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改写 ▏平叔
罗蜀芳，成都人是我国老一辈盲哑教育家，她一生致力于盲哑教育，其光辉业绩和献身精神一直感动着我们。
文章摘自《罗蜀芳回忆录》，由平叔改写，即日起在《平叔闲谭》连载。
《罗蜀芳回忆录》由王茂华、礼广贵整理、撰写。
30
一九四六年底，全市“反饥饿、反内战”的罢课和罢教运动也波及盲哑两校。学校的财政危机也日益严重。
当时的公立小学教师，大约月薪是五斗大米。而我们学校，历来是靠募捐维持，倾全力也只能做到月薪三斗大米。
教师们虽绝大多数未婚，但这样的收入依然难以维持个人生活。何况有的还要补贴家庭，自然是要求改善伙食和加薪。
然而最糟的是我聘用的事务主任，一个平庸而脾气暴躁的老太婆，她天天和教师们吵架。
她买回了发霉的大米和烂菜，自觉已经不易了，老师们却还要指责，她也有一肚子的怨气。
这以后发展到老师拒领发霉大米，把烂菜埋在地里，以示抗议。
老太婆也不断找我诉苦，要求辞职。
眼见矛盾越来越尖锐，我试图说服教师，把学校收支帐摊开给大家看，教师们说：“我们不管这些，你是校长，理应设法解决工资问题。限你二十四小时答复！”。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我仍然想不出来办法，教师们开始罢教。
我一面请人劝他们复课，一面出了一个通知贴在校告牌上。上面写着“愿意离校老师请在事务处办理离校手续”。
想不到金续良和五名原师范生果真不干了，也未理睬什么“办手续”，就收拾行装离校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我竟忍不住，当着广大的哑生，在自己写的布告前痛哭失声。
无人授课的危机并不能使我如此伤心，我所伤心的是被自己所信任的人们所抛弃。他们是这样地不了解我，不谅解我，视我为雇主和资本家。我彻夜难眠，我反躬自问，我错在哪里？
所走的教师是学校的脊梁，是教师中的精华。学生们和我一样的伤心，要我去把他们的老师找回来。初中班的女生刘昌明哭了几天，大一点的男生也不明白事情为何到弄到这个地步，也来究诘于我。
这时，有个别的学生退学了。
解放以后，我才逐渐知道了这批教师离开哑校后全部都参加了革命。他们向我说“我们离校，不全为了个人待遇，我们为了全中国的解放非走不可。我们自愿去的地方可是不挣钱的啊！”
四川解放后，曾尔仪也来信对我说“我们现在可以合作了，那时怕连累你，怕学校被砸，没有请你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些教师们常常写信给我，寄给我书籍，他们笑我“你一生自认不过问政治，可是政治要敲你的门，请问这么多进步青年在你学校搞民主运动，地下党员进出你的学校，联系工作，这不是政治又是什么？”
啊！原来我的错，就是错在我这个“不问政治”。
31
这里得说一下海伦·克勒，她是盲聋人，是美国盲聋教育家。她比我大二十多岁，我从未见过她，但她的事绩和教育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我。
克勒在美国及世界学术界上很著名，可是在闭塞的中国，却鲜为人知。马克吐温说过，“十九世纪的人物，可以算拿破仑和海伦·克勒是出类拔萃的了。”
克勒在一岁零七个月时，得了场重病，失明与耳聋两重灾难同时降临到她身上。可是她在教师沙利文女士的帮助下，刚强地生活，居然学会了说话、写字，并且受完高等教育。
她的著作除《自传》之外还有《乐观》、《我的世界》等。克勒既然能有这样的成功，岂不给世界无数盲聋人作出了榜样？盲聋人也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可能，不应永沉沦于废人之列，而且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材。
克勒一生呼吁奔走于世界各地，为盲聋人摹集资金，建立一个“克勒氏瞽者教育基金会”，支援世界各地盲聋教育事业。克勒学习语言的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读也的自传。我曾仔细研究并吸取沙利文女士的教学法，取她们之所长，进行再创造，确实得益非浅。
大约是在一九四七年的冬季，克勒到世界各国考查盲聋教育，她来信希望来成都到我校参观，我当然非常高兴。兴奋之余，我准备了欢迎会和学生的成绩展览，还准备请她给教师讲课，给学生讲演。
克勒还未到来之前，正好成都《工商导报》记者寇麟来明声聋哑校采访，我向她发泄了一些对省市教育当局不满的话。于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工商导报》上以“一个女人的努力，千百个聋哑儿童得救了”为标题，以“罗蜀芳校长访问记”为副标题，将我的谈话原样照登出来。
这里摘录两段原文中我的谈话：
“……民国三十年前后，因抗战而使多数大学迁来成都，使锦城变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地，这一块社会慈善教育的园地，渐渐地开始受人注意，而且曾经受过国际间的赞誉，只不过为自己的政府教育当局忽略而已。”
“……她告诉记者，当年美国当局是如何支持培利夫妇研究聋哑教育，她又说：世界唯一的一位盲聋文学家最近就要来华了，不知道我们的教育当局会怎样的自感惭愧”。这篇报导给我带来的麻烦后面再说。可是克勒到日本就病倒了，只得派她的秘书斯他弗勒来参观。
斯他弗勒参观后大受感动，他说“你们以极少的经费、较短的时间，使聋哑学生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他介绍了一些国家开展聋哑人职业技术教育的经验，并且建议我到美国去看看那里的聋哑教育。
一九四九年克勒用她的基金曾汇给基督教盲哑学校校董会美金六百元，一九五0年和五一年又各汇来六百元美金.我全部交给了市教育局。
32
自从一九四八年二月《工商导报》登载了那篇我前面说过的报道后，不知怎的，逐渐一些流言蜚语开始向我袭来。什么“罗蜀芳那是办什么教育，是个贪污受贿的坏人”；什么“罗蜀芳吃盲哑生空额，发了横财，买了房置了地”等等。
更有甚者，他们拿我的几十年独身生活，没有儿女，纯属个人私生活的事，对我一身清白的名誉任意诽谤。我听到这些流言蜚语非常生气。但我告诫自己，切不可因之而垂头丧气，使造谣者得逞。我知道，中国旧社会一些有成就的妇女，被谣言和诽谤而毁灭的事例，说明造谣者是有目的的。我对于一些关心我的朋友说“让人家说去吧，我走我的路！”
可是不久，四川省教育厅煞有介事地派了督学来盲哑两校检查我的“贪污”来了。
这真是奇耻大辱！我简直气坏了。满肚子的话，就像火山要爆发一样。
我想了一夜，用什么话来接待他们？
见面后，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所五次建校，四次迫迁，在抗日中诞生，在轰炸及艰难困苦中挣扎成长起来的私六聋哑学校，政府从来不屑一顾，为何现在突然这样重视了？这样关心了？真是不胜荣幸！”
我问他们：“十几年来，政府给这两所学校什么支援？拨过多少款？”他们无言以答。我又问“既然政府没给过援助，没拨过款，你们又来查什么？”
当然，查帐我是最欢迎的。我是校长，我从来没有亲自管过学校的财物。我领导的事务处有会计、出纳、保管员，都有严密的财务制度和清楚的帐目。这些并不是我预料到有朝一日政府要来查帐，而是我一贯将学校收支公开，并定期向两校校董会汇报，使得他们对两校经济有所了解，取得他们对办学的支持和信任。
“查帐”期间我很烦恼，心中不时掠过悲愤之感。我回顾这半生可以无愧地说：“我把一切献给了盲聋哑孩子”，我牺牲了青春、家庭、个人名利地位，我把多年来在三所学校任校长的全部薪俸投入了学校开支和支援贫苦盲哑孩子，我自己一直是过着与学生“齐洒扫、同起居、共饮食”的清贫生活，从来没开过小灶，我没有为自己买过一间房、一分地，在国内外没有一文私人存款……。这些我从不后悔，从不向人讲，我信奉“但作好事，不问前程”的古训。可是有那么多发国难财的要人，将人民血汗收刮转移到香港、到国外，为什么没有人去查他们？去办他们？而却来查我这个除了学校和残疾学生之外，一无所有的人？
查帐的结果很快出来了，结论是“查不出问题“。不了了之。
新中国诞生后，事实证明，我除了交给人民政府一所完整的聋哑学校和盲人学校（现成都市盲聋哑学校）之外，我个人是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各种谣言、诽谤，此时才得到完全的澄清。
33
过程是这样的：抗战胜利前夕，人民生活何等艰难，民以食为天，而米价却以几何数字上升，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两校”“一班”二、三百口师生等米下锅，我心急如焚，日夜为筹得食米夺走，真是累得精疲力竭。
开学收食费，是按当时市价计收，可是几天之内，米价就翻了翻，不求救济，又怎么办呢？
我每天坐在中国盲民福利会总干事江鸿起的办公室，请他想办法。江鸿起愁眉苦脸，发着牢骚，对我很不客气，吼着“遇到你这样磨的校长，我江鸿起就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了”。但他终于想出办法，领我去见当时中国盲民福利会的会长宋霭龄。
宋霭龄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姐姐，她在她的会客室接见我们约十多分钟，我们送上了请批救济米的公函，宋霭龄当即面告粮食部长徐湛，让他会同教育部、社会部共同批复。
之后我们就领到一批救济米，分别配给了盲哑两校及师资班。
想不到省教育厅长郭有守闻讯后，突然向盲哑两校校董会提出：“念明声聋哑学校私立难以维持，不如改为省立聋哑学校，至于校长罗蜀芳念其创业维艰，可以继任原职，并在校园内为其树碑，以示褒奖……云云。
我听到此消息十分恼火，我的一生从未参加过这党那派，我极抗拒国民党、三青团、军、警、宪、特人员进盲哑两校，我害怕他们干扰我的办学宗旨，我更怕卷入政治漩涡，我想尽一切办法保存这清净的地方，让我来为盲哑孩子服务。树碑立传，金钱名誉非我所求，理所当然我拒绝了这个决定，校董们支持了我，我心甘情愿吃苦受累，拼着命把这所学校办下去。我的心中反复默念着《圣经》中的一句话：“受伤的芦苇他不会折断……”。
34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了，我与全体师生兴高采烈地投入了新生活。
一九五一年，成都市人民政府接办聋哑两校，更名为成都市盲哑学校。
正当我下定决心，心情舒畅地准备将全部精力和智慧献给新的盲哑学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打击来了。
一九五四年，成都市东城区教育局事先没有通知我，没有与我谈话，突然间在盲哑学校的礼堂，当众宣布将我调出盲哑学校。
我在礼堂接受调令，只见调令上写着：“罗蜀芳不适合任盲哑学校的校长，调往东桂街小学任教师”。
至于为什么不适合做校长？没有任何人向我作解释。即便是不适合做校长，难道连盲哑教师也不能做？依然是没有人来回答我。
我只好默默地打起行李，到东桂街小学到老师去了。
“十年浩劫”中，我与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挨整，又一次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打成“美蒋特务”、“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挨斗，没完没了。但是无论“左”倾路线如何整我，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如何强加给我什么罪名，如何把我下放到哪个底层去，我都不去计较。我的心只系念于盲哑学校和盲哑学生。
那时，我人在东桂街小学，心在盲哑学校，我的思想和生活离不开他们，朋友们说我“中了魔”。那年我四十八岁，在东桂街小学担任一年级任班主任教师，我在执教的日日夜夜里，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之外，夜里灯下伏案写成“怎样管理盲哑学校”以及“如何与聋哑儿童建立感情”两篇专题工作研究文章。
我把这两篇文章送到盲哑学校去，然而在那个年代，有谁会去看我的文章呢？但是我深信不疑，总有一天，人们会去重视我所关心的这些问题的。
35
一九八二年，我在市刊《聋哑人生活》上写了一篇“盛世献余光”的文章，表达我在政治开明、通情达理的盛世无限喜悦的心情。摘录一段如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盲哑教育的发展，在解放前全国只有四十余所盲哑学校，现在已发展至三百余所，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盲聋人协会，最近各地还办了盲聋哑人师资班，并在南京等地办了盲聋哑师范学校。
同时，各地还办了许多盲哑人就业的工厂和盲人按摩医院，盲聋人还可入正常人单位参加工作，同工同酬，目前又普遍发了盲人指路手杖，免费乘车证。盲聋哑人普遍受到社会的尊重。
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我是经过三个朝代的过来人，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要把现在和过去对比，无限感慨于现在的好局势之来之不易。
一九八0年，在我满七十四岁这年，我应邀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盲哑人代表大会，回省以后又被选为成都市、区盲哑人协会的会员、副主席，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
一九八五年，我又被选为四川省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会的理事，继续当选为市区盲哑协会的委员。
一九八四年《成都晚报》的记者江泽丰写了一篇题为“师情殷殷，桃李芬芳”的报道，登载在同年四月十六日的《成都晚报》上，现摘录一段如下：
“辛勤的耕耘必然会得到幸福的收获。如今，罗老师的盲哑学生中，有的已经加入了党的组织、有的已经成了中学教师、科技人员，其中一部份人具备了大专学历。有的在工艺美术、企业管理甚至在教学领域内都曾显露过不凡的才华。而且都有了温暖的家。每逢她的生日都有许多盲哑同学前去看望她，为她祝寿。平时，有些居住在市区的聋哑学生还为罗老师剪裁、缝纫衣物，为罗老师刻印、校对、装订文稿。这此深情挚谊，使罗蜀芳老人感到她并不是独居一室，而是每天都生活在生机盎然的桃李园中”。
是的，要想桃李芬芳，生机盎然，就得不畏艰辛，多多栽树。
粗略统计，一九四九年前在明声聋哑学校就学的学生约二百余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毕业于这所学校。除了个别学生因病死亡之外，绝大多数学生解放后都参加了工作，有些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每年我的聋哑学生都要集会，做诗绘画，给我祝寿。一九八六年春天的一天，我们欢聚王建墓茶社，为庆贺我八十寿辰。
刘任学当场赋诗：
人生七十古来稀，
又晋一旬天不易。（天，指自然规律）
可欣健步颜未老，
百岁光阴信有冀。（希望）
年年寿辰今又临，
满庭喜色格外新。
纵使膝下有儿孙，
桃李更胜儿孙亲。
我的朋友李馥春，不懂得聋哑人的手势谈话，但他为这个场面深深打动，他当场写诗，题为“幸福”：
风雨摧折了幼苗，
忧伤伴随着童年。
慈爱的老师和母校，
拂去了我们头上的乌云。
从此，
雨露阳光，
同样有份。
我们成长了，
绿树成荫，
唱吧！笑吧！
幸福属于我们。
（全文完）
联系客服
