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郊的民居与标志性建筑
作者 龙德瑛
“社青”是“社会青年”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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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打垒——遥远而亲切的记忆
干打垒，是一种上覆石棉瓦或牛毛毡、垒泥为墙的土胚房，它出现在东郊建厂之初，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才渐渐消失。
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无数的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来到成都，落户东郊。
“先生产后生活”，是那个年代的精神准则，现代化的厂房内，机器等生产设备一切已经就绪，职工宿舍虽然也修建了一些，却远远不够。建房，成了当务之急。
那是一个激情洋溢、产生了无数奇迹和神话的年代，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时代精神感召下，职工、家属在工厂的有序组织下，自己动手修干打垒。脚下的黄泥巴，就是修房子上好的建筑材料。
工厂实行三班倒，工人们在厂里上完自己的班，又热火朝天地往建筑工地上赶。上夜班的干白天，下白班的接夜班。高音喇叭里，高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工地上，大家嗨呀嗨地干得欢，“咱们的汗水往下淌，咱们的脸上发红光”，嗨，那歌里唱的，跟现场的情景一模一样！
建土胚房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制作泥胚砖：将泥巴挖起来，放进一个四面可以拆卸的木盒子里，用木杵使劲捶打结实，将木盒四面的木板一拆，一块比普通红砖大好几倍的泥胚土砖就成了。再将这些泥胚砖垒成墙，上面盖上石棉瓦或者牛毛毡，一间房子就立起来了。
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用木模具垒墙，程序和打土胚砖一样，只是人要站到墙上去用木杵夯结实。优点是墙一次成形，不用再砌，缺点是随着墙的增高，填泥、夯土的难度也会增大。
厂里职工家属上工地的人那么多，采用土胚砖砌墙的办法，最符合劳动力的均衡分配。
大家打砖的打砖，砌墙的砌墙，一天就立起一排土胚房，两天就封顶，三天就可以搬进去住人了，
真正的大跃进速度！
后来，东郊陆续修了许多带苏式风味的“洋房子”，厨房、阳台、厕所，样样齐全，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本来是套二、套三的漂亮房子，因为职工人数的众多，就变成了“小杂院”，套二的安两家、套三的就安三家，两家三家的共用一个厨房卫生间，虽说是拥挤不堪，但总比连厕所没有的干打垒要方便一些嘛。
老职工搬进新楼房了，等在后面的新职工又欢天喜地地搬进去，摸摸厚厚的土胚墙，打量打量立着几根钢筋的狭小窗户，心满意足地说：弄根铁丝把窗帘挂上，就没有监狱的感觉了！
那个时候没有搬家公司，谁分到了新房，车间里的人，从工段长到师兄弟，都是要来帮忙的。这番话，如果是被工段长听到了，恰巧这个工长又是个参加了建厂初期修房子的老革命，必定要遭到一顿教训：你小子别监狱监狱的，没这窗子，空气就对流不到！没这几根钢筋，贼娃子还不翻进来把你给偷个精光？给你说，这干打垒本来是没有窗子的，这还是享人家老职工的现成，后面等着搬进来的，好长一串呢！
遭训斥者一点不生气，工长说的都是实情，能够分得到干打垒，已经是福气加运气，比起三家两家经常为共用一个厕所厨房发生矛盾，干打垒在邻居关系方面少好多碰撞啊。
干打垒墙壁厚厚的，电灯、天然气还是接通了的。进门处，隔出有薄薄的一间，那是厨房；后面的大间，放一架双人床，一个五斗橱，还可以放上房产科发的两抽桌，将来孩子上学了，就可以在那上面写作业了。平时下了班，往这个10来平方米的小巢里一钻，老婆孩子热炕头，自成一番天地。
闷热的夏天，是干打垒住户们交往最密切的日子，大家端个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口，摇把大蒲扇拉家常。
房子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有人说：如果能将头上盖的石棉瓦换成厚厚的谷草就好了，那谷草你不要嫌它土，真正的冬暖夏凉！马上有人反驳：我们是现代化的国防大厂哦，把工人老大哥的房子盖成乡坝头农民的茅草房？简直笑话！末了，大家免不了相互叹息一番：干打垒的夏天就是难过啊，石棉瓦不隔热，太阳一晒，地下的潮气就往上蒸，又闷又热，实在是有些遭不住了；如果再半夜三更来一场暴雨，风把牛毛毡掀起来了，不要睡了，赶快起来接水抗涝吧；天亮了，赶快去房产科申领一圈牛毛毡来补漏吧。
但是，一年又遇得到几次这样的大雨呢？况且，干打垒家家都“搭偏偏”扩充了地盘的，这多出的3、4个平米做成厨房，好安逸哦！好奢侈哦！
更多的时间，干打垒房子的主人们是幸福而满足的。
刃具厂的红楼与乡愁
东郊建厂之初，正处于中苏友好的特别年代。大批的苏联专家，带着从厂房土建到机器安装的全套图纸，来支援中国的工业建设，在成都的东郊，留下了一批体现着俄罗斯民族建筑审美观的标志性建筑。
如今仍然屹立在北一环路刃具厂旧址上的红楼，便是这样一栋典型的苏式建筑。
曾经闻名遐迩的成都量具刃具厂已经被房地产商开发为“浅水半岛”了，只有红楼，作为东郊工业进程的见证被保留下来，以高层电梯的浅水半岛为背景，带着美人迟暮的凄清，在刃具立交桥车来车往的一派喧嚣中，以她昔日的端庄和娴静，一如既往地吸引着过往行人的视线。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便知道了那座红楼所在地叫做“量具刃具厂”。因为有了那座红楼，少年的我，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量具刃具”之前，已经将这样一个拗口的名字叫得溜溜熟了。
应该说，成都刃具厂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座美丽的红楼。因为它不属于国防保密厂，所以，它当时的知名度，远远高于82、69、107等国防厂。
小学五年级时候，我转学去了重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高兴不起来，老是思念成都的老师和同学，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就叫做“乡愁”。
有一天放了学，我到一个同学家里去做作业，碰见了她的大姐。她大姐的打扮一看就不像重庆人——重庆姑娘夏天的典型打扮是上身一件棉织的运动衫（就是现在喊的体恤衫），下身一条短裤。可同学的大姐呢，花绸的褂子扎在黑色的真丝裙里，真丝裙长过膝盖，依重庆人的审美来看，不清爽，热死人！
我说，你姐姐咋穿得跟成都人一样呢？我同学骄傲地说，当然了，我大姐在成都量具刃具厂工作嘛！我一听说量具刃具厂，一下子就激动起来——哎呀，就是那个有座外国红楼的厂啊？姐姐，你好港哦，在那里面上班！同学的大姐眼睛一亮，拉住我的手亲切地问我：满口的成都腔，刚来重庆不久吧？我一下子就有些热泪盈眶了，郁结于心的乡愁，瞬间冲口而出：姐姐，我想回成都，我想去看红楼！
刃具厂的红楼，哪里能够和九眼桥的望江楼相比呢？望江楼、武侯祠、青羊宫等名胜古迹，才是和成都联系最紧密、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嘛！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少女时代的我，竟然将刃具厂的红楼作为了乡愁的对应物！
消防瞭望塔——东郊最高的建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都是没有三层以上的楼房的。为什么成都最多只能修三层楼的房子呢？当时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成都地下尽是水，不好打地基。
的确，当时的成都挖地三尺便见水，大街小巷，水井随处可见，望江公园有著名的薛涛井，寻常巷陌有无数的井，清凉甘甜，在自来水没普及前，成都人洗衣做饭，靠的就是这些井了，以井命名的街道，锦江区有“水井街”，武侯区有“凉水井”，大家由此对成都地质不适宜修高楼的说法是深信不疑。
可以想见，当东郊420厂那座高7层30多米高的消防瞭望塔拔地而起，出现在成都平原上的时候，在成都市民心中，引起了多大的震撼和欢欣——喝，那么高！成都还是可以修高楼的嘛！
和刃具厂的红楼一样，420厂区的消防瞭望塔，也是出自苏联专家之手，作为东郊最高的标志性建筑，是一道扯眼的风景线。
瞭望塔通体用红砖砌筑，内有旋转楼梯通顶。厂里设有消防队，24小时都有消防队员在塔顶值班，关注火情。当时电话是个稀罕物，一旦发现了火险，队员就站在高高的塔顶，拿起大喇叭使劲一吹，警报就传出去了，很有点古代烽火台的味道，比起现在的电话报警，刺激多了。
420被房地产商开发为华润24城后，这个曾为东郊工业立下赫赫战功的消防瞭望塔，被保留进了东郊工业博物馆。
《建设者》——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见证
建设者的雕塑比起红楼、瞭望塔，年代要稍晚一些。
《建设者》原先坐落在水碾河的十字路中央，雕塑底部为一大银色金属圆环，环上立有一男一女两名工人。女工屈膝坐于环上，神情恬静，似为工间小憩。男工穿工作服，头上戴的电焊工帽意气风发地掀上去，昂首挺胸，张开着嘴，似在大声召唤着什么。每当人们从这里经过，都不禁要对这个雕塑行几秒钟的注目礼。
可别小看这个雕塑，它代表着成都现代的工业文明，代表着东郊的国防厂，代表着当时年轻人的就业梦想，艺术而又形象地体现了当时工人、尤其是国防大厂工人们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发自内心的自豪。
当时，成都市的猪肉每斤0.77元，排骨0.35元；成都市属工厂一个二级工的月工资33元，东郊国防厂的二级工却是39元！仅此一点，就让当时的人们对进国防厂趋之若鹜了，其踊跃之情，有如当今人们对公务员职位的深情渴望。
然而，国防厂对于普通市民阶层的子弟来说，注定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以从沈阳迁过来的420厂为例，职工除随厂整体内迁而来的之外，技术人员都是来自北航、南航、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等名校的高材生，厂里一般工人的构成，除了转业军人，大量的工人毕业于成都航校、南昌航校、株洲航校。70年代初期，面向社会有了小范围的招工，但是那个推荐啊，政审啊，普通市民家庭能够进去的人，少之又少！
进东郊国防厂，是无数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的梦想，是一种信仰和荣誉，进去了，就是一笔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东郊的国防厂里，高干子弟一抓一大把。进国防厂，是“干子”们继参军之外的另一条就业捷径。
后来，随着国有大厂“干子”们先知先觉地纷纷调离，工厂的改制和工人的下岗，这座著名的雕像被市民们调侃地称为“工人阶级等于零”。
那做呼喊状的男工，喊话的内容也被赋予了特定社会时期的关键词而全市流行——80年代，国家物价放开，他喊的是“又涨价了”；90年代，他喊的是“下岗罗”。
进入新世纪，这座雕像，与80年代以前工人阶级的辉煌，一起搬进了东郊工业博物馆，而绿树繁茂的420厂区，也以27亿元的价格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搬迁到了新都，和420厂鼎盛时期对外交往的一个化名——“新都机械厂”，至少从地域上来说，是名副其实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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