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茂华、礼广贵
编辑 ▏平叔
罗蜀芳，成都人是我国老一辈盲哑教育家，她一生致力于盲哑教育，其光辉业绩和献身精神一直感动着我们。
文章摘自《罗蜀芳回忆录》，由平叔改写，即日起在《平叔闲谭》连载。
《罗蜀芳回忆录》由王茂华、礼广贵整理、撰写。
1
一九零六年，我出生在成都城守街一个木质镜匣手工作坊主的家里。五年后，即辛亥秋，成都爆发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起义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建立民国。
至今，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少城公园）内还耸立着一座“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我们原籍是双流县彭家场，距成都二十公里。
清朝末年，四川农村经济凋蔽，父亲罗应阳没有多少土地，年轻时流入成都谋生，学得一手好木质镜匣手艺。
木质镜匣如笔筒、笔架、茶具、餐具、帽筒、烟盘子、花瓶等，是当时殷实人家装璜客厅堂屋的重要摆设。成都的土漆镜匣比福建土漆镜匣在国内市场上更受人欢迎，连北京的达官贵人都远到四川来采购。
我出生时，父亲已由学徒、匠人成为小木质镜匣作坊主，自产自销，内部生产，门市销售，请了六七个匠人和学徒。
父亲不识字，但也学得经营作坊生意的本事，逐渐在成都还买了三处房产，家道小康，在城守街也算是小有声誉的作坊主了。
作坊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家人和匠人学徒一样，无分冬夏，一日两餐，早晨吃泡菜、豆芽，午饭吃小菜，晚间干活到掌灯时分，却不给晚饭吃。每月初二、十六打两次“牙祭”，也只是吃点熬锅肉，什么点心，小孩子是根本吃不到的。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买来月饼、核桃，要用来先敬菩萨，小孩子等得都打瞌睡了，还吃不到口，最后分吃时，只能得到半块月饼，四个核桃。春节时，也只能吃点红糖汤元（自作）和面条。
靠着这样的省吃俭用，勒紧腰带，父亲的“家业”才日渐兴隆起来。
母亲罗任氏，生四男两女，我行四，前有三个哥哥，后有一妹一弟。
父亲深受没读书之苦，乃在家设私塾，请江老师（秀才）教三个哥哥读四书五经。念完书，大哥就承继父业，学镜匣手艺，二哥学中医，十六岁开始在关帝庙为人治病。
因痨病长期医治无效，父亲四十八岁时病故，他还是三弟兄中寿命最长的。
痨病在那时是不治之症，痨病夺去了我家父子两代三个人的生命。三哥在三十几岁病故，弟妹都早期夭折，都是死于痨病。
父亲死后，大哥主持作坊业务。他漆工、雕工、嵌工手艺全面，还能记帐，但不擅长对外交际，只会干活。生意经营只好由二哥承担，他才十八岁，就不得不放弃行医工作。
民国初期，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经济侵略较清朝末期更甚，日货充斥中国市场，内陆亦然。
日本的镜匣漆作手艺，原来学自中国，但竟后来居上。在日货的倾销和排挤下，我家的镜匣生意一落千丈；加上卖货所得的是纸币，而官府收税却只要银元，纸币币值日跌，苛捐杂税日增。
入不敷出，亏累日甚，不得不将三处房产先后卖掉，开始租房子住。
二哥头脑灵活，追随潮流，断然放弃父子两代的镜匣旧业，转做疋头（指纺织品）生意，经营上海洋货。开始时买卖还不错，生活也有改善，一天吃三餐干饭，打“牙祭”也可吃到肝子和溜炸一类的荤菜，连称呼也变了，管事的改称先生，徒工改称学生。
但好景不长，军阀混战，市面萧条，加上同业间的激烈竞争，疋头生意难以做下去。于是二哥又和人集股创办光明电灯公司，这是在启明电灯公司之后的成都第二家电灯厂。与此同时，还研究生产过脱谷机，但因不易推广销售，不久即停止生产。后来，因光明电灯公司竞争不过启明，败下阵来，只好将电灯公司的全部机器设备，连同工程师、电工一并转卖给外县城。
最后二哥又集资搞电影放映生意，先在城守街建新民电影院，这是成都第一家上演有声片。不久，又合股在西御街建中央电影院。到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无法维持，不得不在一九四八年都卖了出去。
就这样生意不断变换，而老本却越来越少，这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经济发展无路，日趋败落的一个缩影。
2
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并未因辛亥革命、改建民国而立即消失。
旧社会男尊女卑，夫唱妇随，妇女没有社会地位，更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在僻处内陆的四川这种现象更是普遍。
直到父亲死后的下半年，我已九岁时，母亲才同意送我和妹妹入塾。
在私塾读了一年书，读的是《女儿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千字文》以及《大学》、《中庸》等。
当时风气渐开，私塾正逐步为《洋学堂》代替，连我们私塾的江老师也送他的儿子女儿上明德小学读书，于是在第二年，我也进了明德小学，读二年级。
从私塾进入小学，我好像一下子进入一个新天地。念的是共和国国文课本，第一课是什么“荷花上，有蜻蜓，身有节，能屈伸。”比私塾读的有趣得多，也好背得多，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我还牢记着呢！还有唱歌课，体育游戏课，孩子们对这些课都有极大的兴趣。
当时女孩子还都缠着裹脚布，有一天，下雨湿脚，女同学连喊带叫，高高兴兴地将缠脚布解开，塞进书包里，打赤脚淌水玩，简直是玩不够。可是明德小学的这种欢快生活只一年，就因《红边边》（指一九一六年滇军，头戴红布箍）入川，战火纷飞，兵荒马乱，学校停课，小学又读不成了。
那时我和妹妹的身体都很软弱，长得瘦小枯干，母亲不识字，很迷信，听信算命先生瞎说什么我俩过不了“童子关”，即活不过十二、三岁，要想消灾免祸就得送我们出家去念经信佛。
幸运的是母亲没把我们送进寺院，而是送到附近一个私人办的“佛堂”去。在那里住，在那里吃，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外宿。
母亲信佛，也经常到“佛堂”来念经打坐，有时还陪我们住在“佛堂”里。母亲对我们的约束管教很严，在“佛堂”里，我们跟一个还俗的和尚念经，什么《大悲咒》、《金刚经》等。我们只是照本朗诵，而实不解其义。“佛堂”生活，我只记得是一日三餐，吃斋吃素。
白天听和尚讲经说法，讲易经八卦算命等，再就是参禅打坐，要大拇指相对，手心向上，两腿盘坐，忘我忘形，忘掉世俗杂念，忘掉七情六欲，一心只想西天极乐世界，就这样一坐一两小时，我们除不穿袈裟，不剃头发外，其余都同和尚一样。除此以外，每天还要练字。
妹妹十分聪明，经文比我背诵得快，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逢年过节还给人写对子。我只学会了算命、卜卦、合婚等。
二哥一直反对母亲送我们上“佛堂”念经，但又拗不过母亲。二哥大我十岁，当时已二十出头，娶了二嫂，已是一家之主。
他思想新，反对迷信，不信宗教，最后他想出一个点子，让徒弟到“佛堂”来吓唬我们说：“再在文疯子（指教我们念经的和尚）这里念经，你二哥就要拿鸡毛掸子来打你们了！”我们竟信以为真。其实我们也不愿关在“佛堂”里，一天到晚出不去，过着那种单调寂寞与世隔绝的生活。于是我和妹妹就偷偷跑回家去，母亲也奈何不得，从此就结束了我在“佛堂”念经两年的生活。
3
这时时成都局势已渐趋安定，市面恢复正常，小学校又开始上课。我们本应立即复学，但母亲坚决不依，她对洋学堂一向很反感，对明德小学的男女合校更不赞成，于是我们只好失学，在家耍起。
我常到二嫂妹妹的公婆家闲耍，她的小姑子李玉芳、李玉芬姐妹俩都在华英小学读书。
当时成都有个教会办的华英书局，专印《圣经》和教会的宣传书画报刊。我常随李家姐妹去华英书局耍，在书局工作的英国人彭普乐我夫人（我们叫她彭师母，也是英国人）办个“日光会”，每星期六下午集会，教唱“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一类宗教歌曲，宣讲《圣经》上的一些故事，我们都去听，也跟着唱。
彭师母每次都让我先将歌曲写在一张大纸上，然后挂起来，以便教大家唱。我感觉这一切都很新鲜，有意思，以后，每星期六的“日光会”我都参加。这是我在念佛经之后，跟李家姐妹一起参加基督教活动的开始。
真没想到，我小小年纪刚迈出佛门，又进了基督教之门。
这时我不顾母亲对洋学堂的反对，也不不管二哥对宗教的不信任和怀疑，在李家婆婆的支持下，经彭普乐师母的介绍，我个人擅自作主，决定进华英小学读书，是插班生，读四年级。
从李婆婆家借十元钱缴学费和伙食费，从李家借的被褥，搬进华英去住校，和李家俩姐妹一起。
二哥虽然不大赞成我入教会学校读书，但借李家的十元钱他后来还是还给人家了。这是我公然违抗母亲和二哥的意愿，独自思考并采取行动的第一次。
我胜利了，他们没把我怎的，我的胆子更壮了一些。
华英小学是女校，和我过去读的明德小学都是基督教会办的。我在华英一连读五、六年，差一个学期就初中毕业。
在华英我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这是我读书时间最长，也是住校时间最长的一个学校，从这里我和家、和母亲的关系日渐淡薄起来。
我长年住校，有时一个月也不回家一次，因为学校的集体生活太有趣了，太有吸引力。女孩子们在一起，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生活有规律，早晨起来，大清扫，打整宿舍，各处都擦拭得十分干净。午后下课，清理教室，晚间上自习。校园内遍栽一些刺玫花、七里香、爬山虎等。
学生亲手整理的清洁学习环境，大家都很自觉地保持它，不脏不乱。
同学中有七八个孤儿，他们以校为家，伙食、学费、衣服，全由学校供给，我和这些同学相处得十分要好。
在高小毕业前，还要脱产学习一个月家政，煮饭做菜，缝纫编织，带小孩，教洗涤，包尿布，从育婴堂抱个娃娃来实地练习，目的是将来自己成家以后，会带孩子，能操持家务。
这个学校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还实行“借费”的办法，将来工作时分月扣还。我有三个学期是向学校借费，后来我二哥都给还上了。
不久“万县惨案”发生，全国反抗英帝国主义暴行，抵制英货的浪潮，席卷全川，华英女校是英国教会办的学校，宣布停课，我们的学习乃中辍。
4
旧社会习俗，姑娘在二十岁以前，一般都要嫁出。妇女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丝毫没有婚姻自由。
我竟也难逃这个命运的摆布。
十九岁那年，我正在华英读书，我二哥听信媒婆的花言巧语，什么罗家做疋头生意，是大买卖家，叶家（我的丈夫家）有人在市府当差，是官宦人家，真是门当户对，天赐良缘啦等等，也没有做任何调查，就稀里糊涂地同意这门婚事，把我嫁了出去。他倒是完成一件做家长的任务，而我却从此被投进无底的深渊。
我虽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甚至将蚊帐撕成片片，但终于拗不过“在家从父，父死从兄”的这条封建礼教。
婚后我才得知，公公叶大宽在市府任财务科长，娶两房老婆，共生四女，没生男。
他湖南弟弟处有个侄儿名式京，十岁时父母双亡，过了几年，被接来成都，过继给叶大宽的大哥为子。
这就是我的丈夫，他大我半岁。
旧社会四川农村有所谓“冲喜”的陋习，家有重病患者，已经医治无效，如要娶亲办喜事，迎接新娘子进家，就能将病魔赶走，用喜气驱除霉气，病人可转危为安，这纯属迷信无知，谁能想到我竟是这种陋习的牺牲品！
原来叶式京身患肺病，已是晚期，结婚那天，他还在大咯血。而我家竟一无所知，万恶的媒婆一手包办，竟连我的二哥也被骗过了。
母亲知道她剩下的唯一一个女儿竟被当成“冲喜”的新娘子，嫁给一个肺痨病患者，她一面涕泣，一面数落着“我女儿的命太苦了！”她深知我家已有三口人死于肺病，一种可怕的预感猛烈地刺痛她的心。
事已如此，哭有何用？封建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运又强加在我的头上。从此，人前我被称为“少奶奶”，人后我朝夕侍候病人，五更起，三更眠，煎汤熬药，端茶送饭，辍学在家，度日如年。
叶家的封建礼法特别严。早起，我要到公婆面前请安，晚间，要装烟送茶陪座，即陪公公说话。我有啥可说？只好闷坐一旁，听他们摆谈，直到公婆发话“睡去吧！”我才得解脱。回到卧房，早已精疲力竭，还要服侍病人，听他不停的咳嗽，我又怎能安然入睡？
白天则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等于画地为牢。西花厅那边有几个寡妇和未嫁女儿，我都不能从东花厅随便去找她们。叶家男仆跑街买菜，女仆洗衣烧饭，但有时还要我下厨房帮助摘菜。我乘轿回娘家，也要有家丁跟随，好象怕我会出逃似的。我完全失去了读书时的自由生活。
也有一点例外，就是让我上桌吃饭，而叶家规矩是不让姑嫂女辈与男人同席用膳的。我不解其由，可能是我这个媳妇曾读过中学，能识文断字的缘故吧！
对我在叶家的处境，叶式京是完全清楚的，他曾一再对我说过：“这个家你是没法呆下去的，你能读书，还是去读书吧！”但这又谈何容易？
我自叹孤苦伶仃，看不到出路，甚至曾萌生过喝碱水一死了之的念头。但思想反复斗争，下不了决心，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我下定决心要斗争，用斗争去改变我的命运。
过去我能去华英读书，不顾母亲和二哥的反对，不就是自己闯出的一条路吗？
现在更该这样，我要继续去读书，我要走一度中辍了的读书的路，我要冲破叶家的重围。
当我向叶家提出去读书的要求时，果然当即遭到全家反对，他们说：“女子读什么书？哪个等你挣钱不成？”甚至讽刺我：“还想戴‘顶子’（指做官）吗”最后推脱说：“这事我们做不了主，要和你娘家二哥商量”等等。
罗蜀芳能否冲出樊笼？去继续读书……请待明天分解。
（未完待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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