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有条古楼街，古楼街上曾有座鼓楼……
歌曲：晚风（小娟）
记得小时候，总爱听奶奶给我讲成都的掌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成都这一片地方原是“西海”，由于长年累月泥沙的淤积，成了一个平原。因而成都地下水位很高，往地下挖下去一点，水就会冒出来。还说成都有几个“海眼”，海水会从那里涌出来。只要涌出来，成都就会变成一片汪洋。当时听得我惊心动魄。
奶奶略作停顿，舒了一口气，然后说：幸好有东西镇在上面，所以才平安无事。她又说：一个“海眼”在九眼桥那里，有白塔镇在上面；一个“海眼”在“太子寺”（大慈寺），有佛像镇住；一个“海眼”在鼓楼城门洞下，上有鼓楼城墙镇着。
白塔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见过。只依稀记得“太子寺”的佛像好像是一手擎天，一手盖地，那样子确实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势，把海眼镇得住。
说起鼓楼城门洞我很清楚，当年奶奶住在大墙东街，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就要去奶奶那里，并住上一夜。
去奶奶那里就要经过鼓楼城门洞。在小小我的眼里，鼓楼的城墙是高大巍峨，鼓楼是飞檐楼阁，硕大的城门洞，必须仰着头才能看到它的顶。鼓楼城墙是跨街而卧，形似虎踞龙蟠。走它下面过，说不上是害怕，却有点紧张。
自从听了奶奶讲的故事后，我就对鼓楼洞肃然起敬──原来它是成都的保护神。再经过鼓楼洞时，我就觉得那里是格外的清凉，好像特别润泽，如临海边。我也曾在鼓楼洞下许多次试图找到“海眼”，但都是无功而返。
我为此问过奶奶，她总是神秘地对我说，不信你半夜三更注意听，就会听到哗哗的海水声。我也在半夜尖着耳朵听过，但从来没有听到过海水声。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奶奶的话。
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拓宽路面，修建房屋，要拆掉鼓楼城墙，我确实担心过，深怕海水涌出来，把成都变为水乡泽国。但事情没有发生，仍然是平安无事……许多年后，我还为此写过一首诗，以抒感慨：“百仞鼓楼降海眼，夜深寂静浪声喧。都云古谶极灵验，岂料拆楼也泰然”！
鼓楼城门洞就在鼓楼洞街，整个鼓楼街是很长的，从鼓楼洞街往南是鼓楼南街，往北是鼓楼北一街、鼓楼北二街、鼓楼北三街。鼓楼洞街与鼓楼南街的交界处是一个十字路口，直走是鼓楼南街，倒左拐是大墙西街，往右拐是古中市街。
大墙西街是有来历的，要知道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身是清代的提督衙门。
提督衙门的后墙比较高大，老百姓称为大墙，大墙后面的这条街，最初名叫大墙后街，大墙后街的中部与三桂前街相交，后来就以这一交叉口为界，把大墙后街划分为东西两段，分别命名为大墙东街与大墙西街。
在这两条街上，集中了很多“车车铺”，是用手工加简单机械制作各种木制品。小到娃娃们玩的“牛牛”（陀螺），大到圆桌的圆立柱都能车出来。师傅脚踏踏板带动夹具旋转，手持车刀，就能车出各种形态、不同纹路的东西来，可谓土车床，这些全靠师傅的技艺，这需要有真本事。
大墙东街有一座不大的都城隍庙，只两个铺面那么大，夹在居民住户之间。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因都城隍庙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城隍爷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还兼主持公道、惩恶扬善之职。所以，庙里的住持是道士。
因奶奶在大墙东街住，所以我不时到那里面去玩。里面是阴森森的，一进门就看见鸡脚神、吴二爷，还有牛头马面。
鸡脚神和吴二爷最恐怖，鸡脚神披着红，手持铁链，鼓着眼睛盯着你，使人不寒而栗。
吴二爷身穿白袍，手拿蒲扇，头戴尖帽，上写“你来了”。后来才知道，这句话是道教警语，其意是告诫世人，你们一切举动，城隍爷都看得清楚、记得明白。在这里是隐藏不住的。吴二爷一脸惨白，使人毛骨悚然。
正中供奉的就是城隍爷，旁边站着判官，他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生死簿。都城隍庙里有两个道士，一个是杨师爷，胖胖的，一个是苟师爷，瘦瘦的。他们不吃荤，只吃素。
在都城隍庙旁边有一间小药铺，叫“明德药号”，主要经营中药，也兼卖少量西药、中成药，店主姓姚。
那时电话是稀缺资源，电信局就在药铺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街上住户都可以到那里打电话。有时外面打来电话要找附近某某接电话，还得负责去通知他来接电话。当时川剧表演艺术家阳友鹤就住在药铺斜对面的内姜街的一个院落里，川剧团或朋友时常有电话找他，药铺的人经常去叫他，一来二往大家都成了熟人。
明德药号的姚大爷好生了得，三个儿子都很有出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考上大学是很难的，特别是名牌大学。当时整条街的大学生可谓凤毛麟角，而姚家老大考上了北师大，老二接着考上了清华大学。老三考大学时，已开始贯彻阶级路线了，就是这样，也考上了西南农学院。一时间，“姚门三学士”传为佳话。许多街坊教育娃娃，就以他们作为话题和学习的典范。
说到内姜街，就要提到“花甘蔗”的事。在内姜街有个小坝子，那里不知何时成了卖甘蔗的集聚地，街上的娃儿们会聚集在那儿“搭伙”买甘蔗，然后围在一起“花甘蔗”。
先是“什圈儿”（即所谓的“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花甘蔗的先后，然后就见花甘蔗者用刀把甘蔗立起点稳，手起刀落，花下多少，就比照花下的部分，切下相应的甘蔗归他，直到大家把甘蔗花完。如果手艺好，一刀下去从顶剖到底，那么整条甘蔗就全归他了。其赢家就会得意洋洋，面露喜色，无收获或收获甚少者，就一脸难看和怨气，这种场面看起来很有趣。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在大墙东街明德药号对面有一个大茶铺，人们不仅在那里喝茶聊天，而最有兴致的是在那里听评书。
讲书人是一个被埋没的民间评书艺人叫刘乾铨，他也是一位中医师。
他一开讲，茶铺里就座无虚席，街上的小娃娃们也在茶铺边上挤得满满地听“巴片儿”。
刘老师讲《三国》最为有名，不仅把“三国”铺陈得头头是道，而且也是散打评书，旁征博引、古今串联、随手拈来，口齿利落、举一反三，使人听得是如醉如痴、频频点头、似有所悟，时而引得哄堂大笑，时而令人感叹唏嘘。
别人说“三国”最多说两三个月，刘老师却可以说上两三年。
我还听说，当时著名川人文学大师李劼人，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等都来听过他说评书。
甚至有的老人还说，刘老师的水平并不亚于现今成名评书大师袁阔成。
此话虽不能全信，但刘老师这一民间草根艺人，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人们所遗忘，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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