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改写 ▏平叔
罗蜀芳，成都人是我国老一辈盲哑教育家，她一生致力于盲哑教育，其光辉业绩和献身精神一直感动着我们。
文章摘自《罗蜀芳回忆录》，由平叔改写，即日起在《平叔闲谭》连载。
《罗蜀芳回忆录》由王茂华、礼广贵整理、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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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夏天，我从烟台启音师范学校毕业，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乡成都市。
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虽然很觉劳累，但我还是立即去基督教浸礼会找夏时雨牧师，他已向中西慈善团盲哑学校张履常校长推荐，张正式聘请我去学校做教师。
回到成都不久，我又请唐建达律师（我的朝阳大学同学）办了我和叶家脱离家庭关系的正式手续。从此，封建家庭对我再没有任何法律上、道义上的约束力。
我从此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一心一意地为盲哑教育服务了。
学校坐落在成都东门内的昭忠祠街，是栋中西结合的建筑，H形二层教学楼，楼下是盲哑生的教室，楼上是师生宿舍。
两个套院，一进校门就是一丛盘根错节的七里香树，种着龙须草的草坪间以各色花木。后院有一个篮球场大的操场，左边是师生的食堂和厨房，右边是手工教室和音乐教室。所有的房间道路都没有坡坑和门槛，便于盲生行走；所有的房间都用活动门板，便于一室多用。
我被分配教三个班级的发音课和指语课。
我那时作为一名普通的年轻新教师，无法去研究这所学校的整个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也来不及研究我的教学对象。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我所担任的课程上。
我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没有教材，没有教学参考资料，甚至没有前任教师的指导。前任教师其时已辞职离校。
没有教材又如何制订教学计划？所以我得首先着手编写教材。编写一套发音教材和一套指语教材。
我所学的贝利字母发音法及莱恩指语是舶来品，我深感中国人学它之艰难，而且它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语言环境。
我下决心改造它。
我在图书馆翻阅了所能找到的资料，我惊喜地从百科全书中查到了有关指语法的简单描述。我反复研究中国的各类字典。我开始将贝利发音法及莱恩指语，按我国当时应用的国语拼音法重新编写绘图。
我还写了类似“千字文”那样的新注音识读课本一本，供学生读写使用。
一开始上课就不顺利，我照搬烟台办法，采用个别教学法。结果，当我在镜子面前向一名学生授课时，大多数学生无事可做，有的还离开座位淘气捣乱，我用手势或口令来维持课堂秩序都是无效的。因为只要他们不看我，也听不到我的命令，他们全可以各行其是了。这样不仅浪费了许多时间，教学效果也极低，弄得我束手无策。
继而我改变教学方式，尽量面对全班学生，采用班级式集体授课。但这样又失败了，因为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生理心理状况各异，耳聋程度不同，学前所受教育程度也不同，我这种教法，有的学生能接受，而有的学生一无所得。
现实迫使我去研究学生，制订对每个学生的教案，采用最有效的教学方式和教法。
经过调查，我弄清了我的学生各年龄段，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六、七岁。
耳聋程度的调查最为重要，它是研究聋生生理、心理的最重要依据。我调查了十二名学生，耳聋程度可分为轻度耳聋，中度耳聋和全聋三种。耳聋的形成，有的为先天，有的为后天。而后天致聋的程度和差别较大，原因各异。调查证明，听力损害的时间和程度对他们语言的发展和学习障碍影响极大。
弄清耳聋情况，我才能制订对每个学生听话训练的要求。
声带破损程度的调查十分困难，但必须有所了解。那时医学科学技术不能帮助我做出准确测定，我只能反复诱导学生发音来观察他们的声带。
学生声带破损程度也可分轻、中、全三种。弄清它，我才可能制订出对每个学生发音训练的要求。
比如在第一年里，有一天张校长给我班送来了一名九岁的女聋哑儿童。这个孩子哭笑无声，经我多次反复教她发音，始终发不出声。后来了解到她是声带全损，我就着重教给她指语和手势语，几十年后，她仍不能发声，但可以阅读写字和工作。
还有一个男孩黄跃灵，他来我班时只有六、七岁，白晰的面孔，文静的表情，只是不会发声。我了解他是后天耳聋，声带不全破损，我制订了对他发声训练的计划。黄跃灵一九四二年在明声聋哑校毕业，在成都市卫生宣教所任美工工作，年年被评为先进。
在教学中我又逐渐发现，聋哑儿童掌握语言，识记字词的遗忘现象很严重。
开始我以为，这只不过是像普通儿童一样，加强复习和练习，使暂时记忆形成永久记忆这解决问题了。然而事实不然，我班有一名从宜宾市送来的女聋哑儿童，她有点听力，声带中度破损，我教她一段时间，她能流利地跟着我说话，可是很快就忘了。虽然反复训练还是要忘。
有一次，我用口语和眼睛教她说“这是房子”。她清晰流畅地重复了我的话。我问她我们说了什么话，什么意思，她摇了摇头表示不明白。既然是不明白不理解的话，即使能说出来，又怎能不遗忘呢？不理解的东西学着去说，尤如鹦鹉学舌，只有理解的东西，形成了技能技巧，才能记忆它。
我那时没有学过巴甫洛夫学说，对于语言学也一知半解，好多问题苦恼着我，我只有从自己实践中去摸索。
我做了许多教具、图画和卡片，我尽一切可能用直观教学，让学生知道每个字词的音、形、意。在发音训练课上，我充分运用学生的视觉、触觉和运动觉，使学生掌握发音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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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教书的月薪是二十五元大洋，从当时来看待遇是丰厚的，生活也是安定的，按中国的旧传统思想“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我本可以安安稳稳干下去，不去作非分之想。但我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我看到，我的国家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而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十八所聋哑学校，一个省还不到一所。
学生也只有七百多人，而这些学校都是教会或慈善团体所办，大多数直接由外国人领导。学校的设置、教育计划比较混乱，教材往往照搬普通学校，师资大部分没有经过专门培训。
成都盲哑学校的好多学生就是被家长抛弃，然后由育婴堂送到这个学校来的；还有的是沿街叫乞的流浪儿，是被街道收容送来。
所以学生的名字凡是带“恩”字的，都是孤儿院送来的，如胡恩勉、李恩宠……；凡是带“育”字的，都是育婴堂送来的，如育道基、育天亢等，街道收容送来的儿童，好多孩子的名字还是老师给取的。即使是由家长送来的，除了少数殷富户外，也有相当一些学生家境贫寒。
我们在一次家访中，见到有个学生家庭，几乎不能容下他祖孙三个。还有些贫苦的家长，靠做小工来供给孩子上学。
这些景像，时常藀绕我的脑际，形成了我的一个念头，盲聋哑人需要的不是可怜和救济，而需要的是社会对他们的平等待遇，需要关心他们受教育的人权，需要自食其力。而他们今天可怜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对他们的岐视和教育对他们的关门。
这些时候我也关注着社会上的成年残疾人，特别是盲聋人，他们成年后只能去卖苦力，做粗活，有的沦为乞丐沿街乞讨，有的算命卜课，打道筒洋琴以维持最低生活……，然而他们是正常人，他们的智力和能力如果发挥出来不亚于普通人，他们是社会的一员，为何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时我萌发了由自己来创办一所聋哑学校的愿望。我坚信我的事业是为人类幸福，为社会正义服务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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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我已在中西慈善团盲哑学校教书四年多。我常常得到家长们衷心地称赞和感激；还有那些参观者，以及教会慈善团体某些要人，也表示了对我工作的满意。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学识和能力远远不足以教好学生。
我在聋哑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以及伦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十分粗浅；我对世界聋哑教育现状，几乎是一无所知。我如井底之蛙，即使在竭力履行义务，又会有多大效果呢？
这个时期，我产生了强烈的再学习深造的愿望。
正好，我在朝阳大学时的同学郭继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当他得知我的愿望后，就积极为我活动。当时政府正在招收留日学生，要招一名出国去学聋哑教育的青年，条件是教过聋哑人，自愿终生从事这一事业。郭继刚为我报了名，并办好了出国手续，我即辞去盲哑学校的教职回家自修，一切准备停当，束装待发。
可是不几天“芦沟桥事变”爆发，祖国处于战火之中。我无心坐在家中读书了，每天就到街上去看报纸。此时，各色各样的报纸都停止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都在头版头条中登载日本侵略罪行及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消息。
全城的学生及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抗日后援会，电慰前线浴血奋战的二十九军。大街小巷贴满了“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标语。
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爱国激情的澎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毅然放弃了留日的打算，把全部精力集中来筹办聋哑学校。
我的朋友们以为我失业了，赋闲在家，都找上门来为我介绍职业。一位女友甚至为我找好了工作，为本城一个军阀的聋哑少爷做家庭教师，主人答应待遇从丰，月薪五十大洋，车接车送；还有一位传传教士推荐我去南京学护士管理，许诺供给食、宿、车费，回来有饭碗。
我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我所要选择的是一条为大众服务的道路，我不愿拜倒在金钱之下。这条道路，虽然荆棘丛生，崎岖险恶，我愿意去走。只要我有双脚，我就要走下去；只要我还能站立，我决不倒下。
我想起了屈原的诗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继续走我追求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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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我想独立开办聋哑学校的想法，朋友常志敬回家说服她的母亲。老人家终于慷慨地将自己在马道街的私宅，拿两间出来给我做校舍。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八年的三月八日这一天，我在马道街十九号常宅门牌旁，挂上了“私立明声聋哑学校”的校牌。校名是我与二哥磋商取的。意思是要使“铁树开花，哑巴说话”。
这天，一所脱离了教会，完全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聋哑学校终于在成都市诞生了！
这座房子有一楼一底，我借用楼下一厅二十多平方米做教室，楼上一室是我与师生的集体宿舍。厨房与房主共用。
前院小小的天井，主人允许给学生做操场；后院一小块平地，我安了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和一个滑梯。
学校的全部开办资金，只有我多年教书积攒的三百元，除了买设备之外，我又用这笔钱打了十张学生桌椅和黑板，买了发音镜。
还自制了发音部位图和词句图片三百张，每张图片上都是图画、拼音字母和汉字三结合；还买了教学实物和玩具……。
我的资金差不多用光了，可是我还需要给教师准备备课桌，给师生准备餐桌、教具柜和各种炊具……。
我开始盘算怎样去三个哥哥家要这些什物。我知道要想达到目的，必须得到三位嫂子的支持，甚至不必去通过哥哥们。
我分析了三位嫂子的性格和为人：大嫂没文化，但性格直爽，在家中最有权威；二嫂有学问，大家闺秀，为人处事大方；三嫂没念过几天书，心地善良，老实厚道，没多少主见。
我先从大嫂突破。我回到大嫂家向她说：“我开张大吉了，大嫂用什么礼品庆贺我？”大嫂笑着说：“你要什么东西，说吧！”我说：“我要你的长餐桌。”大嫂面有难色的说：“你拿走了它，我们用什么东西吃饭？用什么东西熨衣服？”但是大嫂经不起我磨，终于同意让我把餐桌抬走了。
用同样的办法，我又从二嫂和三嫂家里要来了老式的楠木桌、椅、立柜和各种家俱。
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就托人把我在盲哑学校教过的哑生王协斌和陈福宁找来帮我。从此他俩就与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他俩将短暂而平凡的一生，完全献给了聋哑教育事业。
他们的事迹不为人所知，在学校草创及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他俩洒下了血汗，献出了生命，后面我还要介绍他们。
开学这天有四名聋哑孩子来上学，他们就是甘绍英、黄跃灵、余家居。
我一人身兼校长、教师、炊事员和保育员。除了教课，还要给孩子们洗澡、做饭，带他们睡觉。陈福宁跟着我实习教学，王协斌当采买跑外，用他的手势和不清楚的发声，去和各方人士打交道。
这时我的学校已逐渐被社会承认；还有一些社会贤达和教育家如刘之介、芦子鹤等人为这个新诞生的婴儿呼吁；家长也在宣传。
仅仅一个多月，不断地有家长、街道送聋哑孩子来入学，学生迅速激增至三十余名。房舍显然不敷应用了。
还有个影响街坊四邻的问题。房主再有耐心，也实在忍受不了这么多孩子的长期骚扰。须知这都是一些六、七岁至十几岁的聋哑少年和儿童，有些是非常淘气的。
房主不断地暗示我，希望我们快点搬走。看来迁校是势在必行了。
欲知罗蜀芳如何迁校，且听明天分解。
（未完待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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