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有讲不完的故事
歌曲：绒花（李健）
【平叔有话讲】
自颤花儿的《公馆院内的邻居们》一文再前日推出后，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巧合的是，此文恰好被臧家外孙王先生阅读到，于是就给平叔留言并加了微信。
其后，通过王先生平叔又联系上了其舅臧教授（四哥），于是就有了今天这篇《沙奶奶》一文。这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详述了《公馆院内的邻居们》文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该文以小院之管窥时代之豹，读来不禁唏嘘。
正如颤花儿一文所述，我家位于方正东街22号的楼房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并由国家"经租"后，被改做"地段（街道）医院"的"产院"即产科医院，不久又变成医院的家属院，住进了与医院有关的人员。
楼房东边的两间平房，原是我家的厨房；后一分为二，西头住进曾院长的女儿和女婿，东头仍是我家厨房。
1970年前后，我在陕西"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次回家，见我家厨房住进了婆媳二人。
这媳妇四十多岁，是街道医院的骨科医生，治跌打损伤，会接骨斗榫；这婆婆年近八十，看起来身体蛮好的。
媳妇说得一口的四川话，婆婆却是地道的北京腔。
我虽然读书在北方，这黄桷树下毕竟是故乡，对这个四川女人我毫无印象，更不曾见过这位北方老太太。
母亲告诉我，"房主任"（黄国祥，街道居委会让他管住房）让工匠在我家屋檐下垒了个灶，让我们把厨房腾出来，好安插这婆媳二人。
我家厨房在我家住的小院外面，本来就有些嫌远，对"房主任"此举也就迁就了，但明确保留了产权。
两三天后，我对新邻居做了礼节性的拜访。这以后我就跟着院里的孩子称婆婆为"老奶奶"，称媳妇为"杨嬢嬢"。
杨嬢嬢在这院子里住了那么长时间，而关于她丈夫的情况人们是一无所知，真可谓"说出话来滴水不漏"。
她膝下无子，人们自然认为她是早年守寡。据说，婆婆原先在北京，与女儿女婿合不来；后搬到广州，与儿子儿媳又合不来；于是就到了成都，投奔这守寡的小儿媳。
那年月是很讲究家庭出身成分的，据说杨的娘家是城市贫民，算是"红五类"。
我看过奶奶床边那一排毛巾：洗脸的、揩手的、擦脚的、擦桌子、凳子、尿盆的，分得一清二楚，不让别人乱拿......如此的城市贫民？
我颇有些"疑心生暗鬼"。
杨嬢嬢人缘是极好的，见了左邻右舍都要招招呼呼；谁要是落了枕、崴了脚，找到她，更看出她乐于助人。
婆媳关系似乎也好，她常买些鸡鸭鱼肉、苹果广柑之类的孝敬老人。
我心里颇有些犯嘀咕："这个女人呐，不寻呐常！"
老奶奶特别喜欢我姐姐的两个孩子。
姐姐在西安工作，那时电力系统有个什么"509"大案，实际是个荒唐可笑的大冤案，我姐夫也被牵扯进去，于是姐姐就把孩子送到了成都。
这边家里的经济条件当然不如西安，两个孩子就有些嘴馋。奶奶让儿媳买了些点心，招呼孩子去吃。先是小哥哥吃了，欢天喜地跑回来，大叫：小妹快去，奶奶那儿有点心——随便吃！
多少年后，这一幕都还是我二姐调侃两个外甥的噱头。
我回去不久，一个星期天，杨嬢嬢约了几个年轻人在家里打百分（一种扑克游戏），说是三缺一，把我叫了去，又摆出糖果招待。
中午，奶奶要休息。杨嬢嬢见我玩得兴致正高，就说不要紧不要紧，四哥远道回来，随便玩玩。
这边玩得是噼里拍啦，有说有笑，那边奶奶在蚊帐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到了下午两三点，我推说有事起身告辞。
不料过了几天，上午八九点，在院里玩耍的几个孩子都爬到奶奶窗户上往里瞧；又都怕得躲开。隔一会，几个大点的孩子也过来了，又是瞧瞧赶紧跑开。接着就有一个孩子来叫我，说奶奶在里边叫人进去。
我问：”门关着吗？“
说：”开着。“
”那你们咋不进去？“
”怕。“
”怕什么？“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其实心里也有些犯怵，就先爬到窗口往里看。只见桌上放了一个信封，上写"公开信"几个字。家里却没看见人。孩子们齐声说：在床上。
我往右边一看，蚊帐上、被子上，全是血迹斑斑；奶奶就躺在床上，那胸前、颈上、满脸都是血，似乎是死了，又忽然动了一下，抬起眼皮，倒着脸看窗户，嘴唇噏动着，是让我进去。她左手抬起，像是去桌上摸那信。
我急忙绕到门口，大着胆子进了屋。我不敢细看那血污的面容，接了信便退出来。
这时左邻右舍都被惊动了。
我让几个大些的孩子，分路去叫人。那边打电话叫救护车，这边去居委会叫治保主任，赶紧去派出所报案。
我便把住那门，不让人进去，想着要保护现场。
人们围着我，要我读信，说是公开信就得公开。我说不行，等派出所来了交给派出所。
不一会，救护车来了。萧家老大萧前富边抬边俯下身问："奶奶你啷个搞起的嘛？"
奶奶说："我不想活了……"，说完不再吭声闭了眼等死。
当天下午，派出所传话，让我、曾院长的女婿、还有几个当事人，去谈事情经过，写证明，写完就让回家。
院长女婿问他们：公开信里写的什么？答：暂时保密。我就心想：看来我没打开公开信是对的。
事后，母亲告诉我，当天下午，杨嬢嬢赶到了医院，奶奶不理她。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在杨嬢嬢劝说下，奶奶便开始喝稀粥了。
八十岁的人了，流了那么多血，居然活过来了，真是奇迹！
派出所在街道上找了几个老太婆，问婆媳关系如何？人们异口同声说媳妇的好话，这事便不了了之。
第二年回家，说起老奶奶，母亲告诉我，发生那件事之后，因为她的形象和那口普通话，跟"样板戏"《沙家浜》里的"沙奶奶"很像，加上她那段视死如归的经历，孩子们都叫她"沙奶奶"。
那件事过后，派出所给少数人透露，说沙奶奶乃是大官僚家庭出身；她的小儿子解放前在四川某县当警察局长，判了三十年徒刑，现在还在劳改。
母亲说：你想，杨嬢嬢这"城市贫民"的小媳妇，也不会是等闲之辈吧？她这接骨斗榫的本事，跟警察局那些事有些关系吧？她一直守寡，又伺候婆婆，也不简单。
这以后，母亲又从杨嬢嬢口里得知，老奶奶一个女儿，在北京，也算高干，女婿是北大著名教授。
母亲回来就问我：有没有这么一个冯教授？我想了想，说果然有，叫冯定，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本书，叫《平凡的真理》，影响很大，不过那时已经成了批判对象。
我还关心着那封没有公开的"公开信"，里面都说些什么？母亲说：信里说儿媳妇虐待他，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怎么虐待呢？"
"......招些人在家里打牌，不让她休息......"我听了顿时呆了！无意中，我竟成了是非中人了。
母亲接着说下去：老太太的规矩很多，每天半个苹果，一段胡萝卜，还有各种讲究，也亏得是杨嬢嬢这样的能干人，否则真难相处。
你看奶奶的身体，八十多了，上次流了那么多血，几天后就恢复了健康！
我立即去看望沙奶奶，心里带着些歉疚，想说些道歉的话。没想到一进门，杨嬢嬢却让老太太向我道歉，说那次连累四哥进了派出所，差点说不清楚！
老太太便说："四哥，对不起您了，请您原谅。是我老糊涂了......"我连忙挡住，不让老人再往下说。
过了好些年，我才缓过神来：沙奶奶这么说，不是要嫁祸于儿媳，而是为了告诉人们，她的死与政治无关。
1978年，我把女儿送回成都的时候，沙奶奶已离开人世。
说起老太太的死，母亲唏嘘不止，说这次她有了经验，不用剪子，用小刀，割断了大动脉，没法救了。
"怎么又寻死？"
"这要从老袁回来说起。"
"老袁是谁？"
"杨嬢嬢的丈夫，老袁，一表人才，大高个。在劳改队表现好，提前释放了。他也不给杨姑婆（这时院子里孩子们多属孙子辈，已改称杨姑婆）打个招呼，突然回来了。"
那时节，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正紧。杨姑婆很为难："城市贫民"得和反动军官划清界限啊！
于是在厨房外面屋檐下，她用竹篾笆围了个小棚，自己住进去，始终不让老袁进她的门。老太太疼儿子，可是也没有办法。
街道上凡有最重最累的活，便叫了王家斌与老袁两个身高力大的管制分子去干。
这时黄婆婆（原治保主任）已经不在了，街道上的治保主任换了个大老粗，是个大嗓门（我就心想：来了个“胡传魁”）。
这胡传魁一喝醉了酒，红着脖子就来训老袁，哇哇乱叫，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母亲说："你想想，一个从前训惯了别人的人，现在被人天天颠来倒去地骂着，是什么滋味？盼了二十多年，回到了家，进不了门，他还有什么想头？"
"他怎么办？"
"有一天，就坐在竹椅上，用刀片割断了股动脉，血顺着裤腿流到地下，流了一滩。奶奶发现了，急得大喊大叫却没有办法。看着他就那么坐着，静静地。
萧家的孩子们听见喊，拉了架子车给送到医院，哪还救得活？"
"老袁死了不久，老奶奶也就跟了去了。"
"不久那个治保主任也死了，心脏病突发。街道上的人就说：有报应啊！"
"如果不提前释放，坐满三十年，也许就好了。"母亲说这话，算是总结。（我想：是啊，这"阿庆"回来得不是时候）。
我又问："那杨嬢嬢现在呢？"
"重新找了个人家，还是个什么局的局长，退休了的。"
稍歇，母亲又问我：
"你知道沙奶奶是谁的儿媳妇？"
"不知道。"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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