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

​西方与东方或者

东方与东方——

-

清代中叶

朝鲜与日本

对于中国的

观感

-

中日韩三国

-

晚清以来

中国学界

惯以“中国”与“西方”（中西）

或者“东方”与“西方”（东西）

进行比较

-

深究下来

这种总是

以西方为

中国背景的

研究方法

-

其实和晚清的

“中体西用”或

“西体中用”的

观念一脉相承

-

故在文化交流或比较史上

人们的注意力始终是落在

整体的“东方”或者“中国”

-

以及作为对照系的

“西方”（欧美）之间

-

人们动辄想到的就是：

“东方”与“西方”

--

这当然不奇怪

-

中国人从来就习惯

“中国”等于“东方”

-

中国的他者

就是“西方”

-

就好像这一个

“东方”的内部

似乎总是具有

文化的同一性

-

无多少

文化的

差异性

-

即使文化交流

也主要是讨论

中华文化的

“光被四表”、

“广传四裔”

的历史

-

不过，这显然是不适当的

至少，在明清是不适当的

--

如果仔细

看明清史

我们可看到

所谓“东方”

-

在17世纪

中叶以后

在文化上已非一个“中华”

在政治上已是一个“国际”

-

而在经济上

“朝贡体制”

虽然还维持

-

但日本、朝鲜与中国

实际已是“贸易关系”

-

东方（其实是东亚）

内部原有的

同一性基础

已经瓦解，而彼此之间的

文化认同更已经全盘崩溃

-

正是这种崩溃

使得各自面对西方的时候

便即有了后来历史的巨差

-

三国之间的文化认同

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

-

在这里不能细说

本文只是想通过

清朝中叶

（朝鲜李朝中期、

日本江户时代）

的一些异域资料

-

从一侧面

讨论这个

“东方”内部

的彼此观感

与相互敌意

--

注意：

欧美学术界也罢

中国学术界也罢

-

对欧洲人

到中国来

的旅行记

格外重视

-

这当然是

因为这体现了

两个不同文明

的对望与审视

-

彼此的差异中

可以相互发现

并且发现自己

-

以欧美著作为例

比如已经译成中文的

史景迁《大汗之国》、

柯能《人类的主人》、

魏而思《1688》等

-

大都集中在“西方”

对“东方”的观察上

所用的资料也大多涉及

“东方”与“西方”的部分

-

但在这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种西方对东方的观察

-

毕竟不过是

“异”对“异”

-

西方与东方是

本来不相识者

的迎头遭遇

-

所以，乍一撞见

常常所能引发的是：

诧异、好奇和想象

-

然而

文化上本来“同”

却已渐行渐“异”

的东亚诸国之间

的互相观察

-

与

这种东方与西方的

彼此对视相当不同

-

明清时期

日本、朝鲜和中国

从文化上“本是一家”

到“互不相认”的过程

-

恰恰很深刻地

反映着所谓“东方”亦即

原本在华夏文化基础上

东亚的认同的最终崩溃

-

这种渐渐的互不相认

体现着“东方”看似同一

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

-

从明到清

东亚文化认同的

这一个巨大变化

-

在各种

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

相互笔谈中可很清楚地看出

-

而这里头引述的

乾隆嘉庆年间的

几部《燕行录》

和日本人关于

漂流日本长崎

以外的

商船的笔谈记录

就是很好的资料

-

它们

透露着

“东方”

的瓦解

-

在这个本来是

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

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

却看到了另一个已经

不再“中华”了

的帝国风景

-

于是不再认同这个

原来仰视的宗主国

-

而从

日本人与中国漂流商贾的笔谈中

也可以看到日本人与清国人之间

-

彼此也都

有一些微妙的

发自国族自尊

的轻蔑和警惕

～

二、

明以后无中华：

朝鲜人的观感

-

旅行或者漂流

-

常常

既是，空间的移动

也是，历史的迁徙

且是，文化经验的变化

-

人从一个世界

到另一个世界

-

常常会

有异样的感觉

和异样的经验

-

所以

旅行记、

笔谈记

-

常常会是很好

的思想史资料

-

人在异国

旅游感观

-

与他

的国家认同

和文化认同

很有关系

-

通过“别国”

定位“我国”

就像找镜子

来反照自身

-

同时，对“我国”

文化的定位如何

-

也决定

对于，“别国”的

对于，异国文化

的评价

-

清代乾隆而到嘉庆年间

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世界

大多还沉湎在两千年来

以自我为中心的想象里

-

但是这个时候的朝鲜人

对中国的感觉却不同了

-

尽管明朝覆亡

已经百年以上

这些朝鲜人

仍然流露出

对明帝国

的大依恋

-

和对无奈之下

朝觐胡人皇帝

的怨怼之意

-

他们

把清帝国叫做“夷虏”

把清皇帝叫做“胡皇”

-

乾隆年间

一个叫做

金钟厚的

朝鲜人

-

给

曾经出使

清帝国的

洪大容

写信

-

说“所思者在乎

明朝后无中国耳

-

仆

非责彼之不思明朝

而责其不思中国耳”

-

他们心目中

中华原本是

文明的意思

若中华文明

并不在清国

-

那么

宁甘为东夷之贱

而不愿为彼之贵

-

这个时候

的朝鲜人

早就不再

视清帝国

为“中华”

-

所以

对汉人那么容易

即就归顺了满清

感到很是不理解

-

乾隆年间

出使北京

的洪大容

仍然坦率地告诉

探问东国历史的

严诚和潘庭筠说：

“我国于前明

实有再造之恩

兄辈曾知之否”

-

当不明历史的

两人再问之时

他动情地说：

“万历年间

-

倭贼

大入东国

八道糜烂

-

神宗皇帝

动天下之兵

费天下之财

七年然后定

到今二百年

生民之乐利

皆神皇之赐

-

且末年流贼之变

-

未必不由此

-

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

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

-

这种在

清帝国治下的人

看来是狂悖的话

-

从朝鲜使者

嘴中说出来

-

让两个清朝文人

也全都无言以对

-

朝鲜人

从心底里头觉得

他们到清帝国来

不是来朝觐天子

只是到燕都出差

-

使者们的

旅行记名称

也多由“朝天”

改成了“燕行”

-

直到乾隆、嘉庆年间

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

已经百余年

-

但朝鲜关于

“大明”的历史记忆

却还依然如此清晰

-

朝鲜人

对于自己

仍然坚持

明朝衣冠

特感自豪

-

同时也对

清帝国人

改易服色

-

顺从蛮夷

相当蔑视

-

他们身穿着能够引起关于

汉族历史记忆的明朝衣冠

心理上对满清人就有一种

居高临下的感觉

-

而在他们笔下

似乎汉族士人

在他们的面前

-

常有一种

自惭形秽

-

使被迫朝贡的他们

在心理上得到补偿

-

乾隆四十二年

“每与渠辈语

问其衣服之制

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

-

因为

“问我人服色

或云此是

中华之制”

-

所以，朝鲜人觉得

清帝国的风俗已经

不再纯然“华夏”了

-

因为本是

儒家发明

-

并很自以为

正宗的礼仪

-

在中国

的保存

-

却反不如

朝鲜纯粹

-

而正统儒家礼仪的破坏

以及朱子学风气的崩坏

-

更让他们存了一种

不认同清国的心理

-

而在看透了清帝国的

这些民风与学风之后

-

从一开始

就视满清

为蛮夷的

朝鲜使者

就更存了

对清国的

轻蔑之心

-

“旁观者清”

像是一个

普遍现象

-

而当汉人可能

还在“当局者迷”

沉湎在乾嘉盛世

朝鲜人冷眼看去

-

已经发现了

中华帝国的

千疮百孔

-

《朱子家礼》

本来应当是

天经地义的

礼仪规范

-

现在生活世界

却被佛教道教

冲得摇摇欲坠

-

程朱理学

本来应是

坚定信仰

-

现在在学术领域

却成了表面文饰

-

他们发现

这是因为

这个帝国

的当权者

对于原来

属于，汉族文化

正宗的思想学说

多少存有着

疑虑和畏惧

-

因此

一方面

采取了

占用真理

制高点的

方法

-

抢先接过朱子的学说

以堵住汉族士人的嘴

-

另一方面

则采取箝制的高压手段

以文字狱来威吓读书人

-

于是他们把这种文化史的变迁

归咎于国家统治者的种族变化

-

他们相信

一切是因帝国的主人

不再是汉人而是胡人

-

所以，文化血脉

已经不再纯粹正统

而是已经彻底没落

-

反过来

正如朝鲜人

相当自信的

-

“今天下

中华制度

独存我国”

-

朝鲜人

再也没有，必要认为

过去推崇的文化中华

仍然还在，清帝国了

～

三、谁是中华文化血脉：

日本人与漂流唐船船员的笔谈

-

《燕行录》

是

朝鲜使者

到中国的

政治旅行

-

而

往长崎

的唐船

-

却

是中国人

到日本的

商业旅行

-

虽然

身份有异

目标不同

-

但这种

空间的

移动

-

同样仿佛在

不同文化中

的穿行

-

差不多也是

在清代中叶

-

尽管锁国

日本与中国

在政治

和文化

交往渐稀

-

但法定开埠的长崎

-

却

商船往来

相当频繁

-

《华夷变态》

当中就有很多

对于到长崎的

中国人讯问的

记录

-

而负责讯问

的日本官员

其实不只是在

关心东来船只

当中有无夹带

“天主教邪书”

-

更多的问题其实集中在于

中国政治和军事的情报上

-

正如书中

引林学士

所说的

-

“鞑虏掠华

殆四十年

正史未见

不详真伪”

-

所以

他们是问：

中国现在

是否太平、

-

朝廷

除宰相外

有无人才、

-

防日本何处为要、

-

古今共传

的要地

在何处

等等

-

从这里可看到

日本人的心思

-

另外，一些到长崎贸易的中国船只

由于风浪的缘故，漂流到其他地方

-

在

这些地方

停泊之时

-

也

与派来交涉

的日本文人

-

常常有笔墨往来

留下了一些珍贵

的文字资料

-

在这些资料中

我们看到当时

中国人

与

日本人

之间一种

复杂微妙

的关系

-

通常罕见

的异域人

乍一到来

常会引起

此地人的

好奇观看

-

第一眼的印象

常常相当重要

-

和朝鲜人一样

-

日本人

对于清人

穿着觉得

十分诧异

-

因为这与

历史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

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文有

很大差异

-

他们仔细地询问

并且费力地记录

还用画笔把他们

的形象画了下来

-

不仅是猎奇

也借了这种

外观的描述

-

表达一种

文化上的

轻蔑

-

伊东龟年即在

《游房笔语》：

曾经仔细记载

清国船员们的

髡头辫发

上衣下裳

-

以及船上

不同身份人

的衣服打扮

-

他们对于清朝

中国人的服饰

很是不以为然

-

因为

日本读书人

虽对历史上

的中华文化

有钦慕之意

-

但是对现实

清国的存在

却相当蔑视

-

信夫清三郎：

-

因清朝的出现

唤起了日本人

对当年元寇的

回忆

-

所以打心眼里

对满清有一种

敌意

-

故在记载

服色之后

他不忘记

添上一句：

“大清太祖皇帝

自鞑靼统一华夏

帝中国而制胡服

盖是矣”

-

既然清人衣冠

已经丧失传统

-

那么为了证明

自己古代衣冠

源自上古正宗

-

也是为了

说明古之

中华文化

即在日本

不在中国

-

所以

他们不断在

漂流人那里

寻找证明

-

关龄修的日本人

便拿了日本保存的

深衣幅巾及东坡巾

-

告诉中国人说

这是“我邦

上古深衣之式

一以礼经为正

-

你们那里

一定也有

-

中国船员

仔细看后

尴尬承认：

这是“大明朝

秀才之服式

-

今

清朝衣冠

俱已改制

-

前朝服式

不敢留藏

-

是以我等

见于演戏

列朝服式

-

不仅是服色

日本人看来

音乐一样有

正、闰之分

-

他们追问

中国船员

“朝廷乐曲

可得而闻？”

-

船员回答说：

“细乐即唐时乐曲

但孔子祭即古乐”

-

但是，日本人

显然和朝鲜人一样

对清朝有先入之见

所以根本并不相信

-

他们

觉得中国现在

已被满清统治

-

而满清就是蛮夷

蛮夷奉行的文化

-

就一定不再是

正宗的汉文化

-

本田四明追问：

清朝庙堂音乐

-

究竟与

古先王之乐

有什么差异

-

尽管汉族船员

余三光一直坚持说：

“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

-

并引朱熹

而为作证：

朱紫阳乃

宋朝大贤

四书改注

皆出此手

文王之乐

可知也

-

但是

本田四明却说：

不待足下之教

-

四书集注

-

不佞初读之

-

疑理学

非孔子

之意

-

已而广涉诸家

-

未尝知

有谓古之乐

犹存焉者矣

-

盖贵邦今上

由贲（坟）典

以新制清乐邪？”

-

虽余三光

仍坚持着：

“今清亦

-

读孔孟之书

达周公之礼

-

新制未之有”

-

但是，本田四明

还是，直截反驳：

“贵邦之俗

-

剃头发

-

衣冠异古

-

此何得谓

周公之礼？

-

而新制未有之

-

足下之言

似有径庭

如何”

-

而在这种

义正辞严

话语面前

-

余三光

以退为进

勉强应答：

-

仆粗以见识

自幼出外为商

其诗书礼乐无识矣

恕罪恕罪

-

对清帝国的敌意在一些

看似不经的传闻和消息

当中不断释出

-

野田希一，在与

得泰船的刘圣孚

聊天时

-

就故意问道：

“贵邦太祖出何州？”

刘圣孚遮掩地回答：

“出于江南”

-

野田立即戳穿：

吾闻贵邦太祖

起于长白山下

-

但不知此山

在江南何州

-

这话很是厉害

如果皇帝不是

出自汉族地区

而是出自关外

那么怎么可说

汉族文化血脉

-

这话已问得

希望掩饰的

汉族人刘圣孚

不知如何回答

-

所以

一旁的船主杨启堂

便就给刘圣孚解围：

-

“长兄先生博识，

于吾邦书无不通。

-

而今刻问及，故圣孚言然耳。

-

此故在他人秘之，

独与我公说何妨。

-

中夏为外狄驱逐，

故去发四边，

亦自天运循环之道”。

-

结果，却招来野田的一通教训：

“天运循环，盛则衰，衰则盛，

天下盛久矣，

焉知无如皇觉寺僧出，

而长四边之发哉？”

-

没想到

至此事情

还没有完，

接下来野田又说了

一个更惊人的传闻，

-

“我邦越前人，

前年漂到满鞑奴儿干地方，

观门户神画源判官义经像云云，

世或称贵邦太祖为源判官后，

不知贵邦有传之者乎？”

-

同时在场的

朱柳桥无可奈何下，

只好勉强应对而说：

-

“以前

观日本书，

我朝天子

先世姓源，

系日本人，

今忘书名。

-

我邦

或传以

康熙帝

自言云

-

均不知其信”

-

连皇帝

也成了

日本人

-

在这种

不可证实的传闻当中

似乎日本人相当得意

-

因日本人

的心目中

汉唐中华

已经消失

-

中国与四夷的

位置已经颠倒

-

他们虽承认

中国是大国

日本是小国

-

但是当他面对

汉族中国人时

又专门强调

“有土之德，不国之大小，

众叛则地削，桀纣是也，

民和则天下一，汤武是也。

-

敝国邃古神功皇后征三韩，

光烛海外，至今千万岁，

一姓连绵，生民仰之，

可不谓至治哉？

此聊敝国之荣也”

-

反过来，他们说：

中国却已经荣光失尽

正如述斋林学士所说

-

因为满族人

的入主中原

-

所以

“今也，先王

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

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

-

则彼土之风俗

尚实之不可问也”

-

这种轻蔑的口吻

当然会让中国人

很不舒服

-

中国人

虽落难

在异邦

-

但是

心里仍然有一种

习惯的大国意识

-

当本田说了，这一番

为日本张目的话之后

-

一个叫张谟弟

的人就很不服

-

虽然不便

直接反驳

-

却

想法迂回

反唇相讥

-

他即避开话头

却以长崎风俗

为例说：

-

“长崎通事

其〔兄〕亡过

将嫂收为妾”

-

同样是在道光六年

当一个叫野田的人

故意捅清人忌讳处

说吕留良很是伟大

-

“晚村之不臣于贵朝者

是余所以最信晚村”

-

在被逼无奈下

朱柳桥也只好以攻为守

转而说“苗俗有跳月之风，

任人自为配偶，今日本男妇，

亦多野合者，国法不禁”，

-

似有反唇相讥的意思

-

毕竟在他人屋檐下，

中国人的这种反击

似乎只是偶尔一现，

倒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

在笔谈记录中处处显现，

就连山水风光的议论，

有时也成了另一种“竞争”，

日本人简堂询问说

“芙岳秀绝，孰与贵邦天台山？”

中国船主杨嗣元说：

“芙山较天台山一色，

但天台山能使人上去游玩。”

但是，简堂却显然把比较

当成了比赛，于是，便追问

“（天台山）三夏戴雪么？”

-

当杨氏回答“无雪，

因地气暖之故”时，

他就得意地补充：

“果然不及芙岳也，

若其绝高，假在南海

〔终〕（中）〔年〕

戴雪矣。”

-

这种

无端自负

顿时使杨

“默然无语”

-

如果说，

原来处在

朝贡体制中心，

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人

还并没有特别强烈的

国族意识的话，那么，

原来处在朝贡体制边缘的

朝鲜和日本人，

国族意识就已经很浓厚了，

不仅是在话语中彼此角力，

就在互相的了解中也一样相互提防，

虽然漂流到日本的中国船员

并不介意日本人借阅中国的历书，

探问中国的知识和政治，

但是，当中国船员

打听日本情况的时候，

他们却相当警惕。

-

杨启堂向野田氏借阅日本地图，

他就说，这“是吾邦大禁，

不许外人看”

-

当他们向野田打听

日本通天文地理的人时，

他又说“天师府中之事，

不与外人道，恐泄天机”(20)。

-

这时的日本和中国，

彼此都有警惕和敌意。

～

四、分道扬镳：

-

17世纪

以后的东亚

还有认同吗

-

相互的对望中

可以看到彼此，难以自我发现的死角

更可看到彼此，并不同的眼光和立场

-

朝鲜使者的

清国行记、

漂流船员

在日本的笔谈

正可作如是观

-

《燕行录》

体现了朝鲜人

对明代的认同

与

对满清的蔑视

-

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朝鲜人的

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

之间的分裂

-

一方面

又使得当时

中国人看到

朝鲜人之后

-

不由有故国离黍之思

刺激了汉族历史回忆

-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大题目

同时，日本也渐渐呈现了

“建立其独自的国际秩序”

的意图

-

从山鹿素行到本居宣长

都在不断地强调日本为

中央之国的思想

-

因此，在丰臣秀吉发动

壬辰之役（1592）以后的日本、

明亡（1644）以后的朝鲜

-

大体

已经放弃了

对清帝国的认同姿态

东亚诸国对满清帝国

的

这种看法转变

-

究竟如何影响了

当时的国际形势

和

后来的

历史和

思想

-

近来，很多学者

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

学者都好谈“亚洲”这个话题

-

有的时候

“东亚”

作为一个

和“欧洲”

或“西方”

所对应的

文化共同体

-

似乎也成了一个

不言而喻的存在

-

可是，若说这个

“东亚”真的存在

-

恐怕只是17世纪

中叶以前的事情

-

在明中叶以前

-

朝鲜、日本

对于中华

-

确实

还有认同

甚至仰慕

的意思

-

汉晋唐宋文化

-

毕竟

还真的曾让

朝鲜与日本

感到心悦诚服

而很长时间以来

-

中国也就这种

众星拱月当中

洋洋得意

-

但是，这一切

从17世纪以后

开始变化

-

先是日本，自从丰臣秀吉

一方面在，1587年发布

驱逐天主教教士令

-

宣布日本为“神国”

一方面在1592年

出兵朝鲜

-

不再顾及

明帝国的

势力

-

其实日本

已经不以

中国为尊

-

不仅

丰臣秀吉

试图建立

一个以北京

作为中心

的大帝国

-

就是在

学了很多中国知识的

德川时代的学者那里

-

对“华夏”

和“夷狄”

似乎也

不那么按照

地理学上的

空间来划分

-

从中世纪佛教

“天竺、震旦、本朝（日本）”

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

-

止时渐渐

滋生一种

分庭抗礼

的意识

-

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后

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

“华夷”观念

-

使得

日本形成

神道日本

对于儒家中国

真正中华文化

对蛮夷清国的

观念

-

延宝二年

（1674）

明清刚刚易代

-

林罗山之子

林恕为《华夷变态》

作序的时候就说了：

“崇祯登天，

弘光陷虏，

-

唐、鲁才保南隅，

而鞑虏横行中原，

是华变于夷之态”

-

这时的日本

已经视中国

为鞑虏

-

接着朝鲜

毫无疑问

-

在

明帝国

的时代

-

朝鲜对于“天朝”

也有疑窦与戒心

-

但是

本身是蛮夷的

满清入主中国

-

从根本上改变了

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

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

-

大抵元氏

入帝中国

-

天下犹未剃发

-

今则

四海之内

皆是胡服

百年陆沉

中华文物

荡然无余

先王法服

-

今尽为

戏子军

玩笑之具

随意改易

-

皇明古制

日远而日亡

将不得复见

-

对于东面邻邦

的戒惧和警惕

-

虽然

自明代中叶的倭乱

和明代后期的朝鲜

壬辰之变以后

中国也曾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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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明代万历年间

的周孔教就说

丰臣秀吉入侵朝鲜

与明帝国分庭抗礼

-

已经说明“我朝

二百余年以来无敌国，

有敌国自今日始，

此岂可以岁月结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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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了日本威胁

要明帝国早作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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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

事出意外

祸从中起

可为寒心”

-

但是

好像大多数中国人

还是没有这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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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清代中叶的

满族统治者

仍然如此

-

但这只是

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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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

17世纪中叶

以后的东亚三国

已经分道扬镳了

-

即使在号称

盛世的乾嘉年间

也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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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帝国的人们

还期待“万国来朝”

-

但实际上东亚三国的观念世界中

哪里还会有什么“东亚”、“中华”

（或

相当于现代的所谓

“东亚”的地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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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在

汉唐宋时代

可能曾经是

文化共同体

的“东亚”

-

已经渐渐崩溃

而现在一些人期盼的

新文化共同体“东方”

恐怕还远远没有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