
作者的独特倾向
这个符合萨特哲学的
极端的主观主义倾向
这种哲学虽然有着
各式唯物主义色彩
的潜在意味
却依然回响着
德国的思辨的
观念论
在他的
文学理论当中
艺术作品成了
对主体的呼唤
因它自身
除了表明
是主体的
一个声明之外
毫无意义
它只是
或者宣布了主体，自己的选择
或者宣布了主体，无法作选择
萨特
不会允许
任何一个
艺术作品
从最初
阶段起
就让它的
无论多么
自由的作者
去面对构思的
各种客观要求
（如果这样的话）
作家的意图也就仅仅
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萨特的问题
为何写作
以及他对
这个问题
的解决
——
做一个
更深入的选择
也都是无效的
这是因作者的动机
和最后完成的一个
作为文学产品的
作品是不相关的
萨特也注意到：
随着名望提升
作品即就会如
黑格尔很久前
就看出的那样
越来越少
和那一个
创造它的
经验个人
发生联系
看到这些的时候
他自己就已经和
上面提到的看法
并不远了
当他
使用涂尔干的术语
把文学作品称为
一个社会事实
他就又一次
不由自主地
重新唤起了
作品内在的
集体客观性
而这个客观性
不能被作者的
纯粹主观意图
所穿透
因此
萨特不希望将介入
放置在作家的意图
这样的一个层面上
而是要
将它放置在
作家的人性
这个层面上
然而
这样一种决定
太过于一般化
以至于使得“介入”
无法区别于人的
其他形式的
行动或态度
萨特说：
关键点
在于作家能让自己
介入到“当下之中”
（das le présent）
但是既然他无论如何
都不能逃避这个当下
他对当下这个
介入姿态本身
并不能指示出
一个规划
一个作家
需要承担的
现实义务
可能会要
更加精确：
这不是
一个选择的问题
这是实体的问题
尽管萨特谈论了辩证法
他的主观主义使得他
几乎很少表达对那个
特殊的他者的注意
——对这个“他者”而言
主体必须要先放弃自己
才能最后成为一个主体
萨特是如此少
提及这个他者
以至于他将
所有的文学的客观化
也都怀疑为一种僵化
然而既然他
希望拯救的
纯粹
的直接性
或自发性
在他的著作中
未遭遇到任何可以让
这个直接性或自发性
重新定义自己的抵抗
那么这些自发性和直接性
就已经历了第二次物化了
为让自己的戏剧和小说
发展成为比纯粹的宣言
更丰富的东西——
这种
宣言的一个
常见模型是
被折磨之人
的哭喊之声
——
萨特
也就不得不求助于
一种浅显的客观性
一种
没有任何形式
和
表达的辩证法
参与其中
的客观性
一种不过是
和他的哲学
做交流
的过程
萨特的
艺术内容
成了哲学
除了
席勒外
再没有
这样的
作家
但是无论多么崇高
思想不过是艺术的
种种材料中的一种
萨特的戏剧是
传达他的思想
的工具
而这些戏剧
在美学形式
的竞争当中
却已落后了
它们运用
传统情节
并且被一种
无法动摇的
信仰所高扬
这个信仰就是：
意义
可以被
从艺术
传播到
现实中
但是这些戏剧
所阐发的主题
或在那些可能要
有所阐发的地方
却
总由于
把自己
作例子
错误地
使用了萨特
自己的戏剧
想表达的
那些情感
这样
这些戏剧
就否认了
它们自己
萨特的
最著名
的戏剧
以“他人即地狱”
这样一句
箴言结束
它听起来很像是
《存在与虚无》
如果这句箴言是
“我们即地狱”
同样子的情形
可能也会发生
可靠的
情节
以及
同样的
可靠的
清晰的
可萃取
出来的
理念
萨特的作品
因将这两者
结合了起来
而获得了
很大成功
并且毫无疑问地、
被有悖于他意愿地
吸收进了文化工业
这样的
“主题-艺术”的
更高层次的抽象
把他带到了一个
错误的地方
这个错误让他将——
比如电影《戏演完了》
（Les Jeux sont Faits）
或剧本《肮脏的手》
(Les Mains sales)——
最好的作品表演为政治事件
而不是让它们去为那些
沦为黑暗的牺牲品的
观众表演
以一种
或多或少
同样的方式
目前的一种萨特
讨厌的意识形态
也将那些
不过像纸娃娃
那样的领袖的
行动和遭遇
与历史的
客观运动
混淆起来
而与这样一种
个人化的面具
交织在一起的
是一种是人类自己
而并不是无名机制
在控制并决策的信念
以及是人的生命
在社会的高地上
发号施令的信念：
贝克特的垂死的、
令人惊悚的场景
却暗示了，关于
这个问题的真理
但是萨特的视域
却令他无法认出
他要反叛的地狱
很多他的警句可以被他的
那些不共戴天的敌人学舌
比如，“此时做决定
才是，唯一有用的”
这样的想法
甚至可涉及
纳粹的口号：
唯，牺牲才能
让，我们自由
而在法西斯主义时期的
意大利秦梯利的绝对的活力论
也做出了在哲学上的类似发言
萨特在介入概念中
所犯的错误反过来
打击了
他自己要去
承担和介入
的那个事业
布莱希特在他的一些戏剧里
比如说将高尔基的《母亲》
搬上舞台的那部戏剧
或他的《措施》
直接地美化了党
但有时，至少根据
他自己的理论文件
他也
希望能教育他的观众
去获得一种新的态度
这种态度会帮助他们
建立一个有距离的、
深思熟虑的、
有实验精神的立场
并且可以由此
反转幻想式的
移情和认同
就在抽象化的倾向上
他《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
之后的戏剧胜过了萨特的戏剧
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比萨特更能够
坚持一贯的主张
并且
是一个更伟大的艺术家
他将这一抽象化发展为
一种艺术形式原则
作为一种教育剧的戏剧诗学
一并摒除了诸如戏剧角色
这些传统概念
他意识到社会生活的表面
消费的领域
这里也包括
个体由心理
所触发
的行动
——
也都隐藏了
社会的本质
而这个本质就像
交换的法则一样
其本身是抽象的
布莱希特
拒绝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的
在美学上的
个体化
他
因此通过直接把社会
真实拖出伪装的方式
努力
将它的可怖之处
译入剧场的表象
在观众的眼睛面前
他的舞台上的人缩小为
社会过程和社会功能的代理人
而当这些人在经验现实里时
这些社会功能和社会过程
只是非直接、无意识的
布莱希特
不再像萨特那样
在活的个体和
社会本质之间
假设一种同一性
更不要说赋予主体
什么绝对的主权了
然而，布莱希特
用来追求他的政治真理
所使用的美学化约过程
却阻碍了
他对这个真理的发现
这是因为这一政治真理
卷入在太多的中介当中
但布莱希特
却厌恶中介
布莱希特
将幼稚状态
间离出来
——
布莱希特的
第一批戏剧
和
达达主义来源于
同一个社会语境
——
这种努力在艺术上是合理的
但一旦这种努力要宣称
具有理论和社会的正确性
合理的就变成仅仅是
幼稚的东西了
布莱希特希望在形象当中
呈现资本主义的内在性质
而从这个角度看
他的目的事实上正是
他为抵抗斯大林的恐怖
将自己伪装成的东西
现实主义的
他本可以拒绝
在他的作品中
通过对
社会本质的意义
在一种被损害的
生活中的呈现
通过呈现它表面上
无形象、盲目的样子
来去取消这一意义的
现在由于要
承担呈现
资本主义
内在本质
的重负
他就要被迫
去承担责任
确保他想要
清晰无误展现的东西
在理论上的正确性
然而他的艺术自身
却拒绝这种交换：
于是艺术一方面
将自己呈现为
教育的艺术
另一方面
却声称艺术
没义务对它
所教东西的
正确性负责
对布莱希特的批判
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即由于一些在他自己
创作力量之外的客观原因
他不能够实现那个
他为自己设定的
好像作为拯救的
手段的规范
《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
是他的辩证剧场的核心戏剧
是以反向的方式
书写的一个变体：
在《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里
约翰娜做的善事直接帮助了恶
而在《四川好人》里
沈黛必须成为恶人
才能完成善的意愿
《屠宰场里的圣约翰娜》
这个戏剧的场景设置在
一个芝加哥这样的地方
是一个
《马哈哥尼城的兴衰》的
西部森林寓言的世界和
经济事实的世界之间的
中间地带
但是
布莱希特越是被戏剧
要传达的信息所占据
越是轻看艺术的形象
他就越是丧失
对资本主义
实质的把握
而后者
正是他的寓言
试图呈现的东西
《屠宰场里
的圣约翰娜》
所表现的
只是一个
在流通领域
发生的插曲
布莱希特仅是重述了
一个在那里竞争者
互相撕咬的故事
而不是去呈现
在生产领域里
所发生的
剩余价值
被占有的事实——
但和生产领域发生的事情相比
牛羊贩卖者因他们
对所获之物的分配
而发生的争执
就纯粹是一个
副现象而已
也远不会引起大的危机
更进一步说
戏剧中被呈现为
贪婪的商人的阴谋的
那些经济交易
也绝不是就像布莱希特
使它们显示出来的
那样是天真的
事实上它是无法被哪怕
最原始的经济逻辑的标准
轻易理解的
然而，现在
这个不易穿透的
经济现实的对面
却是一个政治的
天真状态
而布莱希特
的这种认识
只能让他的敌人
嘲笑他天真幼稚
所以面对
这样的布莱希特
他们会感到很舒服
就像他们看到这部戏的
最后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
描述约翰娜正在死去的
那个场景时的感受一样
即便对诗性自由
我们可以持一种
最开明的宽容态度
这个戏剧呈现的如下想法
即一场由党所支持的罢工中
领导阶层会将如此重要的任务
托付给一个非党员
还是很难
被想象的
这个正如
接下来的
那个想法
——
这样一个个体的失败
会毁掉整个罢工斗争
——
同样是无法被想象的
布莱希特的关于
“大独裁者阿图罗·乌依
的可抵抗崛起”的戏剧
以一种严苛而精确的方式
展示了主体的无价值和
一个法西斯领袖的伪装
然而
这里对这一个
领导者的摧毁
——
就像布莱希特
的其他戏剧里
对个人的摧毁
一样
——
却延展到一个
去重构那个独裁者
借以行动的社会
和经济连结
的努力中
可是，戏剧展示给我们的
并不是财富和权力的共谋
相反，我们只得到了对一个
小的帮会组织里情况的展现
一个花椰菜联合会的故事
于是，法西斯主义的
真正可怕之处被驱散了
法西斯主义不再是一个
逐渐发展的社会权力的
聚集过程的终点
而成为了一个
不过如此而已
的冒险行为
就像是一个事故
或一桩犯罪事件一样
由于骚乱的紧急状况
一个结论被宣布：
敌人必须被消灭
结果即就是
糟糕的政治
这个在文学及
1933年之前的
政治实践当中
确实都是如此
但布莱希特
这样的做法
不符合任何
辩证法
乌依引发了
读者的嘲笑
让读者觉得
法西斯主义
没多大危害
它早就
由杰克·伦敦
在几十年以前
精确预言了
于是，这个旨在
反意识形态的艺术家
已做好准备将自己的观念
也贬呈为一种意识形态了
他已经
暗中接受了
这样的说法
即
世界上一半的人
已经生活在一个
无对抗的世界里
而作为
对这样的
意识形态
设想的补充
他就
嘲笑另一半人的世界里
任何的被官方的神正论
证明为错误的现象
然而如果说
我们要禁止
他把希特勒
仅仅嘲笑为
一个油漆工
——
尽管
我们用油漆工
这样一个术语
反对希特勒
这事本身就已是
对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
一次痛苦的暴露了
——
倒不是因为历史上的
法西斯规模要大得多
那个
通过运作占领了
德国权力的团体
当然也是
一个帮会
但问题在于
这样一种亲和力
不是社会疆域之外的：
它们扎根于
社会自身中
这就是为什么
也被卓别林唤起的、
那种将法西斯主义
滑稽化小丑化的做法
同时也是法西斯主义
最令人恐惧的东西
如果法西斯主义
以这样的方式
被压制了
并且只是一些糟糕的、
剥削菜农的人被嘲笑了
那么这样的攻击
就完全失了准头
因为在这里真正关切要害的
是经济权力所占据的
核心位置问题
《大独裁者》：
当一个犹太女孩
可以用一个平底锅
打击几个纳粹分子
而并不是自己
被撕成碎片时
这个电影就失去了
它所有的讽刺力量
并且变成了
猥琐可憎的
东西
为要进行
政治介入
就先将政治
现实琐屑化：
好像这样做
政治的后果
就会减少了
萨特对毕加索的
《格尔尼卡》的
坦率的怀疑
即这个作品“没有
为西班牙共和国
的正义之战争
取到一个支持者”
应该也可以应用到
布莱希特的教育剧
很难说有人需要
被他的教育剧里
的寓言所教诲——
比如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不公正
同时
道德
自身当中
也很难有
布莱希特
曾草率地
表达要忠诚的
辩证法的踪迹
史诗剧的设置方式
让我们想起一句俗语
“向已改宗信教者布道”
在布莱希特戏剧中
将教育放置在比纯粹形式
更优先的位置是他意图实现的
但这意图本身也成为了
一种形式装置
于是对形式的搁置
回过来反对自己
将这个
搁置形式的特征
仅仅看作是表象
这样的在戏剧领域里
发生的自我批评
与应用视觉艺术领域里
的客观性教义有关联
通过外在条件的引入纠正形式
为功用服务消灭艺术的装饰元素
这个做法的结果却是
增加了形式的自律性
布莱希特的艺术作品的
实质是就将教育剧
作为一种艺术原则
他的方法
把直接呈现出来的表面事件
转变为让观众感到间离的现象
也是为形式上的建构做中介
而不是在对实践功效做贡献
确实，布莱希特
没有像萨特一样
以如此的
怀疑方式
来谈论艺术
的社会功效
但是，作为这个世界里的
一个敏锐而又有经验的人
他很难完全被艺术的
种种社会效果所说服
他有一次很平静地写下
老实说，相比于由剧场
可能引发的对世界的改变
剧场本身对他来说是更重要的
然而
“简单化”
这样一种
艺术原则
不仅如
布莱希特所意图的
使得政治被清除掉
由主体反思所投射在
社会客观性上的幻想特征
却同时也篡改了教育剧
努力想要提炼出的
那个客观性
如果我们
对布莱希特的
言语信以为真
且将政治
作为标准
去判断他的
介入的剧场
那么政治就会
证明他的剧场
是不真实的
黑格尔的
《逻辑学》教导我们说
本质必须被呈现在表面
如果真是
这样的话
那种忽视了
本质与表象关系
的对本质的再现
就一定是内在根本地错误的
这就如同用流氓无产阶级
去替代法西斯背后的人群
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一样
使得布莱希特的化约技术
获得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就是
“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
然而布莱希特的那种介入
却像谴责卢库鲁斯那样
谴责这个口号
当代德国文学界
急切地想要区分
艺术家布莱希特和
政治家布莱希特
对西方来说
这个大作家
必须被解救
如果可能的话
就要把他放在
全德诗人
的基座上
并且像“超乎混战之上”
那样被中立化
这样一种想法里
是有正确成分的
特别是
即就不管是
布莱希特的
艺术力量
还是他的
狡黠的、
不可控的智力
这些都远远超出了
那些人民共和国
的官方信条
和那些被规定
的美学而言
尽管如此
布莱希特
还需要被辩护
用以针对以上
这一种辩护
他的那些带着
很明显弱点的作品
如果不是因为充满
政治因素的原因
那是
不会有这么
大的力量的
甚至是在他最受争议的创作
比如说像《措施》 这样的剧
也会马上让人
获得一种认识
即在这里那些
最严肃的问题
利害攸关
在这个程度上讲：
布莱希特
说他的剧场
促使人们思考
那是有理由的
所以
想
把他作品
里头的美
——
无论真实的
还是想象的
——
从他作品的政治意图里
区分出来，那是徒劳的
批评
要想辩证
只可能是
内在批评
而内在批评的任务
毋宁说
正在于将他的作品的
形式和政治放在一起
去综合地评估
它们的有效性
萨特那一章
“为何写作？
包含了如下无法被否认的陈述：
没有人可以哪怕只是去想一下
一部赞颂反犹主义的小说
可能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
同样也并不可能去
写作一个优秀的赞颂
莫斯科清洗案的作品
哪怕这样的赞颂是在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
被处决之前做出的
政治的虚假
败坏了
美学的形式
任何时候
一旦布莱希特
在他的史诗剧里
为了某一个论题
而歪曲了
真实的
社会问题
整个剧作的
结构和基础
就会崩坏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是像插图识字课本一样的东西
布莱希特
试图用它来去简单地
呈现蒙泰库科利所谓
“以战养战”的荒谬性
这个拉着篷车随军叫卖的大胆妈妈
她利用三十年战争来养活她的孩子
因此
对她的孩子的毁灭
这个结果负有责任
但是在这个戏剧里
这样一种责任问题
既没有严格地
落实到战争的
事实上
也没有
严格地落实到
这个小倒卖者
的个人行为上
如果大胆妈妈没有在
那个关键的时刻不在场
这场灾祸可能就不会发生
而她因为
要去赚钱
所以才会
不在
用这样的理由
来去解释行动
太笼统、
太一般化了
布莱希特
的插图图书
一样的技术
只需要
他去说出
他的论题
而这
就阻止了
他去证明
这个论题
但是如果做个
社会政治分析
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
对《弗兰茨·冯·济金根》
的批评那样
我们
就会发现布莱希特简单地
把七十年战争和现代战争
对等起来的做法
是颇成问题的
这种做法正排除了
格里美豪森的小说
展现的、
对大胆妈妈的
行为和命运来说
最关键的那些要素
因为三十年战争的社会
不是现代那种运转有效的
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
我们就不能
——
哪怕以一种
诗性的方式
——
去设想一个
闭合、有效的体系
设想在这个体系中
私人个体的
生和死都会
直接显示出
经济规律
但是，布莱希特需要
将过去的无法治的日子
作为他自己时代的一个形象
这恰恰是因为他清晰地看到
他自己时代的社会
在人的问题
或事的问题
方面
不能被直接理解了
由此
他的对社会现实
进行重建的意图
先是导向一个，错误的社会模型
继而又导向了，在戏剧性方面的
不真实
糟糕的政治
成为了
糟糕的艺术
反之亦然
作品越是
不去强行宣布
那些他们自己
也不完全
信的东西
它们就越是
能够依据自身而更加有效
而它也就越是不需要一个
外在于它们的多余的意义
而至于其他
每个阵营的
利益团体
现在都可能如过去一样成功
它们都成功地，经受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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